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教育法

教育法教育我们成为公民，是我们首先要接受的法。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由所有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因此，每个小家庭都应该依照这个大家庭的治理模式来自我治理。

家庭是组成人民的基本单位，如果全体人民有一个说话、行事的准则，那么家庭也要有这个准则。教育法的目标因政权组织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国家政体分为三种，即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及专制政体，它们教育的目标分别是：荣宠、美德和畏惧。

第二节君主政体对人民的教育

在君主政体中，主要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人们踏入社会开始的，而不是在儿童受教育的公共学校。荣宠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随时随地以任何一种形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

“要有高尚的品德，要有坦诚的作风，要有礼貌的举止。”这三句话是在那里最常听到的。

在那里，如果说是在宣扬平等，倒不如说是在鼓励人们出人头地。因为，人们多是在向外展示自己的美，使自己日趋完美，很少想过如何施惠于人。

在那里，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标准，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正与否、合理与否，而是伟大与否、非凡与否。

一旦某种高尚的东西为荣宠提供温床，那些所谓辩论家们就会为它找来各种各样的理由，法官就会把它列入正统。

相比之下，共和政体的风俗习气要比君主政体中的风俗习气纯正得多，这是因为在君主政体情感中可以有献媚的成分，允许通过献媚而达到个人目的。

在君主政体中，为了实现某种伟大的抱负，完成某种伟大的事业而玩弄权术，荣宠都是允许的，比如说，一个人在政治上无论怎样工于心计，都不会影响其形象。

假如一个人只是因为妄自菲薄，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荣宠，虽然通常情况下，荣宠对溜须拍马并不排斥。

我前面也曾说起过风俗习气，君主政体中的教育应该使其更坦率些、更真诚些。在那里，人们习惯讲实话，然而，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而是因为这样只讲事实而不考虑别人感受的做法，总能给人以大胆自由的好印象，因此，人们才选择实话实说。

这也是为什么坦率与真诚越被提倡，平民的坦率与真诚越得不到重视的原因。因为，平民尽力寻找的只是纯粹的真实与质朴而已。

在君主政体中，还要求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节。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生来就要与别人一起生活，因此也可以说，讨好别人是人的天性。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会无法融入其他人的生活圈，因此变得声名狼藉，到最后一事无成。

可是，我们看到的知礼、有节，从源头就歪了。我们的文明礼貌只是做给别人看的，选择这样做，是在告诉别人自己是个高尚的人，与那些人们所鄙视的不是同一类。当礼节成为我们获取尊重的手段的时候，它也就不再纯粹了。

礼节来源于自感渺小者对所有人的尊敬，在君主政体的宫廷中，都有一个异常伟大的人物，在他的映衬之下，所有人都显得那么渺小，于是，宫廷也就成了最讲礼节的地方。在讲礼节的同时，让受礼者感觉到自己是宫廷中人，让行礼者感到自己是有资格在宫廷中的人，所以受礼者心情愉悦，行礼者也沾沾自喜。

在宫廷中，朝臣们很注重仪表，但喜欢的不是质朴实在，而是造作夸饰，虽然这种仪表给人以谦恭的美感，可是这种弃真取矫的做法，随其传播也必将与仪表的初衷渐行渐远，那些注重矫饰仪表的人，自身的尊贵与荣耀也将逐渐消减。

事事都要有情趣，这是宫廷的一贯作风。形成这样的风气原因有很多种，长期过度的贪图享受，使他们变得极度空虚，只得变着花样寻求刺激，于是各种不经大脑的想法便应运而生，然而，在宫廷中没人这么看，只要是有乐趣可言，再荒诞的事情都能被接受。

凡此种种都是君主政体教育的内容，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培养下，一批批伪君子应运而生，他们身上的所有品质、所有美德，都是符合君主政体所需要的。

在那里，荣宠思想是无处不在的，人们的各种想法、思维方式都受它的影响，就是人们说话、行事的准则也要以它为参照。

荣宠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为它的愿望美德设定范畴；可以规定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不论我们对宗教、政治或者伦理道德有什么应尽的义务，它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荒诞想法，随意扩展或限制。

在君主政体中，法律告诉我们一切要遵从君主的旨意，宗教告诉我们一切要遵从君主的旨意，荣宠虽然也这么说，可是它在这么说的同时，还说了另一句话——那是在君主的旨意不损害荣宠的前提下，否则，我们可以不听。

