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第十六代皇帝——崇祯皇帝自杀，明帝国宣告灭亡。4月，满洲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精锐的满洲八旗，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李自成被迫于4月30日撤离北京。满洲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登基，满清王朝开始统治中国。5月，明朝宗室后裔、崇祯皇帝的堂弟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为皇帝，建立了“南明政权”。

1645年6月，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害，他所建立的农民起义政权也随之灭亡。同月，满清亲王多铎率领八旗大军攻陷南京，南明皇帝朱由崧被斩首。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勒令全国人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起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在江南，有上百万人民因为反抗满清暴政而被屠杀，满清贵族企图通过血腥镇压的方式，巩固他们的**暴政，大半个中国在铁蹄下呻吟！

1646年12月，满清肃亲王豪格消灭了割据四川的“大西”农民起义政权；除了割据云南、贵州的南明皇帝朱由榔外，全国基本被满清王朝统一。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暂时忍受满清贵族的残酷压迫。这种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1650年，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亲率10万八旗精锐部队攻击朱由榔的南明政权，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大陆残存的最后一个反清势力。经过两年的苦战，多尔衮攻陷了昆明，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逃亡缅甸，不久被杀害。南明政权就这样灭亡了，满清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清帝国实际上的决策者——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精力充沛、阴险狡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典型满洲贵族。他利用被征服人民内部的矛盾，予以分化统治，一面维持森严的等级制度，一面又给自己加上“温和”“开明”的伪装，骗取被征服人民的信任。满清帝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征服者，它统治的不是人民而是奴隶，它最大的任务就是压制这些奴隶的反抗。

1654年2月，多尔衮在班师经过四川时坠马受伤，终于在几天后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享年41岁。此前满洲贵族取得的胜利，几乎完全是因为多尔衮的高瞻远瞩和心狠手辣，现在多尔衮却突然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地域辽阔、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满洲贵族都盯着多尔衮留下的权力真空，随即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搏杀！

努尔哈赤的侄子、郑亲王济尔哈朗诬告多尔衮生前犯有“谋反大罪”，要求彻底清算多尔衮的“罪行”，引起多尔衮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反对。满洲贵族济尔哈朗、索尼、苏克萨哈密谋逮捕阿济格，彻底清除多尔衮的残余势力，但计划泄密，阿济格抢先下手逮捕了索尼、苏克萨哈，控制了北京；济尔哈朗则逃往关外，组织起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满洲内战正式开始。这场残酷的内战持续了近两年，满清帝国的大部分实力都被消耗殆尽，精锐的八旗军没有用来镇压南方的人民起义，反而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最终，英亲王阿济格在蒙古人的帮助下打败了郑亲王济尔哈朗，收复了关外辽东的土地，但满清帝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这场满清帝国内战，对中国历史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后来中国几百年历史的转折点！

在满洲贵族内战的同时，南方的反清起义军已经日益壮大，规模甚至超过一百万人，分散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完全截断了北京与南方各省的联系。满清贵族能够控制的领土，只剩下黄河以北的几个省份，清帝国的**暴政，眼看已经岌岌可危。

1655年4月，割据厦门的前明将领郑成功在江苏沿海登陆，包围南京，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清帝国的江苏巡抚被打的大败，南京城内一片恐慌。但因为粮草供应不上，郑成功没有来得及攻下南京，就被迫撤退。第二年3月，郑成功再次率领15万大军在江苏登陆，再次包围南京，但这次又陷入了粮草缺乏的困境。6月，为了筹集军粮和军费开支，郑成功召集江南富商的代表开会，颁布了《江南善后布告》，规定了三条原则：

1、只有明朝皇室的后裔才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一旦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将拥立万历帝的嫡孙朱由槿为皇帝。

