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虽是初春,青龙山上还是如缀满补丁的衣服一般,绿一块灰一块。绿的是青松杉柏,灰的是落叶后的柏杨青杠,还有稀稀落落悬叶的枫树。此时,有3人,踏着腐叶,从青龙方向爬上青龙山,又从山梁向下,朝青龙坝走来。他们是青龙乡驻青龙坝清匪反霸工作队,队长名叫张洪武。他身穿黄色军大衣,腰间别一把手枪,身后两名背着长枪的,是县武装大队的队员。
张洪武一路思考的,是如何做好以清匪为中心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青龙坝虽然偏远,由于田麻子匪帮被剿灭,目前尚未发现成股土匪,只是时而接到密报,有少数流窜的土匪经过这里。当然,如果按上级的界定,将凡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过中队长或保长以上的人列入土匪的话,已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最麻烦的是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和国民党骨干窜逃人员。不过,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些人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最使张洪武烦恼的,是在县里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与县委李书记的争论。他认为,目前的行动未能严格按照上级“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投诚坦白宽大处理”的政策执行。按级别审定枪毙对象,杀人太多。李书记则严厉批评了他的观点。李书记认为:对敌人一点不能手软,能做到保长以上的,肯定是伪政府的有功之臣,对人民都犯下了一定的罪行。为什么出现第二次解放?就是我们第一次手软寄希望于敌人改过自新。群众认为,杀的匪首不是多了,而是该杀的还没有杀,他们更怕把这些匪徒放出去,将来又要行凶作恶。一些恶霸虽然被关,但他们的家属仍在外,致使群众不敢大胆反映情况和斗争,他们一致要求,对恶霸的处决要快而及时。
争论的结果,是张洪武的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清匪委员会的决定。事实上,此时的清匪委员会,只有书记和县长两人,多是李书记“一锤定音”。他内心不服,仍然以个人的名义向省地写了一封信,反映“个人看法。”1951年6月,当上级下达命令,将捕人权收归地区专署,杀人权收归省里时,县及各区都关满了犯人。有的犯人,甚至是因内讧抓来的农会积极分子;一些众人签名请求留命的绅士、技术人员,都以对群众具有煽动性的“危险分子”为由,被李书记在此前签字杀掉了。
张洪武进村后,住进了位于庙林的庙里。第二天通知胡家寨的胡国华,牛家寨的牛维富和古家寨的古福贵等前来开会,商议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废除保甲,建立行政村,组织农民协会事宜。会上告知他们,乡里决定,牛维富任村长,胡国华任民兵连长,选举古福贵为农民协会主席。他对古福贵任职原因作了解释:他有功于共产党,而且有文化,虽然担任过伪保长和伪副乡长,对人民群众基本上没有犯过罪。条件是,古福贵必须带头执行减租、退押,为全村地主做出榜样。古福贵表态说:“张队长,你放心,我一定拥护共产党,拥护新政府。”
数天后,全村群众大会在庙林举行。为防止敌人破坏,四周部署了站岗人员。会议按议程顺利举行,各级组织基本产生。古福贵主动表态减租退押,并上交了两支长短枪,出人意料,也大受欢迎,顺利当选农会主席。接着张队长作了五大工作动员报告,特别是清匪工作,他说:“少数漏网匪特活动的特点,一是依靠匪属匪亲、伪甲保长、地主富农等为其往山洞送饭、送情报;二是隐藏在山沟、山洞,从已抓获的来看,有的深达4华里。三是有时干脆潜伏在城镇、公路或村庄附近的草堆、薯窖、谷仓内。”他喝一口水后接着说:“不管他们如何隐蔽,一般都不会离老巢太远,一旦远离,他们会人地两生,更难隐蔽。”
张洪武针对上述特点,布置了断绝匪特生存条件的对策。号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村村放哨,山山有人,路路设卡,决不能让匪徒从我们眼皮下溜走,使我们再遭二遍罪,受二遍苦。”
古福贵回到家,没有吃晚饭,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不下。转眼间,属于自己的家财,就少了许多,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就在他的手里玩完了,这无异于割他的心头肉。如果不是前些日子杨世康的副官郝福禄的到来,他宁愿不当农会主席,也要等一等,观望一阵再说。
那天深夜,郝福禄穿一身破旧衣服,戴一顶破草帽,来到他家门口时,古福贵没有认出来。郝福禄叫了他一声“古乡长”,他定睛一看,差点惊呼出了“郝副官”。急忙将他让进屋,关好门,喊包玉英到门外望风,他俩走进了地楼屋。
郝福禄狼吞虎咽吃完了古福贵为他端来的饭菜,随后告诉古福贵无事不登三宝殿。称他用特殊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现接上级命令,已担任国民党乌江县委党部主任兼乌江纵队司令。他还恭喜古福贵,已被任命为乌江县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并拿出委任状说:“以前的官员,关的关,杀的杀,只有你来担此重任了。”他通报了目前的形势:“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陈诚,率百万大军反攻南京成功。共军已向西南方向逃窜,现在被百万国军包围在成都,不日将被全歼。到时国军返回地方,有那些穷小子好吃的。”他还告知:“美国已经打到了北朝鲜。北朝鲜你懂吗?那是一个近邻中国北方的国家。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谁也阻挡不了,德国都被他打败了。北边的共军肯定要不了多久就完蛋。这天下迟早还是我们的。”
“为了有利于工作,你必须伪装进步,争取打入他们的内部组织。”郝福禄又特别提醒,“根据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政策,下一步就是搞土改,将田土财产分给那些穷鬼。你要想办法将田土先送人,不然到时你就很被动。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拿出一包药粉给古福贵,“如果你的行动一旦暴露,就找可靠之人配合,实施‘诈死假埋’计划。”他向福贵详细耳语了下一步的计划后,趁着月色离开古家寨,钻进了青龙山。
当了主席的古福贵,积极配合工作队搞好五项工作,完全取得了张队长等人的信任。一天,他向张队长汇报,他要将去年新立在他房后的四列三间房子送给长工颜河义,同时送他100挑田。张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连称他开明。当古福贵说将小女嫁给颜河义,并请张队长证婚时,张队长问:“你小姑娘好像还太小吧?”
