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抬头看到我，立刻高兴地说：“你好，好久不见了。”

“你好，你好！”我高兴的回应说，心中像有一头小鹿在蹦跳。“听老师说你去体育学校训练学习，我又激动又担心，真怕再见不到你了。”

“不会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嘛！”她迎着明亮的阳光回答。

我俩并排走了几步，我意识到如果不抓住时机恐怕就???于是我说：“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不行。”她扭脸看我一眼说。

我正感觉这次见面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美好时。却见她用右手掏出一个便条递给我说：“你可以给我写信，这是地址。”

我接过来看了一下，是在北京郊区xx路xx号。我不屑地说：“现在谁还写信，不如我给你发邮件，那样更快，怎么样？

不行。她又强硬回答。

我急切地又问：“难道还有学校不准使用手机、和电脑的吗？”

她听后停住脚步严肃地对我说：“不错，你难道的对，这就是我们学校的规定，再见！”讲完她头也不回走掉了。

我看到她快步走进楼洞的背影，立马想起了“学友（香港歌星张学友）”唱过的那首歌的歌词——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警官学校。工作了几年后，因为有了点经验，有一天我才突然悟到，我爱的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在一个国家机密单位工作。不过，当时我只是猜测，无法肯定。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一个电子通讯工具满天飞的背景下，通过鸿雁传书来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

有一次，我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想去看望她，更想给她个惊喜。可谁知，当我用了近一天半时间找到那所学校时，接待人员竟然懒得看我的警察证，语气和缓、但表情非常严肃的告诉我说：不接待任何来访人员，让我想其它办法联系想见的人。说完就毫不客气的关上了只有一块砖头大小的窗口，任你怎么喊，都再无反应。

我意识到，这所学校——假如它真是一所学校的话，那它的行政级别肯定远远高过警察署很多，不然，怎么会连我这个警员的证件都视而不见呢！

那个时候虽然我未进重案组工作过，但曾经在警官学校学习过初级的侦查方法，于是我耐心的在这所学校不远处等待、观察，想看个究竟。

等啊等，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观察的这所学校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根本没有人进出。我忍住疲劳和饥饿感，鼓励自己继续观察，因为我太想见到阿兰了！

又观察了大约两三个小时，我终于看到从打开的铁门后走出来两位穿深色服装的人。此时我看了下表，已经是夜晚差十分十一时整。

我走过去远远跟在他们身后，希望可以找机会询问一下阿兰的消息。

我看到这两个人在前面慢慢走着，其中一个时不时地用手扶着另一个人的胳膊并说些什么。大概走了两条街道后，他们走进了一栋楼里。

我抬头看是一家医院，上面发光的大黄色字体写着北京市第x医院。这两人是来看医生的。我这样判断。我跟着走进去后看到，刚才扶着同伴的那个人掏出一张卡片，递给门诊部里的医生。穿白大褂的医生看后问了几句什么，就用手指了指输液室方向。两人听后慢慢走向那里。

我等了两分钟后，也走向输液室。

当我慢慢走过输液室门前时，看到刚才的两个人中一个已经坐在室内挂上了吊瓶，另一个在旁边关心的看着。

我走到走廊尽头又折回来对着门诊医生说，“您好医生，我感觉发烧，想挂瓶点滴。”

“您有医疗证吗？”坐在里面的中年男医生问我。

“没有。”我说：“我付现金。”

“您先填个病历吧，然后拿上，去让那位医生先给你量量温度。”

“好的，谢谢。”说完我拿上他递出来的病历走向输液室。

我走进门，将病历放在靠门坐着的医生面前，讲了自己的病情。医生听后拿过一只温度计递给我，又指了指另一张病床。

我心里挺高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这两位，现在正好。

我装模做样的半躺下，仔细打量起我跟踪的这两个人。我看到——站着来回踱步的是个三十七八岁的男性，中等个头，穿着一身黑蓝色运动衣，黑里透红的大脸庞露出威严的神情。他背着双手在我和他同伴的病床前来回转悠，看样子很像个教官。而他的同伴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在输液，所以目光呆呆的望向前方。

我正想找个话题询问，谁知像教官的男人向半躺在床上的年轻人一指门外，小声说了句：“厕所。”就走出去了。

我心想，嘿，真他妈的是天赐良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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