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多轻巧！从他一出国，就开始踏上中奖的旅途了，历经磨难。从加拿大到美国，奖好总是和他开玩笑，不是差一个字，就是错两个数。在加拿大有种彩票叫“六，四十九”，就是四十九内任选六个数字作为中奖号，一周抽一次奖。头等奖很少低于一百万的，有时一连几周没人中奖，奖金就累加到下一轮。几百万的奖钱放在那儿，谁见谁眼红，没多少人不凑热闹，也没多少人不灰心丧气的。彩要是都让人们那么趾高气扬地领走了，彩票公司早就倒闭了，哪还有今天这样遍及北美的彩票电讯网络？老熊就是死不甘心这百万富翁的美梦！他把可能中彩的“吉利数字”都输进了计算机，还编了程序。那些数字，不是苛月的生日，就是侨侨的生日，没一个是他自己的。苛月根本就不信这穷人会有富贵命。就算是中了点钱，又能怎么样呢？这种男人，除了想娶三妻六妾的，还有什么可光耀的？

“这老婆就是俗！就会损坏我英雄形象。我有钱就干那盘小菜？就你这点心理智商，没中奖前就得把你换了。”老熊抗议道。

“你小子心慌慌个什么？英雄爱美人，美人缠英雄，自古有之，又不是什么丑事。你这英雄爱男人，不有病啊？”

苛月给了他两块钱玩彩票。他没舍得一人玩儿，还留了一块钱，硬是推着苛月也去买一张，哄着她说：“你小手抓宝，一准一个中！”

苛月早知道他手上的那张彩票是没戏了，就帮他去买了一张。说也怪，每次苛月买小彩票，总不会亏。老熊把希望全寄托在媳妇身上了，可偏就碰上了他这爱妻，对彩票不中情也不中意。苛月买回了彩票，给了老熊，站在一边观景，就看他老兄拿着一个硬币，细细地在彩票上刮呀刮，刮出那几个中奖数字。他那一举一动牵动着的表情，微妙处却有着千姿百态的喜剧。果然，面部的肌肉颤抖了，脸花了，眼也没了。花了一块钱，中了一块钱。

“趁胜前进，我再去买一张！”老熊转身就跑了。

苛月看着他八尺汉子，干起这事来象孩子似的，心里发笑。

“你猜，这次咱们又中了多少？”他乐得没样了，问苛月。

“中了个屁！”她一把抄过他手上的彩票。

结果，连个屁都没中上，还笑个屁！

一家人玩儿着，乐呵着，没想到在mall里遇到了安怡两口。一个月没见，她显得精神多了，装束也变得美国化了一些，短裤、背心、旅游鞋，大大方方、潇潇洒洒、风华正茂的样子。一见面，她冲上来就将侨侨抢过去，又亲又搂的。刚喜欢上没一会儿，脸就沉了下来。安怡告诉她，他们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未满五十天时就做了人流，不然的话比侨侨还大一些呢。女人最能体谅出女人的心。

“怎么样？现在感觉还不错吧！想家吗？”苛月问。

“一切都挺新鲜的，每周二有两个布道的来家给我讲圣经；星期二、四上午参加国际妇女活动；星期一、三晚上又跟建法去他们的查经班；星期天再去教堂。忙得我连英语都顾不上看。建法说我比他全日制学生还忙。”安怡的语言充满了喜悦。

“有事总比没事强，否则闲了会跟老公打架的。”苛月说。

“看你，有了孩子，想消闲也消闲不了了。”安怡笑了。

苛月一听，兴趣来了：“你们也该添丁了，年龄也不小了。我看建法也是，见了孩子眼睛都直了。”

“再过两个月吧！一下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好，这儿又不是很熟悉，等一切都安稳了，也就打算要了。”

男人聊他们的事，都是心事重重的。他们的压力比女人大的多，一个家支撑着。在这儿可不是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撑不住想活命的，就打道回老家去。苛月深知他们男人的艰难，所以道理也就是：做女人的，有能力读书上学，齐头并进。毛爷爷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不能读书的，老实家里养孩子、伺候好老公。话又讲回来了，上了学的，不见得就活得高贵；没上学的，也不见得就活得不气质。男人、女人、有才、无才、俊的、丑的都该好好衡量一下自己，活出自己的特色来才算是成功。

苛月晚上回来，接到高洋的电话。她说找了她一天，坐立不安。突然提出想打工，定要找苛月商量商量。听她十万火急的口气，无非是钱不好周转了，还什么大不了的？高洋讲不单这个事。明天星期天，老熊一准泡在学校，苛月叫她过来包饺子，有话慢慢讲来。

