火药:
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
明朝火器种类: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曾经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明朝开花弹:
明代开花弹被广泛使用于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在此摘录一条新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日前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据称,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还能倒出里边的火药。火药均为黑色,其中有一枚较大的火药为土灰色,且部分火药呈米粒大小的颗粒状。
据新华社,出土地雷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古代称之为东胜州)地处黄河岸边的山梁台地,起着雄踞高地、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边界贸易繁荣。元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为了荡平北部元军,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该城出土的地雷正是这时明军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明朝的“地雷”?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当时的地雷是先在敌人的必经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药,上面覆以碎石,以盘香引爆。这些所谓“地雷”根本就是开花弹!“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就是证据,他们挖到的是一个火炮的弹药库!“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斤,
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米的圆型小孔”这些数据也表明了开花弹的本质,试想,地雷需要两种规格,并且铸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内?只有火炮才要求炮弹有如此的精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炮弹大于火炮口径就无法发射,而小于火炮口径会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射程和精度都无法保证。感谢这些数据让我们知道当时那里的火炮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口径为85毫米的,另一种是口径为110毫米的。从这些数据我们还知道了东西方的开花弹有一个区别: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当时明朝军队的火炮除了装备开花弹,还装备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和霰弹。实心弹是由铁或者铅铸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是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直接命中的话非死即残,但努尔哈赤并没有肢体断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实心弹打死的。再看霰弹,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构成,射击时可以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是霰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努尔哈赤是不会将军营设在离城墙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弹也可以排除。如此一来,只有开花弹是杀死努尔哈赤的“真凶”,开花弹是铁壳,可以及远,同时爆炸时威力大。推测当时的情况是一枚开花弹落在努尔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弹片和冲击波击成重伤,不治身亡。
明朝火枪: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泡泡语:比较早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满清后期的丢人史:
满清后期,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闹了笑话,说明了当时满清的愚昧和无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算是满清能叫得出名的几个还懂一点军械和洋务的,其中更有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能代表满清军事科技的最高见地的人物,可他们居然联合在一起闹了一出笑话……
鸦片战争时满清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不知开花弹为何物;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
李鸿章居然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这就是当时满清的军事科技水准,不败给洋人可能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清统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明朝的开花弹并非引进,而是自行开发的,由于满清当时已经没有了丝毫创新能力,所以才会误认为只要是先进东西就是泊来品。
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
左宗棠的哀叹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不过他错得更可怜,“利器”(开花弹)不是“入中国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后金头努儿哈赤就是被开花弹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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