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李将军列传翻译（七十列传第四十九）

本篇记述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李广是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英雄。他一生与匈奴战斗七十余次，常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以致匈奴人闻名丧胆，称之为“飞将军”，“避之数岁”。李广又是一位最能体恤士卒的将领。他治军简易，对士兵从不苟刻，尤其是他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深得将士们的敬佩。正是由于李广这种战斗中身先士卒，生活中先人后己的品格，使士兵都甘愿在他麾下，“咸乐为之死”。然而，这位战功卓著、倍受士卒爱戴的名将，却一生坎坷，终身未得封爵。皇帝嫌他命运不好，不敢重用，贵戚也借机对他排挤，终于导致李广含愤自杀。李广是以自杀抗议朝廷对他的不公，控诉贵戚对他的无理。太史公也通过李广的悲剧结局揭露并谴责了统治者的任人唯亲、刻薄寡恩以及对贤能的压抑与扼杀，从而使这篇传记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

《李将军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力作，这篇作品充分展示了作者在人物传记方面的杰出才能。抓住主要特征突出人物形象是司马迁最擅长的方法之一，在本文中作者就抓住李广最突出的特点，通过一些生动的故事和细节，着力加以描写，使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如写他以百骑机智地吓退匈奴数千骑，受伤被俘而能飞身夺马逃脱，率四千人被敌军四万人围困，仍能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等等。通过这几个惊险的战斗故事，突出表现了李广的智勇双全。尤其是对李广的善射，作者更是不厌其详地精心描写，如射杀匈奴射雕手，射杀敌军白马将，射退敌人的追骑，误以石为虎而力射没簇，甚至平时还常以射箭与将士赌赛饮酒等等。这些精彩的片断犹如一个个特写镜头，生动地展示了这位名将的丰采。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往往笔端含情，在这篇《李将军列传》中更是倾注了对李广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权者的愤慨。作者的这些感情又主要是在叙事中体现出来的。如写李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远甚”，但却能封侯拜相；写卫青徇私情而排挤李广。在这两段文字中我们都可感受到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情。李广愤而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写全军与百姓的悲哭，自然也包含了作者个人的悲痛，我们可以想象，太史公写到此处时一定也是眼含热泪的。

此外，如侧面衬托，反面对比，剪裁之精当，结构之起伏以及语言之精炼流畅、生动传神等等，都是这篇传记文学杰作的突出特点。

随着这篇杰作的问世，李广的英雄形象也就渐渐铭刻在人们的心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这些脍炙人口的唐诗佳句就生动地表达了后人对这位一代名将的景慕赞佩之情。

将军李广，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先祖叫李信，秦朝时任将军，就是追获了燕太子丹的那位将军。他的家原来在槐里县，后来迁到成纪。李广家世代传习射箭之术。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人大举侵入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善于骑射，斩杀敌人首级很多，所以被任为汉朝廷的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被任为中郎。二人又都任武骑常侍，年俸八百名。李广曾随从皇帝出行，常有冲锋陷阵、抵御敌人，以及格杀猛兽的事，文帝说：“可惜啊！你没遇到时机，如果让你正赶上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那还在话下吗！”

到景帝即位后，李广任陇西都尉，又改任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城下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功扬名。可是由于梁孝王私自把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任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hún，魂）邪（yé，爷）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仗恃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做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又调他任上郡太守。以后李广转任边境各郡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他曾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出名。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天子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于是就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都很吃惊，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百名骑兵也都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李广向骑兵下令：“前进！”骑兵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说：“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匈奴骑兵终于不敢来攻击。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正值日幕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领兵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大军不知道李广的去向，所以无法随后接应。