2、打败满洲贵族后，决不会效仿崇祯皇帝横征暴敛的政策；在江南征收任何税款，都会事先征求江南富商们的同意。

3、恢复明朝政权后，将给予江南富商很大的政治权力，允许他们对政策发表意见，主持明帝国的行政工作。

这三条保证，等于说把许多权利都赋予了商人，对商人这样优厚的待遇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这样，江南的商人们终于同意支持郑成功，在此后2个月里为他提供了25万石军粮和10万两白银，作为他继续进攻南京的保证。不过，经历了明朝末年的倒行逆施和满清贵族的残酷镇压，江南商人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了，他们迫切希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一年的秋天，江南丝绸商出资8万两白银，收编了一支起义军，拉开了江南商人组建军队的序幕。在短短的半年里，江南的丝绸商、茶商、陶瓷商纷纷出钱收编农民起义军，把起义军变成了富商控制的武装。后来商人控制的军队达到20万之多，甚至超过了郑成功的军队——这也为后来的商人政权打下了基础！

1657年，郑成功终于攻陷了南京，接着趁热打铁率军渡过长江，收复了扬州、淮南等地，但在淮北被满清八旗主力部队打的大败，几乎一半主力都被消灭，被迫撤回南京。听到郑成功大败的消息，江南商人居然弹冠相庆，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踢开郑成功，建立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1657年10月，江南大商人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明朝政权的事宜。经过7天的讨论，会议决定解除郑成功的兵权，将其剩余6万军队编入商人建立的军队，江南商人完全掌握了一切兵权，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此之前，谁又能想到，最终巩固全国政权的不是满清贵族，也不是郑成功，而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江南大商人？

1658年1月，江南商人拥立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槿在南京即位，新明帝国正式成立。新明帝国的大权由商人组成的“帝国议事会”操纵（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性质的机构了），由议事会任命“内阁”主管行政事务。8月，帝国议事会任命屠大川为北伐军统帅，率领22万明军出师北伐。由于满清帝国的实力损失很大，几乎无力抵抗明军的北伐。9月，新明帝国北伐军顺利攻克河南、山东两省，渡过黄河进入直隶境内。11月，明军与清军在真定会战，清军大败，号称“百战百胜”的八旗军几乎全军覆没，大批满洲高级将领都战死沙场，清王朝的灭亡眼看已经不可避免了！

1659年1月，明军开始进攻北京。满清贵族提出与新明帝国举行和谈，但是新明帝国怎么可能接受？眼看谈判没有指望，英亲王阿济格、安亲王岳乐、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等满洲贵族只得逃往关外，逃回他们15年前的故乡，北京随即被攻陷，短命的满清王朝宣告灭亡，它对中国15年的残酷统治，也成为了一场噩梦。6月，明军攻陷山海关，北伐战争圆满结束了。第二年，关内各省全部被明军收复，在旧明帝国灭亡16周年之际，新明帝国终于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在名义上，皇帝还是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实际上，在明帝国复辟后，“议事会”和“内阁”掌握了一切大权，所有行政事务几乎都由内阁处理，皇帝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傀儡君主。新明帝国的最高决策权被议事会牢牢掌握着，军队也是由议事会控制的；而帝国议事会的决策权，实际上又完全由江南大商人掌握的，是大商人的垄断政权。因此当时有一种说法：“新明帝国的大权实际上是由江南的丝绸贩子、陶瓷贩子、盐贩子和茶叶贩子掌握的”，这种说法虽然刻薄，却也形象地揭示了新明帝国“商人政权”的本质。

1664年，帝国议事会宣布恢复中断了2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允许儒家地主官僚进入政府；新明帝国的中下层官职如知县、知府等，基本上由出身科举的儒家官僚担任，高级官职则由江南的大商人担任。帝国议事会通过了《恩荫条例》，允许大商人的子孙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担任重要官职，这就使商人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虽然新明帝国的权力大部分归于大商人，但中小商人、地主官僚也不是没有发言权，大商人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新明帝国政府在各种势力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形成了实质上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度，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要早20多年！）

新明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税收问题，因为旧明帝国和满清帝国的财政体系搞的都是一团糟，劳民伤财，而且效率低下。江南商人们深受前明财政体系混乱之害，因此决定彻底改革财政系统，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1668年，议事会成立了专门的“帝国财政部”，并将帝国预算分为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两部分，这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雏形。不久，议事会又开始试行“包税制度”，将山西全省的赋税承包给山西票号，由票号代为征收、押运、上缴国库。“包税制度”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收税任务转包给私人经营的票号、银行，从而大大提高了帝国政府的财政效率，增加了帝国财政收入，并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被称为新明帝国“最伟大的改革措施”之一。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法国，与此相似的“包税制度”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广之中！

