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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描写士人言行的书，作者刘义庆却又特立《贤媛》一门，详载妇女言事，为其扬名。本文拟就《世说新语》一书，对魏晋南朝妇女之风貌作一个初步探讨，以此来探究魏晋人的女性观。

【关键词】魏晋南朝女性《世说新语》

在人类走人文明的进程中，“女性”曾是可怜与卑微的同义词。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早在先秦，统治者们就把自己统治秩序的稳定植根于伦理纲常之上，女性的附属地位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典籍中。男尊女卑，是封建道德伦理的主调，弥漫于女性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顺从。封建伦理对待两性的双重标准决定了男性地位的绝对崇高，表明了女性所受的压制与束缚，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屈从。

汉代女性的生命几乎被禁锢在了封建训示中，一统天下的儒教要求女性表现“恭顺”。然而，到了魏晋六朝，由于玄学、佛学、道教的兴起，打破了西汉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束缚，在男性纷纷崇尚自然、追求人格自由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命意识也开始渐次复苏，女性的束缚相对减轻，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必然之一的结果，就是人性的觉醒和对人性真实的反映，其中必然包含对女性意识的关注。《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描写士人言行的书，作者刘义庆却又特立《贤媛》一门，详载妇女言事，为其扬名。本文拟就《世说新语》一书，对魏晋南朝妇女之风貌作一个初步探讨，以此来探究魏晋时期士人的女性观，以就教于方家。

《世说新语》虽然以描写魏晋士人的言行为主，但它所记载的一批女性，却并未被湮没在整本书中男性的强势话语下，反而因其嘉言懿行特立于古典文学的殿堂中。《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或性情率直，或才华横溢，或见识超群，或刚强机敏，具有和男子相抗衡的才智和胆识，并且为男子所赞赏。考查《世说新语·贤媛》中众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们并不是以母仪、贤名、贞顺、节义而成为榜样和典范，但作者却将这类人物冠之以“贤嫒”，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德观念的变化。余嘉锡先生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我们把《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女性和《后汉书·列女传》中的女性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别，《后汉书·列女传》以大量的篇幅记录班昭的《女诫》，偏重于女子的孝行与节操，几乎一大半篇幅都是描写妇女如何为丈夫守节，甚至不惜身死的。而刘义庆在《贤媛》中却没有选取一个这样的贞节故事。分析这些个性化的女性形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文化心理和社会风气，进而从侧面折射出与前代相比，魏晋人在女性观上的变化。

一、女性对礼教的蔑视

魏晋以来，男女之防、夫妇之别的堤坝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风所冲垮，王弼认为“圣人有情”，阮籍高呼“礼岂为吾辈而设”，提倡以发自内心的自然之情去对待父子、母子乃至男女关系。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平等的夫妻关系。如：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王浑与妇锺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这段记载深为后世道学家们所诟病，如清人李慈铭责难道：“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事有难言，人无由测。然未有显对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女甘，尚亦惭于出言，郝其颜颊。”清人章学诚则认为“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虽大节未失，而名教荡然。”但这些为后世礼法家们视作伤风败俗的事，在这里却传为佳话。

追求情爱地率真、自然。在此时期夫妇之间也充分表现了出来。如：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钟夫人地“参军之戏”。王安丰妻地“亲卿爱卿”之论。都说明了率直性情所驱动地亲密感情取代了儒家所要求地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地严峻礼法。女性地地位也比以前有所提高。

这时期妇女地泼辣、通脱。也有异于以往。如：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妇女于夜间偷看男子地行踪。如此不避嫌疑。这本是严重违反礼法地事。而魏晋人却把它看作超常拔俗地行为。把她归之于贤嫒。极赞韩氏地胆识及知人之能。封建礼教把妇女看成是男子地附庸。家庭地驯服工具和柔顺奴隶。容不得独立地思想与个性。《世说新语》中地女子生活在相当宽松地社会氛围里。在家庭中地地位比较高。不再是男子地陪衬和附庸。她们有自己地独立意识。有思想。有个性。嘻笑怒骂。率意而行。与男子并无不同。