333别赋

最使人心神沮丧、失魂落魄的，莫过于别离啊。何况秦国吴国啊是相去极远的国家，更有燕国宋国啊相隔千里。有时春天的苔痕啊刚刚滋生，蓦然间秋风啊萧瑟初起。因此游子离肠寸断，各种感触凄凉悱恻。风萧萧发出与往常不同的声音，云漫漫而呈现出奇异的颜色。船在水边滞留着不动，车在山道旁徘徊而不前，船桨迟缓怎能向前划动，马儿凄凉地嘶鸣不息。盖住金杯吧谁有心思喝酒，搁置琴瑟啊泪水沾湿车前轼木。居留家中的人怀着愁思而卧，恍然若有所失。映在墙上的阳光渐渐地消失，月亮升起清辉洒满了长廊。看到红兰缀含着秋露，又见青楸蒙上了飞霜。巡行旧屋空掩起房门，抚弄锦帐枉生清冷悲凉。想必游子别离后梦中也徘徊不前，猜想别后的魂魄正飞荡飘扬。所以离别虽给人同一种意绪，但具体情况却不相同：至于像高头骏马配着镶银的雕鞍，漆成朱红的车驾饰有采绘的轮轴，在东都门外搭起蓬帐饯行，送别故旧于金谷名园。琴弦发出羽声啊箫鼓杂陈，燕赵的悲歌啊令美人哀伤；明珠和美玉啊艳丽于晚秋，绫罗和纨绮啊娇媚于初春。歌声使驷马惊呆地仰头咀嚼，深渊的鱼也跃出水面聆听。等到分手之时噙着泪水，深感孤单寂寞而黯然伤神。又有自惭未报主人恩遇的剑客，和志在报恩的少年侠士，如聂政击杀韩相侠累、豫让欲刺赵襄子于宫厕，专诸杀吴王、荆轲行刺秦王，他们舍弃慈母娇妻的温情，离开自己的邦国乡里，哭泣流泪地与家人诀别，甚至擦拭泪血互相凝视。骑上征马就不再回头，只见路上的尘土不断扬起。这正是怀着感恩之情以一剑相报，并非为换取声价于黄泉地底。钟磬震响吓得儒夫脸色陡变，亲人悲恸得尽哀而死。或者边境发生了战争，挟带弓箭毅然去从军。辽河水一望无际，雁门山高耸入云。闺房里风晴日暖，野外道路上绿草芬芳。旭日升临天际灿烂光明，露珠在地上闪耀绚丽的色彩，照得红色的雾霭分外绚烂，映入春天草木的雾气烟霞弥漫。手攀着桃李枝条啊不忍诀别，为心爱的丈夫送行啊泪水沾湿了衣裙。至于一旦到达绝远的国度，哪里还有相见的日期。望着高大的树木啊记下这故乡旧里，在北面的桥梁上啊诀别告辞。送行的左右仆从啊魂魄牵动，亲戚宾客啊落泪伤心。可以铺设树枝而坐啊把怨情倾诉，只有凭借杯酒啊叙述心中的伤悲。正当秋天的大雁啊南飞之日，正是白色的霜露啊欲下之时，哀怨又惆怅啊在那远山的弯曲处，越走越远啊在那长长的河流边。又如郎君住在淄水西面，妾家住在黄河北岸。曾佩带琼玉一起浴沐着晨光，晚上一起坐在香烟袅袅的金炉旁。郎君结绶做官啊一去千里，可惜妾如仙山琼草徒然芬芳。惭对深闺中的琴瑟无心弹奏，重帷深掩遮暗了高阁上的流黄。春天楼宇外关闭了青翠的苔色，秋天帷帐里笼罩着洁白的月光；夏天的竹席清凉啊白日迟迟未暮，冬天的灯光昏暗啊黑夜那么漫长！为织锦中曲啊已流尽了泪水，组成迥文诗啊独自顾影悲伤。或有华山石室中修行的道士，服用丹药以求成仙。术已很高妙而仍在修炼，道已至“寂”但尚未得到真情。一心守炼丹灶不问世事，炼丹于金鼎而意志正坚。想骑着黄鹤直上霄汉，欲乘上鸾鸟飞升青天。一刹那可游行可万，天上小别人间已是千年。唯有世间啊看重别离，虽已成仙与世人告别啊仍依依不舍。下界有男女咏“芍药”情诗，唱“佳人”恋歌。卫国桑中多情的少女，陈国上宫美貌的春娥。春草染成青翠的颜色，春水泛起碧绿的微波，送郎君送到南浦，令人如此哀愁情多！至于深秋的霜露像珍珠，秋夜的明月似玉?，皎洁的月光珍珠般的霜露，时光逝去又复来，与您分别，使我相思徘徊。所以尽管别离的双方并无一定，别离也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有别离必有哀怨，有哀怨必然充塞于心，使人意志丧失神魂滞沮，心理、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创痛和震惊。虽有王褒、扬雄绝妙的辞赋，严安、徐乐精深的撰述，金马门前大批俊彦之士，兰台上许多文才杰出的人，辞赋如司马相如有“凌云之气”的美称，文章像驺?有“雕镂龙文”的名声，然而有谁能描摹出分离时瞬间的情状，抒写出永诀时难舍难分之情呢！[2]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这是一篇著名的抒情小赋。齐梁之际，赋摆脱传统板滞凝重的形式向抒情言志的小赋发展过渡，并用以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感受。这篇赋便以浓郁的抒情笔调，以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方法，通过对戍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齐梁时代社会动乱的侧影。结构上，开篇以“黯然**者，唯别而已矣”定一篇之基调；中间以“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铺陈各种别离的情状写特定人物同中有异的别离之情；末尾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的打破时空的方法归结，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别离的共有感情。[2]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少年时孤苦贫穷，后来任中书侍郎，502年（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迁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做官经历宋、齐、梁三代。少年时以文章著名，晚年才思减退，传说是因为他在梦中归还给郭璞五色笔，此后作诗，就没有佳句了，世称“江郎才尽”。他的诗善于刻画模拟，小赋遣词精工，尤以《别赋》、《恨赋》脍炙人口。今有《江文通集》传世。[

5455长恨歌

《长恨歌》本是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而今，《长恨歌》已经引发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诗的主题是“长恨”，为什么“恨”？“恨”什么？什么人“恨”？都有了十分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编辑本段作者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汉族，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创作背景，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任??（今陕西周至县）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50多年前的“天宝遗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根据王质夫的提议，白写了这篇《长恨歌》，陈写了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666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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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

儒学创始人――孔子

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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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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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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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概况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儒家思想的精华某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思想地位儒家思想导论》主要介绍了：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孟子的使命、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省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以及来自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作了学术报告。张辛博士在讲话中对中庸文化作了探讨，他认为，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庸”就是强调“善”

对于“中庸”的概念，张辛介绍了自己的观点。“‘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张辛认为“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中庸”核心是礼乐文化

论坛上，张辛博士对发源与齐鲁大地的“中庸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张辛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从山东走出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

对于中庸精神与书法的影响，张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

“文化没必要一味与国际接轨”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张辛认为我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他特别强调与传统接轨。“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张辛介绍，现在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目前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张辛认为，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所以，我们要强调与传统接轨，兼容其他文化的优秀精神，而没有必要一味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

1、汉朝兴起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260BC－September10,210BC)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BC?479BC)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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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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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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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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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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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2、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960AD－1279AD)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明末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3、近代的研究和发展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编辑本段

儒学在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