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位制置使的提议，朝堂上形成了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支持者乃当朝右宰相郑清之，极力赞同赵范、赵葵的意见。

这三人是师徒关系，属于铁杆的主战同盟。

赵范、赵葵两兄弟在郑清之门下学习过经义，拜了郑清之为师，有他作保，两兄弟都手执重兵，否则，一般不会两兄弟在一起，尤其是执掌军权。

郑清之言之凿凿：“金军强大，却被蒙古灭亡，现在蒙古掩有金国之地，它的力量少说是我大宋的两倍。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我大宋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总结一下金蒙战争的经验，那么金所以能与蒙持续几十年，‘据关守河’（潼关、黄河）便是据以对峙的资本。如果宋军也能够“据关守河”，就等于与金力量联合，这样与蒙古周旋就具备了起码的资本。所以当‘据关阻河，为坚守计’”

他强烈支持出兵，也有个人原因，一旦功成，则他的地位将直追史弥远，功绩更在南宋诸相之上。

毕竟，在他的主持下，大宋夺回故地，回复河山，足以名垂青史！

但反对的力量同样强大，政事堂老二的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旗帜鲜明地反对出兵，与郑清之打起对台。

乔行简认为：“宋军入洛不可为，一者河南旧地，打得残破不堪，民穷地乏，无粮支应，需要从两淮、京湖运粮至三京，千里运粮，十不存一，蒙古军多为骑兵，容易切断宋军粮道，无粮何以战？二者归正之民，其心令人存疑，可为多少支持，难以尽言！”

所以，当以和为贵，不要出兵，维持现状，与蒙古人谈判。

乔行简出言反对，表面上为了皇宋大计，实际上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与郑清之专唱对台戏。

乔行简主和是一贯的，但其实这次反对“据关阻河”，更多的出于乔行简个人的因素，他早有结盟取代郑清之的企图。

端平开政以来，乔行简及其盟友就一直暗中掣肘，或公开反对的。

当时为解决楮币和财政危机（楮币即纸币，印在楮皮纸上），郑清之实行“履亩而税”（即实地观察，丈量田亩），而乔行简则马上就以此策使“小民受害”为由，提出了“称提”政策（用金属币换纸币）。

史称“换楮一策，虽出于枢臣（乔行简）之寡谋，而清之不能夺其议。”

乔行简结盟十分广泛，包括朝中的四明人（这是前权臣史弥远的残余），他“欲用袁韶以快其报复之志……布置宾客，络绎京师……兴论造谤，交结左右，转以上闻，谓非行简不足以为相，非袁韶不足以辅之，而訾清之为果不足用也……”

乔行简与袁韶（南宋进士，史弥远的党羽，现任提举洞宵宫观使）合谋相位是明显的，当时乔行简地位仅次於郑清之，现在在据关守河问题上，他终于与郑清之的貌合神离走到了分道扬镳。

两相争朝，在朝堂上大声咆哮，责任在于宋理宗，他必须咽下这个苦果。

宋朝的“冗官”现象根本无解，顶多改善一二，盖因皇帝不信任武将，对于文官，他们又何尝深信？

郑清之与乔行简闹不和，宋理宗并未罢黜乔行简，此乃帝王心术，用来牵制郑清之。

他们不吵不闹，官家心中不安。

吵了闹了，官家耳朵受罪。

作为右宰相，政事堂老大，郑清之的建议自有一批朝臣为他呐喊助威，声势不小。

但乔行简也不孤单，纠集了一批党羽来为他支持他，并且还有意外之援。

签书枢密院事郑性之与乔行简不是同伙，他名字与郑清之只差一个字，五百年前同一家，但郑性之对他这个本家的进兵策略是不感冒的。

他赞成乔行简的意见，认为进兵太过冒险，不可为之。

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陈贵谊同样认为进兵不可取，与其讲兵法，不如讲兵员，陈贵谊是忠顺军的“老迷弟”，认为两淮之兵对付蒙古铁骑，只怕力不从心，换作是忠顺军出动还差不多。

兹事体大，双方争执不下，有人提议问问地方大员的意见吧，他们身处一线，也有发言权。

宋朝处于战争前线的大员有两淮制置使赵范和淮东制置使赵葵，他们是提议人，当然赞成出兵。

除他们之外，还有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权沿江制置使吴潜，朝廷遣使急问赵彦呐、史嵩之、吴潜的意见。

然而，得到的回复是三位制置使的一致反对，反对进兵以据关守河的策略！

提出的意见与乔行简的意见大同小异，都以和为贵，不要出兵，维持现状，与蒙古人谈判。

按理说，南宋国防最重要的三大战区（两淮、京湖、四川）中，有两大战区的主官反对北进，按说这事就该到此为止了。

不过，此时主战派迎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合伙人：大老板宋理宗。

赵范、赵葵两兄弟并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做，他们想动手出于郑清之的授意，郑清之则窥视到宋理宗想要争个面子，好青史留名的决心，这才让赵家兄弟上书进兵。

有了这个由头，宋理宗作出了决定：“进兵三京，复我河山！”

五月，宋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若收复三京，宋理宗的功绩必然是南宋所有帝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名垂史册，其意义是无限大的。

既然皇帝一意孤行，朝臣们只能执行。

赵葵为帅，加其权兵部尚兵、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准东制置使等诸多头衔，率军进兵三京！

由于出动大军进占洛阳、汴京和应天府这三京发生的时间是在端平元年，史称”端平入洛！

当这个决定通知到各路大员时，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一点都不给脸朝廷，再次上书，坚决反对进兵。

他认为应该防守，蓄积实力，等待时机北上，方为上策。

看到史嵩之这份奏折，宋理宗十分愤怒，对郑清之道：“端平入洛是国之大事，正是用人之际，史家世受国恩，史蒿之却不识大体，令朕失望！”

郑清之建议道：“虽然如此，史蒿之所在的京湖重要，离洛阳近，其统率重兵，且有钱粮，朝廷用人之际，陛下宜用其人！”

宋理宗强压火气，派了使臣急赴襄阳，向史蒿之传达旨意，要他积极配合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