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杭州后的这段时间，袁东华过得并不如意。或者说，他过得很憋屈。

藤原大佑回到日本后，藤原智子对新九福药厂的控制，一直是若即若离。

藤原智子如此做派，自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

就袁东华和汤玉泉的关系来说，作为纵横商场和江湖多年的老狐狸，汤玉泉还真是没把袁东华看在眼里。

虽然，在名义上他们是合作伙伴，但在汤玉泉看来，袁东华根本不够格。

这些，对自尊心很强的袁东华来说，他自然心知肚明。

在与藤原、老汤的关系中，自己一直处于弱势，袁东华一直以来并没有“翻盘”的机会。

或者说，袁东华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等待的过场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

在酒精已经不足以麻木自己的情况下，看不惯赌和毒，也不愿染指赌和毒的袁东华，被王三胖引到了“黄”这条路上。

有一段时间，袁东华在王三胖的陪伴下，在醉酒之后，几乎成了妓\院的常客。

对袁东华来说，如果只是酗酒、逛妓\院，倒了罢了。

不幸的是，在逛妓\院的过程中，他喜欢上了当时的一位名妓，唐一飞。

…………

民国时期，近代文明及社会制度的发展，越发突显娼妓业对国家与社会的危害。

1923年，国会非常会议上，议员田桐、高旭等51人提出了实施废娼运动的主张。

他们认为，娼妓业有伤国家体制。

“国有子女，不教读书，教之卖笑；不教作妇，教之为娼。收毫末之利益，害国家之面目，究属成何事体？”他们认为，娼妓业有伤社会风化。

这些人认为，自古以来，娼燎便给人以“隔江犹唱”、“亡国不知”的悲怜之感，她们多于“曲街小巷，秘密宣淫，以言艳生。”

“其尤甚者，衣服装束，务为妖奇。一年一换，一季一换。一娼唱之，百娼和之，太太和之，小姐和之……至于梳头也，鞋袜也，以及大小装饰品，莫不由娼妓先，社会仿之。”

事实上，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妇女解放思潮渐次兴起。

禁娼者认为要尊重妇女们应有的地位，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废除娼妓制度。

妓\女悲惨的生活境遇与新社会的近代文明极不相称，特别与日渐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之思潮相悖。

然而在当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

1928年8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国民政\府将废除娼妓问题提上了日程。

1919年11月，当时的杭州市公布了《限制妓\女取缔办法》，标志着杭州市废除娼妓运动的开始。

1928年，杭州市公安局为预防传染病起见，在拱宸桥建立公娼检验所，对各区从业妓\女进行健康检查。

1929年3月，“因时值春令，各妓\女梅毒发生之际”，所以，无论“一、二、三等妓\女，分别入检验所检验，以免遗毒狎客。”

“警署检验所得之结果，二、三等妓大半都有毒”。

至3月15日，“二三等妓\女，遵令投所检验者，计二等女二十七人，三等妓\女十九人。患毒者二等妓\女六人，三等妓\女十一人，均令留所医治。”

在此背景下，杭州城废娼声浪日渐高涨。

1929年11月14日，杭州市公安局拟定《限制取缔娼妓办法》，呈请市府施行。

文附《限制取缔妓\女办法》九条，其中包括：

凡不满十六岁之女子不准为娼；

已领执照妓\女，如有未成年者，即将执照吊销，不准营业；

冒名顶替之妓\女，吊销执照，不准营业；

有花柳病者，勒令出院医治，不准营业；

妓\女人数以现有为限……

当时的杭州市公安局在实施禁娼前，先对拱埠的从业妓\女进行了调查。

“城北拱埠官妓，近来非特不稍减少，且有增加之势，为预备实行禁绝起见”，从1928年起“派员分赴各院调查”。

1929年9月15日，杭州市公安局令“该地娼妓，无论长三、么二，均须拍四寸照一张，连同志愿书，限五日内一并迭送局，以便查核而定取缔方针。”

