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上午九点准时召开。

在会上，曾飞华把他这些天熟记下来的名字跟人对上了号。除了张副局长和许主任，跟其他的领导和同事有的是第一次照面，有的是照过几次面，但都没有正式的介绍。

另外新来的两名大学生的名字他也记下来，一个叫周新乐，一个叫李唯方。

石局长作了欢迎词后便开始了全局工作的总结。

总结会开始之前都要学习，一般是学选集或是学习雷锋精神。

今天石局长选择的是学雷锋，让办公室的曾飞华给大家念雷锋日记，然后大家谈心得。

周新乐是从省外大学分回来的，学校的牌子比曾飞华响得多，而且看不惯曾飞华的举动，觉得他做的事情就是想引起领导的注意，拍领导的马屁，太世故了，一点都没有当代大学生的勇敢和朝气，得让他们见识一下当代大学生的真正风貌，是有思想有主见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跟屁虫，他要一鸣惊人。

大家都在照本宣科的说要学习雷锋大公无私，助人为乐、钉子精神等等，基本上一人说一条，就是要留点东西给后面的人说，所有的人的面前都摊开一本笔记本，人人都在认真的记，其实大都数人都是在乱画一通，发言完了的人开始画花画草画人头，没发言的人在想自己一会讲些什么。轮到周新乐了，他挺直了腰板，咳了两下，用眼光扫了一圈在座的同事，说到：“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学雷锋，雷锋精神在我们八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石局长正在喝茶，听闻此言，吓的茶杯差点脱手！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都不敢抬头，可余光却都在看坐在长方形会议桌顶端的石局长。

“咳，咳，”石局长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领导了，他经历过批斗，下乡、恢复官职这些大风大浪，而且现在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也允许大家畅所欲言，只是现在在机关的这些干部都是经历过大鸣大发、然后秋后算账的人，他们非常担心悲剧重演，所以大家都是中规中矩，不敢越池半步，只有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人才敢说这样话！

曾飞华也非常的紧张，他知道周新乐是在哗众取宠，这样的观点在机关当中属于新颖，可在大学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很多大学都以此为辩论题，分正反两方进行辩论，属于话题探讨，最先是在北京大学兴起，后来各所高校都在模仿，只不过只限于在校园内交流，而周新乐却敢在机关中讨论，曾飞华很想看看领导们的反应。

他也很想引起领导的注意，所以他才会把心思花在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为民服务之上。

周新乐却铤而走险，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有思想、有冲劲的好印象。也许他并没有刻意这么想，他只是把校园里形成的风气带给死气沉沉的机关，给大家带来些激情与活力。

“首先，雷锋精神已经跟不上我们社会发展的步伐。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勃勃的生机，我们国家正迈开大步的往前赶，这个时候，雷锋精神对国家发展是一种束缚，而不是推力。同志说了，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的重点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发生改变，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何谓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要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只有经济效益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雷锋的大公无私，不要报酬恰恰与我们要提倡的经济效益想违背。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人因为家里的线路问题，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来帮忙整理。那朋友很认真的花了一整天时间把他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拿出他的电路工程师证书给他的朋友看，说，我是正规的二级电路工程师，我花了六个小时解决了你的线路问题，你需要付我523美元。这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吧？可是，这是行业默认的规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在发达国家，每一个行业技能都是有一定价格的，每一分钟的劳动都是有价格的，如果你白白劳动了，那么，对不起，你破坏了行规，使其他人的就业和收入受到了影响和严重损害！这是不允许的！有的国家甚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在我们国家，如果某人家中的电灯坏了，线路烧了，我们请会电工的朋友来帮忙，就是纯粹的帮忙，是不计报酬的帮忙，不管花费了这个朋友的多少时间，都不可以提报酬的。这就是助人为乐精神，可是在别的国家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还有，雷锋同志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做好事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他坐火车，帮列车员打扫车内卫生；路过一个建筑工地上，便带病参加义务劳动……这纯属狗拿耗子多官闲事！打扫车内卫生是列车员的份内工作，你替人家干了，不是在培养懒汉吗？如果我们见个建筑工地便去义务劳动，这不是在夺建筑工人的饭碗吗？如果你进饭店吃饭却替厨师炒菜、到银行存款却替人家点钞……这岂不乱了套？那我们要不要做好事？当然要，决不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