也正是因为如此，克里隆告诉亨利三世，自己宁愿与吉斯公爵[67]一决生死，也不愿去暗杀他。圣巴托勒缪之夜[68]后，查理九世下令杀尽胡格诺派所有的新教徒，命令是让所有省督都参加。作为一名勇士，奥尔泰子爵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认为那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拒绝服从命令，于是这样对查理九世道：“恳请陛下，让我们留着我们的手和命做些有意义的事吧！因为我所看到的除了善良的公民，就是勇敢的士兵，没有一个嗜杀之徒。”[69]

为君主作战是人人都向往的职业，不管是胜利，也不管是失败，就算是遇到困苦的遭遇、不幸的命运，只要是在从事这种职业都会得到尊贵与荣耀。所以，这方面荣宠对贵族要求最厉害。然而，法则既然是荣宠定的，荣宠也就成了唯一判断对错的标准，如果有谁冲撞到了荣宠，那么荣宠就会要求他或者是允许他离去。

荣宠一向把自由看得比财富重要，所以，它提倡人们不受约束地追求或者推辞各种职务。[70]

教育一定得与荣宠相协调，就是因为荣宠的规则是至高无上的。其主要表现为下面三点：

一、可以把财富看得很重要，可是绝不能把生命看得很重要。

二、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入了贵族行列，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符合自己的身份，同时，也不容许别人做有损身份的事。

三、荣宠要求或禁止的事，即便是法律没有要求或禁止，也要无条件遵从，其遵从程度较法律更甚。

第三节专制政体对人民的教育

专制政体的教育是奴役性的，是要通过这种教育把人们的心志无限降低，这点与君主政体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是件好事，因为那里的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就是想当专制君主也得从当奴隶开始。

绝对服从指的就是听到命令后立即执行，不思考、不怀疑，更不做任何推理，显然这样的人是无知的，偏偏专制政体中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发号命令者还是执行命令者。

在专制政体中，教育是狭窄的，它把一切简单化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宗教原则常识和只知服从的畏惧心理，因为统治者清楚知识与竞争的可怕性。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通道变得狭窄，共处变得困难；于是，每个家庭变成了独立的王国，就更别说什么美德了，因为根本找不到什么美德能用在奴隶身上。[71]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做不到。

说白了，专制政体就是通过教育，先把人脑子中的一切给洗去，然后把一些需要的东西植入进去；先把人的变得无知，变得没有思想，然后再变成奴隶。所以说，“专制政体没有教育”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通过教育培养心系民众疾苦的好公民，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是没必要的。如果是这样的好公民，那么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反对政体的高压，只要他爱国他就一定会这样做。这样的努力结果无非两种——成功与失败。失败，地位丧失、名誉扫地；成功，同样要面临危险，那就是与君主、帝国一同毁灭。

第四节古今教育的不同效果

在古代，人们往往会做出一些今天的人做不到，也没人去做的事情，我们为此感到惊诧的同时，也感到了我们的渺小。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那时候大多数人生活的政体，以美德为说话、行事的准则，而且正是美德兴盛之时。

古人一直接受着同样的教育，所受教诲自始至终是被肯定的，就这一点而言，古时的教育比现在的教育要好。就拿伊巴米浓达[72]来说，直到晚年，他的言行、行事风格，还与其最初接受的教育一般无二。

父亲、师长和社会，是我们接受教育的三个渠道，三个渠道三种教育，不但不同，甚至相反。我们最先接受的教育来自父亲，然后是师长，可是进入社会后前两种教育却被彻底否定了，只是因为宗教与社会的要求毫无共同之处。

第五节共和政体对人民的教育

专制政体的教育是以威胁和惩罚让人产生畏惧；君主政体的教育是用欲念和荣宠相互激励；而共和政体的政治美德宣扬的却是舍弃自我，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共和政体对教育力量的依仗要大得多。

热爱国家、热爱法律是共和政体政治美德的主要表现。先公而后私是美德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个人利益都要让步于公共利益。

世上任何一种事物都一样，只有爱护它，它才能保存下来，政务也不例外。民主政体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政务委托给了每一个公民，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才可能出现。

有谁听说过国王不爱君主政体，又有谁听说过专制君主不爱专制政体。

所以，共和政体应通过教育着力于激发这种爱——对国家、对法律的爱，这是先决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公民都受到这样的教育，继而把这种爱、这种美德一代代传承下去。

老师是孩子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其思想的引导者，所以，这方面的热情要通过老师来激发。