女子敢大胆地追求自己所爱的男子，如：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假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这就是著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贾女痴情、大胆、主动。并且她的这一大胆违礼行为被他的父亲承认。贾充身为廷尉，曾为朝廷制定法令，但对女儿的败德行为竟无一句责备的话。汉代著名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在当时是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卓文君就是因为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被她的父亲赶出家门。对比一下这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两件事，就可看出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确实比较开放，而这些都是儒家礼教崩溃以后的现象，在礼法严峻的汉代，这些现象是少见的。

二、对女性容貌美的倾慕和对女性的尊重

在儒家的道德观中，女性的所谓美实际上就是德，德要求女性丧失自我，丧失为人的属性，安于奴隶的地位。在德的束缚下，女性自身的美被忽略被掩盖了。魏晋时期，人的生命觉醒了，人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识紧密相连。士人对女性美的理解和观照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如：

“阮公(籍)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

本文原文察，终无他意。”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当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去世时，阮籍为她的“才色”而哀，并因哀而往哭。这哀和哭都是毫无伪饰，发自内心的真情，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美，珍惜美的士人对美的过早凋零的无限惋惜和痛悼。时人往往因此而指责其任诞不拘、蔑视礼教，其实这里也能体现出阮籍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女性美丽的欣赏，并且这种欣赏是完全超功利、超道德，甚至可以说是超情感的。如果说阮籍有情，那只是对女性身上流露出的自然美的欣赏，而非执着于对方情感上的回报。因为没有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玩物，所以他想不到去占有去征服，更想不到坐怀不乱的矜持。因此，可以说他是以美的眼光去衡量女性，以艺术的眼光去欣赏女性的美。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又如：“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在中国历史上，妻子殉夫屡见不鲜，丈夫殉妻却很少，荀粲的行为足以说明他的“以色为主”的真正含义。在苟粲眼里，妻子既不是抽象空洞的封建“妇德”的载体，也不是可以随便脱换的衣服，妻子是应该得到丈夫爱护和体贴的“人”，是应该享有自由、平等与尊重的“人”。同时代的诗人潘岳在妻子死后，作了一首《悼亡诗》，情意殷切，哀婉感伤，对亡妻的感情也与苟粲相类。这种婚姻生活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尊重感情，珍视情感的行为，开启了魏晋婚姻的新风尚。

三、对女性才能的欣赏

才华和美重于妇德是这一时期对女子价值的重新定位。谈及六朝女子的才智，首先要推的是才女谢道蕴。《世说新语》收录了大量的有关谢道蕴的事迹。作为贤媛，她并不具有封建卫道者们所鼓吹的节烈，相反，她是以自己的才情、机智、风雅赢得了作者的敬重与赏识，也赢得了受礼教影响颇深的世人们的感佩和钦慕。谢道蕴的聪颖机智、丰姿雅致，深得谢安喜爱。如：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未若柳絮因风起”，形意俱美，不仅博得了谢安的“大笑乐”，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一直延续到徐渭的《四婵娟》还在称颂道韫之才；而《红楼梦》借道韫事来赞美黛玉的文采风流，更是将“咏絮才”显扬到了及至。这一时期对女性价值的衡量加入了更多的才智因素，社会对女性的认可角度与前代相比，更多地从“贞顺”之德转向了内在的才华气韵之美。

时人对她的雅评：“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济尼赞二媛，以“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来分别形容谢道韫和顾家妇。“林下”谓“竹林名士也。”，即竹林名士不拘礼法，超凡脱俗的风采。余嘉锡先生评论济尼之语“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这反映了当时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更注重气质上的美。在清谈成风，竞相标榜的魏晋时代，谢道蕴能占有一席之地且声名远播，说明魏晋时期女性的世界是相对开阔的。

相貌不好的女子也可以自己的智慧征服爱美的丈夫，如：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人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人。’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人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允妇同丈夫争论德色的重大问题，靠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丈夫和家人的尊重，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使新郎对她心服口服。而在汉代，则要求女子对丈夫绝对的顺从、恭敬，根本不可以和丈夫辩论。贤媛有三个故事都是说她，可见许允妇备受作者的推崇。