高洋他们的小家终于立起来了。这是她到美国以后，感到最为欣慰的一件事，她开始精心布置这个小家了。

公寓里的家具几乎都是六十年代的，谈不上什么样式了，但很干净。简易的沙发、简易的写字桌，能用就很不错了。高样取出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字画，这还都是专家的手笔。她选出了几幅装饰自己的小家。尽管现在还没有太大的能力添置家当，但她还是想用自己的双手使这个小家充满一些色彩，这必定是他们真真实实拥有的家呀！想到这，她心里好兴奋。

晚上，一鸣搭朋友的车买回了一台彩电。考虑到高洋的英语，电视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而且他的口语、听力也急需加强训练。在这里他几乎没有看报的时间，听听电视新闻实在很必要。

电视买回来了，仅能收到四、五个台，清楚的也只是本地区的一、两个台，还有一个宗教台。美国的有线电视频道很多，节目多得连天昼夜地放，但要另外付费的，每月至少要十多元。学生们都很少看付费电视，他们也将就了。电视一开箱，一鸣的朋友就赞口不绝起来。

高洋一眼就看出了缺点，问：“怎么不是直角平面的？东芝的色彩不如三洋的。”

“直角平面”？一鸣的朋友大眼瞪傻了，喃喃地嘴里重复着她讲的话。

高洋心里话，这帮读书人，书都读昏头了，市场上有什么新鲜玩艺儿都不知道。说：“现在国内人都兴直角平面彩电！这种都过时了。”

一鸣在一边装傻不言语。当朋友临出门时，挤了一下眼睛对一鸣说到：“太太胃口不小啊！”

“刚来！”一鸣苦笑了一下。

小家总想布置得漂亮一些。高洋细细挑选着壁画，瞅准的地方，就准备往墙上钉钉子了。“别钉！”一鸣大吼一声，“这房子不准钉钉子，要罚钱的！”

说着，他从书包里取出了几个曲别针给她，让她从房顶边上挂条线下来。

这还有好看？一鸣对她布置家一点也不上心。高洋问他美观好坏，他眼睛不抬一下就说好。

“书呆子呀！怎么就知道看书？”高洋都要跟他发火了。

“你先下来，还有正经事没做呢！”一鸣心平气和把她请下来，要和她谈正经的。

什么正经的？高洋心想，他还有不正经的话？

“洋洋！这是真的正经事。”

看他一反常态的样，她便坐了下来。

“我想给你交交底，这是我们现在的全部家产。”他拿出了银行寄来的存款单据，摆在了她的面前。

“我这次去纽约打了两个多月的工，把出国时欠的账，还有你这次的机票钱，所有该付的账全部清理干净了。从这个月开始，我每月可以从老板那儿拿回八百块，但每年要交接近两千块的学费，就是说每月实际到手的钱只有六百五。电话、房租、水电费大概需两百三，吃饭算一百五。不算其他额外开支，我们每月只有两百七十元剩余。如果你明年托福、gre通过，九月入学，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严格控制开支，这样明年就可以保证给你交上学费，再看能不能买一辆旧车。否则的话就困难了。”

高洋呆呆地望着手里的存款，一句话也说不出。

“从这个学期开始，我的方向就要变了，搞原子物理，某种程度上讲是从头学起。”

“什么？你也改专业了？”高洋一听，跳了起来。

一鸣愁眉苦脸的，也很急的样子：“你听我说”。

“不听！你改专业，以后怎么跟爸爸交代？”

一鸣皱着眉头。高洋的父亲在国内的科研首屈一指。一鸣从研究生起就跟随她父亲。之后她父亲调职进了中科院，依然没有放弃他这个弟子。他们的合作研究已经响当当了。八八年他就公派去了一趟英国。几个月下来，学术上更加活跃，脑子也灵活了起来。之后不久，一鸣又想方设法地要到美国深造，高洋的父亲都竭力支持。没想到他来到美国才一年，也要放弃自己多年的研究方向。

