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威尔逊感到十分困倦、疲惫不堪；尽管他的健康已暗暗受到损害；尽管他在报纸上受到攻击——报纸指责他拖延了和平；尽管他由于自己的顾问们的离弃而感到恼怒；尽管他被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们纠缠不休，威尔逊还是始终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觉得，他不能自食其言；他觉得，只有当他把他想要的和平与非军事上的和平、持久的和平、未来的和平一致起来，只有当他为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国际联盟”竭尽全力，他才能真正获得他想要的和平。于是，当他刚刚能够从床上起来时，他就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举动：1919年4月7日，他给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发去一份电报，电文中写道：“‘乔治·华盛顿’号能够启航向法国的布雷斯特海港驶来的最早日期可能是哪一天；抵达布雷斯特海港的日期，最早可能是哪一天。总统期盼着该舰赶紧启航。”当天全世界都得到消息：威尔逊总统已命令他乘坐的军舰向欧洲驶来。法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后，又提出兼并德国萨尔地区的要求。萨尔地区是产煤区。如果法国能得到萨尔地区盛产的煤，再加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盛产的铁，它就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冶金工业基地，这将为法国称霸欧洲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法国的这一计划，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它们不愿过分削弱德国和让法国过于强大。但克里孟梭在此问题上态度强硬，他声称，如杲法国得不到萨尔地区就不在任何和约上签字。威尔逊恼羞成怒，以退出会议进行威胁。1919年4月6日，威尔逊在巴黎表示，如果英、法不在几天之内接受“十四点原则”作为和约的基础，他就中断参与会议回国，并将真相公诸于众。1919年4月7日，他果真给美国海军部发去电报，命令“乔治·华盛顿号前来接他。但是事后威尔逊并未提前离开巴黎。

这条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而且大家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全世界都知道：威尔逊总统将拒绝任何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原则的和平——纵然是仅仅违反其中一点，并且已下定决心，宁可离开巴黎和会，也绝不退让。决定今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欧洲命运乃至世界命运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如果威尔逊此刻从会议桌旁站起身来，拂袖而去，那么原有的世界秩序就会崩溃，一片混乱就会开始，不过，也有可能从此扭转乾坤，吉星高照。欧洲惊诧莫名，焦急地问：其他的巴黎和会参加者会承担这种责任吗？威尔逊本人会承担这种责任吗？——这是决定性的瞬间。

千钧一发的瞬间。在这紧急关头，伍德罗·威尔逊仍然抱着钢铁般的决心。决不妥协，决不迁就，不要“欺压性”的和平，而要公正的和平。不让法国人兼并萨尔地区，不让意大利人兼并阜姆港，不让肢解土耳其，不拿各民族的利益做交易。公正应该战胜强权，理想应该战胜现实，未来应该战胜现在！公正必须勇往直前，纵使世界因此而毁灭。这个短暂时刻将成为威尔逊的伟大时刻，成为他的最伟大的时刻，成为他的最富人性的时刻，成为他的最英勇的时刻：假如他有力量经受得住这个时刻的话，那么他的名字将会永远留在为数不多、真正的人类朋友们的心间，而且他也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业绩。可是，紧跟在这短暂的关键时刻后面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他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法国的报纸、英国的报纸、意大利的报纸都指责他——这位要创造和平的人却由于他在理论上和神学上的顽固思想而破坏了和平；指责他为了他自己的乌托邦而牺牲了现实的和平，甚至希望从威尔逊那里得到所有一切好处的德国现在也转过身来反对他——德国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伐利亚爆发而陷入一片惊慌。还有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蓝辛也同样恳请威尔逊抛弃他所下的决心。威尔逊在白宫的政治秘书图马尔蒂几天前还从华盛顿发来令人鼓舞的电报：“唯有总统采取一种无畏的举动，欧洲才会得救——或许世界才会得救。”可是，当总统采取了这样一种无畏举动之后，就是这同一个图马尔蒂现在却惊慌失措地从同一座城市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电报说：“……撤离巴黎和会非常不明智，而且可能会在美国和在国外带来各种各样的危险……总统应该把中止巴黎和会的责任让应当承担的人去承担……在现在这个时候撤离巴黎和会很可能会被看做是一种叛逃。”

