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对面的办公楼,三楼的大办公厅,被隔成一个个低矮的格子间。高级研究员们每人一间格子,据说比二楼的要大一些。格子间的位置很有讲究,靠窗的,归老员工或老板的红人,靠走廊的,属于资历浅或不招人待见的员工。格子间里没什么摆设,一张桌面,一把椅子,一台电脑,一个人。隔断很矮,抬起头,整个大厅一览无遗,毫无任何私密性。据说这叫做开放式办公,便于提高效率。
靠窗的一个方格里,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神情专注,紧盯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他就是艾琳的丈夫老齐。老齐已经过了四十,微微有些谢顶。少时的贫困,影响了发育,使他看起来有些单薄,但也更突出了他硕大聪明的脑袋。上个周末,老齐写了一段程序,用来批处理基因序列的数据,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现在,他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老齐出生在淮北,自幼父母双亡,是吃嫂子的奶存活下来的,也是靠兄嫂和其他穷亲戚的帮衬,才读完了初中。老齐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初中毕业,就考取了科大少年班,后来,又公费赴美,完成了博士学业。老齐没有按期学成归国,而是滞留了下来,还借着国内的政治风波,在九二年拿了绿卡,也就是所谓的血卡。老齐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欠下的第一粧孽债,也是最大的一桩。从那时起,老齐开始流年不利,事事坎坷。老齐的科研做得很好,导师也非常赏识他,竭力给他写推荐信,可是,他就是找不到工作,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没办法,他只好一期又一期地做博士后。就这样,小齐变成了老齐,同学们看他的眼神,也由羡慕和崇拜,变成了同情和怜悯。老齐在科大有过一个女朋友,是他的学姐,安徽桐城人,非常爱慕少年才子。老齐出国的时候,指天发誓决不辜负学姐。世事难料,后来老齐拿了血卡,不敢轻易回国,而学姐又无法出国,就这样,他背叛了誓言。在今天,这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但老齐认老理儿,把这当作了自己的第二粧孽债。
出国后,老齐一直没有女人,直到遇见艾琳。艾琳是被老齐从机场接回来的。老齐是实验室里的老梆子,又有车,组里所有的从中国来的新人,都是他负责接机和安排头几天的食宿。
老齐对艾琳,比对其他同学更照顾一点儿,注册,租房,选课,都是老齐领着去办的。学校在郊区,比较偏僻不方便,后来艾琳晚上做实验,也是老齐陪着,甚至干脆就是老齐替她做,更不用说搭车进城买菜之类的小事。
要说老齐一点私心没有,倒也不是。从机场的第一面,老齐就觉得艾琳有点像一个人,就是曾经喂养过他的嫂子。当然,老齐从来没有告诉过艾琳,因为他知道,妻子肯定不认为自己和村妇有什么共同之处。必须肯定地说,老齐对小师妹没有什么非份之想,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老齐永远不会忘记,零一年的一个春夜,杨柳依依,月色溶溶,他正陪着艾琳往停车场走,姑娘忽然停下哭了起来。老齐顿时不知所措,又是询问又是安抚,好半天,艾琳才哽咽着说出了伤心事。原来,姑娘发了许多简历,都没有回音,又想到自己年龄不小了,连个男朋友也没有,不由得难过起来。
老齐明白了,小师妹是在为自己的居留权和前程担心。他于是用了半个多小时,现身说法,安慰艾琳,只要做了博士后,就可以延长签证,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至于婚姻大事,不必着急,新版产科教程已经做了修改,把高龄初产的定义由三十二岁提高到了三十五岁。不料,小师妹哭得更厉害了,最后,竟然扑倒在老齐的怀里。
一个月后,老齐和艾琳去市政厅扯了结婚纸。
(初为人妇的艾琳,洁白的婚纱,鲜艳的花束,甜美的笑容。)
老齐虽然迂腐,但并不愚蠢,他当然明白小师妹是个人精。艾琳在国内怎么样,老齐不清楚,但出国后这几年他还是了解的。这位师妹,心气很高,但同时也非常现实。这些年,她约会过的男朋友不下两位数,除了黑的,白的黄的都有,还经常跟齐师兄简明扼要汇报几句。本地白人男生家境还可以,人长得也不错,有立体感,就是只想玩儿,五年内恐怕不可能结婚。上海来的商科生素质太差了,讲了一晚上他家如何有钱,在卢湾区有三处房,到最后买单还要各付各的。香港男人真没趣,中文让人听不懂,英文更是稀里糊涂,还自以为比大陆人高一等,去他妹的。啊呀,台湾小男生太娘了,还说什么在台湾,媳妇都要和婆婆一起住,真是吓死人了。
现在,艾琳需要同时解决居留和婚姻两件大事,情急之下,选择确实不多。艾琳需要这样一个男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同等的受教育程度,还有,这个男人在家里必须是弱势的,因为艾琳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样一来,选择就更小了。相似的文化背景,同等的受教育程度,使范围缩小到大陆来的留学生或曾经的留学生,而这些男人,有绿卡的大多已经成家,单身的一般又没有绿卡。算来算去,艾琳算到了老齐的头上。
这事情看起来像意料之外,其实细想一下也是情理之中。有时候,老齐觉得自己的婚姻有点儿可笑,好像一桩交易,不过,如今这世道,有几件事不包含利益的交换?
