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的6月我和大卫到北京旅游结婚的时候我大伯去世了。二伯和姑妈们从临淄、大连和威海赶回青岛送大伯最后一程，妈妈按照礼节拿好钱并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和爸爸一起赶到大伯家治丧。

爸爸却突然来了一句：“你去干什么？都是俺家人。”那年我爸和妈妈结婚已经32年了。

也许在我爸心里一直没有用大红花轿把妈妈从正大门抬进来。

妈妈是精明人一听这话自然反应激烈，拒绝和爸爸去大伯家，爸爸好说歹说哄着妈妈才平息了这场不该发生的一幕。最终去参加了大伯的葬礼。

大伯是个“布尔什维克”，活着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很有人缘的。解放过威海、打过抗美援朝，也算得上是立过战功的老兵。但是，葬礼上除了寥寥几个亲戚没有战友和同志们，就连个小型追悼会也没有，也许遗体告别后便低调作古了。

妈妈也是善良的女人，在我结婚旅游回来时，妈妈还是愤愤不平地把这件事讲给了我听，但是她很快就原谅了爸爸的“口误”，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我们家总是在这种暴风骤雨和轻描淡写中来回切换。当时我不太理解我妈到底是“难得糊涂”还是“一塌糊涂”。哎，真是糊涂的“爱”！

“你姐姐说一会儿也会过来”妈妈边从厨房探出头边说。

“好，我等她一会吧！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她了。“我边吃边和我妈说着话。

叮咚，门铃响了。

“山东人不抗重念，来了。”妈妈嘟囔着顺手摘下挂在厨房门口的钥匙去开防盗门。

姐夫在单位也是个管事儿的小官，比我家早几年过上了“礼尚往来”的日子，虽然只是些吃吃喝喝，但柴、米、油、盐自从96年之后已经成为工薪阶层生活里的“重头戏”了！

姐姐继承了妈妈的精明和美貌做事有礼有节但不像妈妈那样有时犯糊涂，她出入衣着得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在我看来她和姐夫相敬如宾羡煞旁人。她也很会总结教训，审时度势从不主动惹是生非。符合中国审美标准：小家碧玉型女人。

“姐，你来了，”我见姐姐提着些吃的放到厨房门口，便先打了声招呼。

“昂，快过节了，看看咱妈。”姐姐歪头笑着和我说。

“莉莉，吃饭了吗？”妈妈关心地问。

“妈，你别忙了，我吃过了。”姐姐回答着。

我知道她是吃过的。因为她这人是从不给别人添一丝麻烦的，再者，我姐夫的厨艺那也是一级棒！所以我也没有急着给她去厨房取筷子。

“最近好吗？还犯哮喘病吗？”姐姐拖了一把椅子做到我身边礼节式地问道。

“还好，就是学车的时候把我累得犯过一次病，最近好了很多。”我答道。

“天气凉了，多穿点儿，感冒的人太多了最近就少出门吧！”姐姐追加了一句。

“知道，但车还没有学出来还是要抓紧时间万一拖到冬天会更遭罪。”我答道。

“学车干什么，女孩子家家的，结了婚就是家庭妇女好好的相夫教子，做好女人该做的事比什么都强。”姐姐说道。

的确，这也是姐姐如今被姐夫捧在手心里疼爱的成功经验。

我知道这又是她和妈妈共同认知：我婚姻不幸福的根源就是：不能恪守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