图马尔蒂（tumulty），时任威尔逊总统的白宫政治秘书。

威尔逊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惘然若失，绝望惆怅，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竟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会议大厅里的人全都反对他，他自己参谋部里的人也全都反对他。而无法看清的千百万人从远方恳请他要顶住和坚持到底的声音此刻并未出现在他身边。威尔逊不知道，倘若他果真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使他的威胁成为现实，他的名字就有可能千秋万代留传下去吗？威尔逊不知道，是否只有当他坚持到底，他对未来的理念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可以一再更新的基本原理而毫无瑕疵地留给后世呢？威尔逊不知道，从他对企图得陇望蜀、充满旧仇宿怨和毫无理智的这几个大国所说的“不”字中会出现哪种转机呢？他只感到自己孤独一人，他只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弱，无法承担巴黎和会夭折的最后责任。于是，威尔逊渐渐地让步了——而让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他松动了自己的强硬态度。豪斯上校搭桥牵线。双方都做了妥协。关于边界的磋商来来去去进行了八天，终于在1919年4月15日——历史上黯淡的一天，威尔逊怀着矛盾的心情勉强同意了克里孟梭的显然压低了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要求：德国的萨尔地区交给法国，但不是永远，而仅仅是15年。这是这位迄今毫不妥协的人做出的第一次妥协，它好像魔棒似的这么一点，第二天早晨巴黎的报纸都变了调门。昨天还在骂他是和平的干扰者、世界的破坏者的各种报纸，现在都把他赞誉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可是，这种颂扬在他心中却是一种责备，使他深感内疚。威尔逊知道，他事实上也许已经拯救了这种一时的和平，但用和解精神缔造的持久和平——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却被错过了，或者说已付之东流。荒谬绝伦的事战胜了天经地义的事。冲动的感情压倒了冷静的理智。超越时代的理想被群起而攻之后，世界又倒退回去了。而他——身为领袖和旗手的威尔逊却在这次针对他本人的决定性战役中遭到彻底失败。

指参加巴黎和会的英、法、意、日等国。法国为了控制莱茵河地区（rheinland）要求将萨尔地区（saar）划并给法国。萨尔地区不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工业区，如果由法国并吞，势必愈益加强法国的地位，英、美等国反对法国的这一要求，不愿让萨尔地区同德国分离，不能让法国在萨尔地区享有行政统治权，只许法国享有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凡尔赛和约》规定，萨尔区由国联直接管理，为期15年，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最后确定萨尔区的归属。今萨尔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联邦州——萨尔州（saarland）。虽说美、英、法三巨头左右着巴黎和会，但他们之间的合作绝非融洽，对许多问题不断发生争执。有一次克里孟梭说劳合·乔治一再撒谎，这位英国首相跳起来，抓住法国总理的硬领要求他道歉。克里孟梭则向劳合·乔治提出决斗的挑战，说“用手枪或剑都可以”，威尔逊把他们两人拉开。参阅李岩、高明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画》第467页，蓝天出版社，北京，2005年2月第1版。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作为是对还是错？谁人能予评说？不管怎么说，在那无法挽回的历史性的一天，一个影响远远超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决定被做出，而为了这个决定的过错，我们要再次用我们的鲜血、用我们的绝望、用我们无奈的困惑付出代价。从那一天起，威尔逊的影响力已渐渐消失——他的影响力在他那个时代曾是无与伦比的道义力量。而现在他的威望已经远去，他的力量也随之东流。谁做出一次让步，那么他就一发而不可收。一次妥协势必会导致一连串新的妥协。

有名无实必然成为虚有其表。暴力必然会制造出暴力。在凡尔赛达成的和平曾被威尔逊梦想为是整体的和平与持久的和平，其实不然，它是不完全的和平，是一种非常不完满的产物，因为这种和平并不着眼于未来，而且不是出于人道精神而是出于对纯粹物质利益的理性考虑而产生。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是与人类命运最休戚相关的一次机会竟令人惋惜地白白错过了。沮丧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觉得抑郁和怅惘。曾经被当做会给世界带来福祉的人而受到欢迎的威尔逊回国了，但已不再有人觉得他是救世主；他只不过是一个满面倦容、受到致命打击的病人了吧。不再有欢呼伴随他。在他身后不再有旗帜挥舞。当他乘坐的军舰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失败者背转身去。他不愿意回过头来，朝我们这片命运多舛的欧洲大地再看一眼。——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与统一，可是从未实现。一个人性化世界的永生梦境又一次在大海的远方雾霭中渐渐消散。

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提出要实现“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公正的和平”等等，并要求以“十四点”作为《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但最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完全违背这些原则，它实际上是严厉制裁德国的掠夺性和约。罗马人有一句名言：“胁迫之下所成立的契约可以不必遵守。”德国人在“封锁”的威胁之下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道义的立场而言，和约本应视为无效。尤其是协约国的态度极为恶劣。正如在巴黎和会后期接替奥兰多的意大利首相尼提（francescosaverionitti）所说：和约“违反所有的诺言、所有的前例、所有的传统，使德国代表不能发一言，实为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怕的一页”。果然，巴黎和会刚一结束，德国复仇主义者就提出“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前来巴黎签署和约，当他看到和约条文后当即决定暂不签约而返回德国。1919年6月中旬，克里孟梭照会德国说，如德国不接受和约条件，协约国将宣布停战条件无效。德国慑于协约国的武力威胁，才决定立即签署和约。但和约对德国的苛刻要求使德国人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三巨头中头脑比较清醒的劳合·乔治说过这样的话：“诸位先生，你们可以夺取德国的殖民地，限制其陆军只供警察之用，使其降为第五等的海军国家。但不管怎样，一旦德国人感到1919年的和约是不公平的，必然会尽可能寻求复仇的途径。”历史证明劳合·乔治的话不幸言中。巴黎和约签订后不久，复仇主义情绪在德国迅速滋长。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大肆煽动对战胜国（特别是法国）的仇恨，策划反对履行和约的暴力行动，如1923年的鲁尔事件。巴黎和会结束后，威尔逊于1919年6月28日离开巴黎，6月29日乘“乔治·华盛顿”号回美国。1919年7月8日抵达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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