1685年，全国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和江南之外，都实行了包税制度，明帝国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近代金融资本也开始形成，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蓬勃发展。精明的山西票号商人利用包税制度为自己获得了大量流动资金，再用这些流动资金进行工商业投资、施放高利贷、贩卖各地特产品，从中大赚一笔。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山西商人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明帝国基本形成了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双头统治”的格局。尤其是山西三大票号的掌柜商人，一时间权势熏天，掌握着帝国的财政命脉，被当时的人们尊称为“白银皇帝”。

1693年，明帝国中央银行——“大明银行”成立，本部设在北京，初期资本有700万两白银，60%由山西票号提供，它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全国货币供应，为帝国政府筹措资金。此后，北京的地位日趋重要，成为帝国的“陪都”。同年，帝国议事会通过了《加强边防法案》，在北京、山西等北方边境地区组建了5个新军团，准备对蒙古、满洲游牧部落进行讨伐。

（大明银行的建立，只比英国的英格兰银行稍晚，而且两者有一个惊人的相似：都是为了给对外战争筹备军费而建立的。这两个中央银行的建立，标志着世界金融业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

1699年3月，由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率领的明军“北方兵团”开始讨伐蒙古游牧部落。郑经的军队装备了540门臼炮、120门榴弹炮和9000支火轮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之一。经过周密的部署，郑经在张家口附近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歼灭3万科尔沁蒙古骑兵，打死科尔沁、喀喇沁两个部落的首领，沉重打击了蒙古游牧部落的嚣张气焰。几个月之后，郑经又从北京、山西联合出兵，进攻察哈尔蒙古部落，歼灭了察哈尔骑兵主力。9月，察哈尔亲王向明朝投降，接受明朝管辖。这也是300年以来，蒙古人在明朝人面前最惨重的一次失利。

1700年3月，郑经率领12万明军从山西大同出发，越过燕山山脉，从山路直插喀喇沁部落的大本营赤峰。4月，经过激烈的赤峰会战，明军歼灭了喀喇沁部落的骑兵主力，喀喇沁贵族纷纷向明朝投降。科尔沁部落也向明朝投降，接受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蒙古部落基本平定。一个月之后，郑经又在蒙古骑兵的协助下进攻满洲人控制的辽东地区，在满洲都城盛京城下与满洲主力军进行最后决战。在明军装备的450门臼炮、100门榴弹炮的密集轰击下，满洲主力军全军崩溃，最后一代满洲皇帝也被郑经活捉后送往南京。7月，辽东半岛基本平定，残余的满洲部落主动向明朝投降称臣，接受明朝官员的管辖。曾经不可一世地君临天下的满洲贵族，就这样灭亡了！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蒙古和满洲部落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要么灭亡，要么称臣，明朝的军队驻扎到了蒙古草原和东北平原。事实证明，一个拥有强大财政体系和精良武器装备的近代国家，是可以轻易击败游牧骑兵的。此后不久，新疆的准噶尔部落、外蒙古的喀尔喀部落也派人向新明帝国称臣纳贡，2000多年来一直困绕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威胁”终于烟消云散。从此开始，游牧民族再也不可能对中国历史造成重大影响了。

1705年，明帝国出动由10艘重型战舰、25艘中型多桅帆船和100多艘小型舰船组成的舰队，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人强占100多年的台湾岛。凭借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资源，华南地区的海上贸易开始发展壮大。此时，明帝国面临着海外贸易、海外殖民的大好时机，欧洲殖民者还没有到达东亚大陆，整个远东地区只有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明帝国掌握着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海军，如果它想对海外进行扩张，谁又能阻挡它？然而，掌握帝国大政方针的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们并没有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反而消极对待海外贸易，更不愿意实施海外殖民的方针，使中国错过了向海外发展的绝好机会。错失这个时机，即使在几百年后看来，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但是，西方殖民者是不会错失这个时机的，东南亚的广阔海域，中国不去占领，欧洲国家就会来占领。1710年，法国殖民者的魔掌开始伸向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在东南亚沿海建立了许多海军基地，并积极策划进一步入侵中国沿海。1724年，法国海军出动30艘大型武装帆船，悍然入侵中国的海南岛，占领了海南的大部分地区，这是西方殖民国家第一次入侵新明帝国！明帝国议事会大为震惊，急忙出动海军主力对法军发动反击。明朝舰队多次试图在海南登陆，但在法**队的猛烈抵抗之下，均以失败告终。面对法国先进的大型武装帆船，明帝国的海军已经落伍了。新明帝国终于尝到了固步自封的苦果！