如果父亲的家庭教育不够理想，那一定是外界有了不良思想，影响到了孩子们，他们无法接受正常教育。

新生代绝不会无缘无故变坏，使之堕落的只能是其成人后与外界不良思想接触所致。

第六节希腊的风俗习气

美德是在平民政体治理下的，人所必备的情感，这一点古希腊人很清楚，而他们的一些新奇而独特的社会风貌与风俗习气，也是专为此而创立的。斯巴达人的法律是莱库古[73]制定的，就收藏在莱库古为自己写的传记（《莱库古传》）中，我们读它就等于在读《塞瓦朗勃人的历史》[74]。克里特是斯巴达法律的本原，而柏拉图的法律就是在斯巴达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

法律制定的同时，世界也看到了这些立法者的智慧。这里，我就请大家将目光暂时转向这些立法者，看一看他们如何向那些久以成型的旧俗发起冲击，如何以博大而高深的才能将一切美德融为一体的。正义和偷窃、极度的自由和冷酷到极点的奴隶制、最大的宽容和最残忍的感情本是两个极端，然而，却被他们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了，城市也因此走向了安定。在这里，城市的所有资源，艺术、商业、金钱，甚至是围墙，都不存在了似的，人们也不再想明天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有的只是为更大理想奋斗的勃勃雄心；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生来就有一样，心中全是他人，唯独没有自己，忘记了自己、儿子、丈夫、父亲，甚至是贞操观念。斯巴达人所向披靡，就算对手打败了他们的人，也打败不了他们的心，只要他们心中还有法制，他们及他们的后人高昂的志气永远都不会磨灭。[75]这就是斯巴达辉煌一时的真正原因。

斯巴达人是被马其顿打败了，成了附庸城邦，可他们却是最后一个；克里特人[76]是输给了罗马，可他们却是罗马众多猎物中，最后被捕获的；罗马人是制服了萨尼特人，可是却付出了二十四场战争的代价[77]……因为克里特、拉科尼亚与萨尼特人都以这些法律进行治理，推崇同样的风尚。

就是在今天，在这个堕落与腐败横行的年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希腊的这些社会风貌与上流习惯，而且光明正大地存在着。[78]因为，这个民族的法律出自一个正直的立法者，就像斯巴达人一样，英勇无畏对他们来说早就成了一种习惯。一个立法者，不管他的法律思想如何，关键是他要有一颗正直的心，莱库古制定法律是以战争为目的，与裴恩[79]崇尚和平的法律思想截然相反，那又怎样？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心要把人民引向光明，所以才能战胜偏见、抑制欲望，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得到了自由人民的推崇。

我们还可以以巴拉圭为例。在传教团看来，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发号施令，所以传教团被一些人指控为犯罪。不过，人民能够获得幸福，这样的治理永远是一件好事[80]。

耶稣会有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那就是首先在这个地区宣传宗教，并使之与人道主义相统一。西班牙对人们的大肆摧残，给人类造成迄今为止最大的伤害，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耶稣会开始对其后果进行清除，对其创伤进行医治。

在耶稣会中，所有美好的情感，只要是被推崇的，他们都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它的教义总是让人越来越谦卑，不论是聆听者，还是传教者。耶稣会之所以能做出不凡的成就，就是因为有这种情感和热情的存在。单从增强人们求生本领这点来说，耶稣会的贡献就是巨大的，那些在丛林中散居的人民，就是在它的指引下，走出丛林的。还有，他们的衣食、生计都是它提供的。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勾画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的财产是公有的，人们对众神保持着无上的敬仰；在那里，人们保留着一切好的习俗，从不与外族城邦来往；在那里，公民不对外贸易，一切由城市代为进行；在那里，人们崇尚的是技艺而不是奢华，只取所需要的而不贪图。如果一个人想要建立同样的机制，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还要淡泊金钱观念。金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为数不多的刺激欲念相互腐蚀的手段。金钱的日益集中会拉大贫富差距，打破大自然的平衡界限，久而久之，产生贪念，让一些人开始无节制地敛财积物，从而滋生更大的贪欲。

用城邦与城邦的贸易代替人与人贸易，社会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不变，同时，也避免了基本政制在贸易中被腐蚀。埃皮达姆纳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推选一位官吏，以城邦的名义对外进行贸易的，所以，他们的族俗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81]。

第七节这些特殊的机制适宜哪种场合

君主政体的教育是在无限地激发人们潜在的荣宠欲望，专制政体的教育是极力构建畏惧氛围，而共和政体则是以政治美德作为行事准则，所以，相比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才是这些特殊机制更适宜存在的政体。而且，只有小国才适合此类机制的存在[82]，因为小国中更容易推行统一性的教育，而且教育在这里很容易推行到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国家大了事务自然就多，关系自然繁杂，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所以公民之间相互关照就无从谈起，而不论是米诺斯[83]、莱库古还是柏拉图，他们的立法思想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全民之间相互关照。