魏晋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还表现在才女的大量涌现上。胡应麟《诗薮》云：妇女“有(文)集行世，则六朝为多。”这于《玉台新咏》中看的很清楚，《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一部现存较早的诗歌总集，该书收有近二十位女性的诗文达40首左右，此时期女诗人之多，非汉、唐所能比拟。《隋书·经籍志》、《宋书·艺文志》所著录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品有20多部，内容体裁丰富多样，包括诗歌辞赋、古文注疏、祭文悼词、书法理论等。西晋的女文学家左芬也是一位值得书写的女才子。她和其兄左思，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人。左芬以文才超众被武帝纳为嫔妃。南朝宋诗人鲍令晖和作为文学家的兄长鲍照也是文坛上名噪一时的兄妹俩，其现存的诗篇，载于《玉台新咏》，其诗作多为思妇之辞，情意缠绵、语言清丽。女子不仅在文坛上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而且在书法艺术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如东晋女书法家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擅长隶书，亦重行草，作《笔阵图》一篇，详述书道的精微奥妙，在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

四、对女子再嫁的宽容

贞节观念自先秦萌发，伴随着西汉中期“独尊儒术”的推行，经董仲舒、刘向、班固、班昭等人的发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朝廷和官府对贞节的褒奖以及世家大族的推动下，贞节观念由社会上层逐渐向社会中下层传播。到了东汉时期，女性寡居守节已成为社会所推崇的作法。但到了魏晋，人们对再嫁却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婚后若丈夫去世，妻子可以改嫁，她们的亲属甚而前夫之亲人亦很开明地给予理解。如：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魏晋以来，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百姓，再嫁是很正常的事。玄学大师何晏母带着何晏再嫁曹操，并母子受宠。东晋简文帝母郑太后曾先嫁田氏，后入宫为妃。《晋书·列女传》共记录38人，表彰守志不嫁者仅6人，与后来的《唐书》、《宋书》中比比皆是的节烈之妇相比，这些再嫁女性没有因为所谓的“名节”而牺牲自己在俗世的幸福，而世人甚至史家也不以为不合礼教，这种开明的态度在中国古代女性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五、妒妇多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女性的许多形象走向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极端——妒妇。按照名教的理论，妻子应当支持丈夫纳妾，而这恰恰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许多妇女不能忍受妻妾同处的境遇，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取得对丈夫的独占权，不惜施展各种手段，以发泄对丈夫多偶的仇恨。如：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世说新语笺疏》所引南朝虞通之撰写的《妒记》，记载了东晋谢安妻刘夫人的妒忌之事：

“谢安深好声乐，每次妓女相随，后颇欲立妾，而其妻刘夫人戒视甚严。兄子外甥等知公之意，乃共问讯刘夫人，称关雎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因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

刘氏之妒成为后世嘲讽的对象，但她为自己的妒忌而作的反诘亦很有理，它与当时礼教对女子的束缚还不太严、女子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环境相契合。南朝时，妒妇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仅以刘宋为例，就有许多关于妒妇的记载。如：

“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

《宋书?前废帝纪》：“山阴公主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为之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皇家的公主，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是非常开放的，封建礼教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魏晋时期的女性大胆地追求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她们不甘心作为男性的附庸，不能忍受男性对自己的不忠，对上千年来男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这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有些女性的行为走向了极端，她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同性，而不是夫权。这类妇女看不到她们应该反对的是封建的礼法制度，而不是这些同样是封建礼法的受害者。女性对女性的欺凌、迫害，不仅显示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而且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对所有的女性来说，都是悲剧，同样也是社会的悲哀。

六、结语

魏晋时期的女性观，总的来说，没有用封建伦理中的三纲五常观念给女性另立标准，而是以自然人的标准，站在与男性平等的人的角度来衡量女性。在我们今天看来，《世说新语》中那些为封建道德家所认为“可憎可恶”的女子却颇多可敬可爱者。魏晋士人以率真自然之性情来欣赏女性仪态才貌与内在才情气度之美，在玄韵悠长的艺术遗像中记录进而塑造了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世说新语》在这一点上给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增添了新鲜的活力。

《世说新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在魏晋以前的中国妇女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但在魏晋，这些女性的在封建卫道者看来是如此不守礼法的言行，却堂而皇之地写在了《世说新语》这本书中，并一代代流传下来。《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女性与前代相比，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她们灵慧秀雅、洒脱飘逸，体现了魏晋士人阶层对女性的肯定，这是当时女性自身价值意识滋生的土壤。与以往的女性相比，《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是崭新的，她们睿智、洒脱、风雅，并执着地追求自由，虽然不可能真正成功，但她们的努力赢得了世人们的尊重，也因此成为中国女性形象中的一道灿烂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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