“张队长,她今年快17了。我们这地方,十二三岁结婚的多得很。”
张队长沉吟了半响,说:“那好吧。不过,必须要姑娘同意,也不能大操大办。”
“那是,那是。”古福贵笑着连连点头。
当包玉英给颜河义谈起这桩婚事时,他是喜不自禁,口里一再说:“只是委屈了二妹。”古成兰没有反对父亲的安排,只是觉得父亲要急着将她赶出门一般,不过,好在是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最为不满的是古成梅,她认为父亲听后娘的,偏心。虽然她看不上颜河义,但找一个富裕人家的子弟入赘有何不可?没有必要将田土白白送人。当然,她只是在心里嘀咕而已,不敢公开表露出来。
古福贵请古八字看了期程,分给女儿一些用具,请实在亲戚、工作队和村里的干部吃了一顿饭,就分开另过了。
颜河义没有高兴多久,住房就分了一半给他岳父家。古福贵那排老房子,一半分给了无房户,一半用来作了村小,其他用具及财产,包括棺材都被工作队分给了穷人。颜河义名下的田,只剩了10来挑。原有的100多挑田土,使他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这顶铁帽,重得使他30年抬不起头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按土改政策,古福贵先是被划为地主,接着在乌江中学参加三青团的事被揭发,他捐献给杨世康300块大洋做军费的事也被王荣光交待了。张队长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撤销他的农会主席职务,并对他开展斗争。要求他老老实实交待其他罪行,争取政府宽大处理。张队长恼怒的是,自己被李书记批评为“敌我不分”,险些背了处分;所幸的是,外调人员回来告诉他,包玉英不是潜伏的敌特分子。外调人员证实她有哥哥名叫包玉成,正好与他一起投诚参加解放军而今在锦江地区文艺工作队的战友同名,而且同寨,家世相同。他猜测,两人是兄妹无疑。这使他左右为难,目前的处境,哪一方他都不敢告知这一消息。
每场都要被批斗的古福贵,每次都被五花大绑,颈项吊挂着写有“反革命犯罪分子古福贵”的木牌游乡。每天在烈日下站立曝晒,有时被喊跪下,还时常被人打一耳光踢两脚骂几句。从小到大,他哪里吃过一天苦,受过这种气。他实在承受不了,每次回家,都是倒在床上泪流不止,任由包玉英用热水将他全身擦洗。他正在接受批斗时,他的大女儿被人“引诱”,私奔到虎坪场与一雇农结了婚,给他裂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在下一个批斗日来临的头一天晚上,他拿出郝福禄带来的药粉,流着泪对包玉英说,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实过不下去了,他想实施“诈死假埋”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能够帮我!”
包玉英一边听他说,一边嘤嘤哭泣,一边鸡啄米似地点头。
第二天一早,古福贵的屋里传来了包玉英“我的夫啊,你好狠心啊,你怎么忍心丢下我就去了啊”悲恸的哭声。随即,他女儿哭爹喊爷的声音也传了出来。不一会,古家寨的老少都来观看。正准备来押他去开斗争大会的民兵连长胡国华,听到哭声跑去一看,古福贵已被停放在堂屋里,他转身就去庙林找张队长。张洪武一边说“不可能”,一边匆匆赶到了古家。张洪武看到古祖明石人般地坐在大门口边的石磨旁,急忙进屋,揭开盖在古福贵脸上的草纸,用手试了试鼻息,对跟在身后的胡国华说:“确实死了。”
张洪武指示包玉英:“一、必须立即埋葬。二、没有棺材用木板割盒子。三、不能搞封建迷信活动。”说完就回庙林了。群众为了划清界线,也都先后回了家。
傍晚时分,同村地主古福礼和颜河义、包玉英,将古福贵抬到先前为他父亲看好的墓地,匆匆埋葬了。
(《猪朝前拱》第三章 天上人间 1、阶级斗争,待续)/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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