“你就忍心放弃吗？你这样怎么对得起父亲！”高洋忍不住喊起来了。

“怎么办？我们总要吃饭！总要生活下去！”一鸣也急了。说完他心一软，又坐下来。他平心静气、无可奈何地讲了学校、系里的情况。这是他唯一可走的路了。

“洋洋，没有办法，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这一夜，高洋几乎没有合眼。一鸣的话让她感到很沉重。她没有理由再责备他，他讲得是事实，要吃饭、要生活。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自我愿望实现的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人最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国内没有这种紧迫感，哪怕是绝对的赤字，大树下面好乘凉，有依有靠。而现在，他们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面临着狂风暴雨，要靠自己挣扎。她想，我该怎么办呢？高洋想，应该知足了，一鸣已经为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给我了一个家。在这陌生的国土上，她真的很喜欢她这个清静的小家，可当他把这个家全部交托给她的时候，又让她感到万分沉重。她想啊，想啊，静不下来，心焦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早晨起来，她无论如何也坐不住咽下这口饭。她在外面狠狠跑了几圈。一鸣让高洋跟他一起上学校看书，她哪里看的进去？打发一鸣走了，她把自己锁在家里，心闷的只想哭。到洗澡间冲了一个冷水澡，算是清醒了一些。她想到了打工，冲到电话机旁给苛月挂了电话，左打右打打不通。最后还是静静地躺下来，细细想了一番，终于定下了精神。星期天，高洋准备一人跑到了苛月家，她想还是该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她有经验。

从国内初来的学生，首先面临的都是经济问题。九零年的中国，一个普通中级知识分子的月工资收入，最多不过六十美元。而在美国，一个学生赖以生存的助学金每月就是八百美金，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由于这种经济背景的巨大悬殊，使每一个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陷入了困境。他们无法再依赖家人的帮助，面临着生存问题，他们不得不低下头，从零起跑。

高洋按时到了苛月家，急切找到正确的答复。

“打工是最理智的选择！”苛月说，“一鸣可以供得起你读书，但对他来讲压力太大。今年资助落实了，明年是不是也能保证？后年呢？就算一切顺利，一个供另一个，几年的生活也是紧紧巴巴、提心吊胆的，总怕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病了、灾了的又怎么办？”

这里的中国学生普遍都没有买医疗保险，除了的确不能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人才买。为了避免受伤，体育上的活动大家也都选择冲击力小的，大球类的运动都很少有中国学生参加。每一个学校规定也不一样，有的学校是强迫性的，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买医疗保险。这里是选择性的，中国的穷学生们都把这项开支节省了下来。学生个个过的都很仔细，甚至有些寒酸。当初高洋不明白，为什么一鸣特别让她从中国带来几把剃头剪刀，来这儿后才明白，学生们没有进理发店的，更别提进美容店。女人们的头发也很少有弄得像样的，几乎都是半长的头发，后面吊一个马尾巴。即便有人烫过头发，也没有见精心整理过。高洋因为非常适合精光脑门，留个“清汤挂面”，没想在这儿是归了新潮。学生们穿衣就更随便的没有审美观了，洋人也是如此，花裤衩、大背心，哪看见什么时装？新潮？初来时，高洋的时装还引来不少目光，慢慢她觉得挺别扭，也相对调整了一下装束。这两天，她已经毫无心思放在打扮上了，满脑子全是如何安排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英语越学越糊涂，出门又见不到几个人，更谈不上聊聊天。一鸣回来也没多少言语。在国内，回家一大屋子人，单位上又一群年轻人，天能吹破。盼呀，盼呀，盼出了国，盼到了一鸣身边，想着从此夫妻相随、朝朝暮暮。没想到“插队”乡下不说，还守上这么个活鬼，他整天早出晚归的没说话的时候。高洋越想越觉得委屈，禁不住在苛月面前哭了起来。

苛月见她哭了，便用话来安慰：“打工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事，也不是非打不可。人家安怡不也活的挺自在？要说钱这东西，多了多花，少了少花，用不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倒不是怕吃苦打工，只是心里说不上来什么苦。在家的时候，只是一味盲目地想出国，真的出来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读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那么简单。心里空的要命。”

“哈哈！”苛月干笑了起来，说：“闲的！初来乍到的，都有个适应过程。国内的人理想多，理想伟大。出来的人文化层次又都挺高，人贵了，也就不识柴米油盐也贵。在国内有个高低贵贱的，出来了大家都一个样，糊口养家度日子，生存第一。观念变了，思想通了，也就没那么多空洞的烦恼了。”

说的也是，生存第一。这些出来的学生家庭，在美国社会都是属于贫困线以下阶层，本来学校给的资助也仅是供一个人读书生活的，不会再考虑你要养一个家、带几个孩子，能撑起一个家该算到了极限。再说这些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哪有经济背景强的？公派的、自费的，不都是单枪匹马的自己在这儿“滚雪人”？文化的差异、语言的不成熟，加之经济状态，起步太晚，起点也太低，困难不言而知。最终高洋坚信了一点：经济上的改善，就是根本的改善！

她下定决心去打工了。哪怕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别人能打下来，她也能打下来，不试怎么能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