婚后,老齐是一个绝对的好丈夫,艾琳也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因为丈夫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八,艾琳扔掉了所有的高跟鞋,改穿半高跟或平跟鞋。他们的运气突然好起来,就像老人们说的冲了喜。艾琳很快就怀了孩子,老齐的心里踏实了。紧接着,艾琳找到了工作,还是本地知名大公司研发,专业对口,待遇也好。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儿,老齐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孩子两周岁的时候,艾琳升为小组长,老齐结束了他的博士后生涯,找到了一份工作:去艾琳公司里做研究员。
老齐自嘲地说:一半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另一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先是做了爸爸,然后是离开了校园,老齐现实了许多,也努力去适应残酷的职场。他甚至听从妻子的劝告,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汤姆。不过,这个无比庸俗的名字并没有派上用场。
公司里有个中国同事老袁,北京人,喜欢开玩笑,喝咖啡的时候跟老外说,老齐的齐,发音其实很简单,就是轮胎放气的声音。那老外当时哈哈大笑,差点儿岔了气,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个笑话就传遍了全楼。老袁吓得不轻,赶紧来向老齐赔不是。他倒不是怕老齐,而是担心艾琳将来找碴收拾他。老齐哈哈大笑,说老袁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平生最恨两件事:中国男人起外国名字,中国女人嫁外国男人。后来,两人越走越近,成了好朋友。
又过了一年,艾琳生下第二个孩子,是女儿。老齐的家乡有句老话:女儿是妈妈的冤家。这话没错,孩子刚满月,艾琳就得了产后忧郁症。刚开始,老齐以为妻子是在家闷得慌,上了班就会好。不料,艾琳回去上班之后,情况更复杂了:突然之间,她对专业研究完全失去了兴趣。艾琳跟丈夫商量,说工商行政管理挺吃香的,想去试试,读个在职的。老齐犯了难,他觉得中国人丢掉技术太可惜了,再说,那玩意儿学费很贵的,家里还欠着一大笔房贷,又新添了一张嘴。不过,老齐从来不完全否定妻子的想法。他提出,家里没有学费这笔开销,如果公司愿意出钱,他老齐全力支持妻子。
老齐的想法是,经济形势这么糟,公司肯定不会愿意额外花这笔钱。没想到,艾琳游说能力很强,居然说动了研发中心主管皮埃尔,出钱给她报了高级行政班,全脱产,一年。
老齐的算盘落了空,很懊恼,就去找老袁诉苦。老袁安慰他说,要是艾琳能快点儿走出忧郁,倒也是件好事,再说,如今这世道,搞技术确实没什么意思,不如换条路试试。老齐没办法,想想也许是天意,又没有什么钱财上的损失,只好信守诺言。
斯坦福不算太远,就在帕洛阿托附近,风景还不错。开始的时候,艾琳是自己开车通勤,早出晚归,后来发现,这样太累,只好住在学校边上,周末再回家。因为事先没跟公司提住宿的事,现在只好自己出钱,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很快,大半年就过去了。老齐一直注意观察妻子,他发现,艾琳的忧郁症没有好转,而且回到家里话更少了。正当老齐忧心忡忡,考虑是否应该求助心理医生的时候,情况有了突然的转机。有一天下班,老齐照例去幼儿园接两个孩子,被告知说孩子已经被妈妈接走了。
老齐吓坏了,那天并不是周五,艾琳怎么会跑回来?会不会是别的女人冒充的?或者是艾琳的神经真的出了问题?老齐连闯了两个红灯,赶回家一看,妻子坐在餐桌边,和两个孩子玩着拼图,而炉灶上,牛肉汤咕嘟咕嘟正冒着香气。艾琳的面色绯红,略带羞涩,写满了幸福与满足。
苍天有眼,艾琳的忧郁症痊愈了!
艾琳学成归来后,彻底放弃了技术,正式走上职业经理人的道路。虽然老齐认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女性,这样做不合适,但他也无可奈何。老齐的家庭生活从此有了巨大的变化。艾琳比过去忙了许多,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还常常出差,而且,她会不自觉地把社会角色带回家,对丈夫和孩子发号施令。
老齐理解妻子的辛苦,主动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又当爹又当娘。和所有传统的中国男人一样,老齐责任心强,能吃苦,也愿意担待,但是他对妻子的收入远高于自己,总是感觉有些不舒服。另外,老齐觉察到艾琳有时会有些奇怪。比如说,艾琳的工作压力大,基本上不管家务和孩子,这些都是正常的,他完全理解,可是,每隔一段时间,艾琳会突然对丈夫和孩子特别温柔,好像亏欠了什么似的。
作为一个成年男人,老齐是很敏感的。本能告诉他,妻子在感情生活方面,好像是有了些什么。老齐想去证实这一点,又怕证实这一点。他开始留意妻子的言行举止,还特别关注她每一次的公务旅行,去哪里,同行几人,他们都是谁,等等,等等。弄来弄去,老齐什么也没查出来,妻子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艾琳在公司里,是公认的比较严肃的女性,她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不用去做谁的花瓶,上面又有靠山,一般人也不敢打她的主意。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齐想,本来嘛,上班在一幢楼里,下班在一个家里,要真有事能瞒几天?就这样,老齐放下心,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支持妻子的事业。
老齐把男女之间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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