当年9月底，调查结束，江干有妓\院二十一家，共计五十九人；拱埠妓\院二百二十三家，共计四百三十四人，其中，甲等妓三十八人，乙等妓三百九十六人。

调查后，市公安局令“以现有人数为限，各埠不准再开妓\院，亦不准添招\妓\女，既妓\女之因故停业或歇业者，亦再不准复业”。

当时的公安局对娼妓业的取缔方法不得不有所顾忌，“市公安局以市区内南北两埠公娼，为数实多，欲加取缔，殊感困难。盖因此辈公娼，一旦取缔，有似工人失业，势必流为私娼，遗毒仍在。”

所以，公安局采用了抽签分批废除的办法。1929年12月，决定将南北两埠妓\女分六期抽签。

1930年3月1日，杭州城正式实行抽签废娼。

此次应废妓\女人数，拱埠一等妓\女原有三十八人，除已停业者三名，包帐者十二名外，应在二十三名内抽六分之一，计废四名；

二等妓\女原有二百九十七名，除包帐者百二十八名外，应以一百六十九名内抽废六分之一，计抽二十八名。

两者共计三十一名。签以竹制，书写“发”“留”二种，外包白纸，各妓\女自行抽取。

部分妓\女虽被抽废，脱离火坑，但不同妓\女的情况及心态也各有差异。

《杭州之废娼抽签详记》载：一等妓\女楚楚，现被抽废，负债达四千元。

二等妓\女刘秀英，以平时挥霍甚奢，负债亦达九百元。

文君，为二等妓\女中之翘楚，家有父母，垂垂老矣，幼子则尚在襁褓，平日均赖其为生，一旦被抽，家中老父母，咸哀愁欲绝。

二等妓\女妙云，营业颇盛，且善积蓄，已储有五百余金，而又恋栈不忍离此火坑，此番被抽，亦可谓自寻烦恼矣……

…………

如此这般，和袁东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对名妓唐一飞来说，像袁东华这样的爱慕者为数众多，他实在是不起眼的一个。

就“竞争”关系来说，袁东华比不过那些挥金如土、有钱有势的登徒浪子。

就“救赎”层面讲，袁东华也没有任何能力，能够救唐一飞脱离“火坑”。

所以，袁东华对名妓唐一飞的动情，更多只是一厢情愿。

仅就当时的废除娼妓运动来说，也是虎头蛇尾。

1935年，拱埠商市越发凋敝，该处商界向市府请求开放公娼以兴商市。

5月22日，拱埠商号呈请市府开放公娼，呈文载：“嗣经二十年（1932年）开放，月添妓额，市面已有转机，相安两载。

去年复又限止妓额，拱市状况仍陷衰落，至私娼充斥。

去夏旱魃为灾，农民粒米无牧，穷困小户，割舍亲爱妻子，沦为暗娼，甚至招摇过市……实由于社会时势所逼迫。

虽警局加以捕拿处罚，但彼等惨苦情形，令人目睹凄凉可怜。”

市府回复：“尚须调查详细情形，是否需要开放，经调查结果，再定办法。”

该事件以后的走向不得而知。

但至1936年，市府确实批准拱埠新增了几家妓\院。

该年，拱埠杭州路妓\女唐一飞、王飞云、王彩香、陈素金、杜雪芳、沈金弟、姜爱香、沈彩香、沈彩云、金琴钗、张文银、陈爱金、王婷婷、王桂凤、张花珍、裘东弟等十一家妓\院在拱埠开设分院，以资吸引游客，振兴市面。

当年4月11日，市府指令照准。

至此，杭州市废娼运动回到了原点，与其说“废娼”，倒不如说“限娼”，官厅所能做的只是对私娼加以限制或取缔，对公娼进行限制或规划化管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对于苦闷中的袁东华来说，垂青名妓唐一飞而不得，疯狂嫖妓的他，自己身为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医生，虽然历来注重“自我保护”、小心传染病感染，但还是被“中招”，染上了花柳病。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遇上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汤玉泉的妹妹，汤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