大国，就是大社会，时时处处都有这样、那样繁多、棘手而要紧的事务，交换过于缓慢，所以，会选择更为方便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购买”就成了它们的首选，而购买所用的金钱，正是这些机制所排斥的。另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共同的尺度的存在，而且，只有使这个尺度享有权威，它才能在各地得到承认和维护，这也是与这些机制相悖的。

第八节为古人习俗悖论做个解释

阿卡迪亚人[84]生活的地方空气凄凉寒冷，于是，音乐就成了他们柔化习俗的工具；西内特[85]人的凶残是整个希腊之最，也是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因为他们从不重视音乐。这话就出自波利比乌斯[86]之口，他的判断力之强没有人不知道。柏拉图说得更是直接——要想使音乐发生变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家的基本制度发生改变。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很多思想并不持赞同态度，也许就是为了反驳柏拉图他才撰写了《政治学》一书。然而，对于柏拉图习俗受音乐影响这个观点，他却是赞同的，与之持同样态度的还有提奥弗拉斯特[87]、普鲁塔克[88]、斯特拉波[89]等人。这种观点绝非随口一说，因为从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思想中我并不难看到[90]。这是他们立法的依据，在城邦治理上也是这样要求掌权者的。

解释这一点并不难。要知道，希腊诸城，特别是崇尚战争的那些城市中，从不提倡做工挣钱，任何自由民都不应该从事这样的工作和职业。色诺芬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工艺对从事它的人的身体都是有害的，他们必须待在阴暗处或是火边，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他们的朋友，就算是他们的国家也不能。”要想这些手艺人成为公民，也只能是一些民主政体腐败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也曾这样说。[91]色诺芬一向认为，不应该把城邦权交给他们，否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共和国。[92]

在当时，农业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只有那些最低下的人才去从事农业，诸如伊洛底人、佩里耶克人、佩纳斯特人，因为他们分别是被斯巴达人、克里特人、帖撒利亚人征服的，还有那些被其他共和国征服的、役使的奴隶们。[93]

商业免不了为奴隶、住客及外邦人提供服务，所以，到后来，在希腊人眼中，所有的低级商业也都成了卑贱的行业[94]。因此，柏拉图便在《法典篇》[95]中提出了惩罚经商的公民的主张。

不允许做生意，不允许当工匠，不允许从事农业，可是又不能碌碌无为。[96]机制又不提供其他岗位，希腊诸多共和国的公民，一时间不知干什么好了。于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及其相关的行业便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97]就这样，希腊便成了运动员和战士的社会。由于长期从事这样的训练，人们在变得坚强的同时，也越发粗野起来[98]，这就需要一种另外的东西来调节，于是，能通过感官影响心灵的音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体质锻炼让人性格变得坚强，思辨科学让人的行为变得粗野，而音乐恰恰介于两者之间，能使之趋于柔和。如果美德可以用音乐激发出来，这是无法想象，也难以理解的，可是，体制所产生的凶悍倒真被音乐遏制了，教育中渐渐有了良心的位置，而这样的结果不得不归功于音乐的功效。

如果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除了打猎什么都不去做，那么，他们变得粗野是可以肯定的事。一旦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再那么粗野了，那他们一定是喜欢上了音乐。总的来说，音乐可以激发人心中潜在的美好感情，使心灵变得温和，充满怜悯、慈爱和柔情，对希腊人在训练中所激发出的粗野、愤怒和凶悍，正好相克。戏剧是一种能让人更好地领会音乐对心灵的影响力的事物，然而，它却为当今那些道德伦理作家们所不容。

有一种人，他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听音乐听的不是乐曲的柔和与优美，而只是鼓号的激烈，难道我们还指望音乐能带给这样的人什么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提倡在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音乐的原因。一切都为敦化民风，他们的做法显然是对的。

为什么是音乐而不是其他东西呢？一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原因在于，音乐是所有感官娱乐中，对心灵腐蚀作用最小的形式。读过普鲁塔克的著作[99]的人都知道，他在其中提到底比斯人一种特殊的爱情，一种法律规定的爱情，为的就是让年轻人的行为变得柔和，然而，这种爱情却为其他国家所不容。古人尚能如此，阅读至此，我们不由得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