1725年5月，一位穿着英国海军制服的外交使节乘坐小型三桅船来到了明帝国首都南京，他自称来自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这个英国使节向帝国议事会提交了一份照会。照会中说，英国愿意出动舰队支援明帝国，帮助明军收复海南岛；作为交换条件，明帝国应该把珠江口外的一个小岛——香港岛及其北面的九龙半岛租借给英国，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中转站。虽然明帝国对英国很不熟悉，但为了击败法军，也只有让英国人来试一试了；只要能收回海南岛，出租一个小小的香港又有什么可惜？经过激烈的辩论，明帝国议事会决定同意英国的要求，与英**队联合作战。1726年1月，英国出动32艘佛兰芒武装帆船，与明朝舰队联合进攻法国舰队，经过2个月的艰苦战斗，终于歼灭了法军主力，收复了海南岛。作为报答，帝国议事会同意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租借给英国，并给予英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南方的贸易门户，第一次向欧洲国家敞开了！

此后数十年，英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以香港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香港逐渐成为华南最大的商业城市。广东商人也通过与西欧各国的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广州、珠海、汕头等沿海城市都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8世纪末，广东商人每年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1亿两白银，控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命脉。

把香港这个小岛租借给英国，结果却导致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和广东商人的勃然兴起，这恐怕是明帝国议事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18世纪初，山西商人得到帝国议事会的批准，开始开发满洲的资源，尤其是人参、鹿茸等珍稀药材资源。为了深入开发满洲的丰富特产，明帝国在松花江流域建立了长春县和吉林县，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固定人口迅速增加，东北地区成为明帝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原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东北的黑土地。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也将触角伸向了远东地区，他们早在18世纪初，就在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不断侵犯中国领土。俄罗斯沙皇还派遣精锐的哥萨克骑兵入侵蒙古，企图将蒙古并入俄国版图；蒙古游牧部落在明朝军队的协助下，利用明朝援助他们的火枪、大炮，多次挫败俄罗斯骑兵，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野心受到了遏制。但是，扩张成性的俄国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俄国骑兵一直不停地骚扰中国北方边境，成为明朝的一大祸患。1740年，由于俄罗斯帝国不断入侵新疆、蒙古和东北，明帝国议事会的大商人们终于达成共识。通过了《保证北方安全法》，把陆军主力部队调往北方，对俄国发动反击。从这时开始，明军和俄军经常在新疆、蒙古和黑龙江流域发生冲突，双方互有胜负，俄罗斯帝国始终无法战胜明帝国，完成它在远东的扩张。

1758年，明帝国议事会先后通过了《东北垦殖法》和《新疆垦殖法》，此后又通过了《河套垦殖法》，鼓励内地剩余人口向东北、新疆、蒙古地区迁徙垦荒。新明帝国在边境开垦的地区，先后建立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甘肃五个行省，中国的版图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明军主力还第一次越过了乌苏里江，击溃了入侵东北的俄**队主力，遏止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野心。意识到明帝国实力的强大，俄国沙皇也不得不向明帝国政府提出展开边境谈判，经过谈判桌上激烈的勾心斗角，双方于1765年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东都是中国领土，贝加尔湖以南的蒙古是中国领土，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新疆地区也是中国领土，俄罗斯帝国不能对这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虽然中国在这个条约中，承认了俄国对巴尔喀什湖以西、黑龙江以北和库页岛的主权，但这个条约至少遏止了俄罗斯帝国向远东的扩张；此后100多年，俄国人再也没有入侵中国领土。

1773年，新疆、青海的准噶尔部落纠集新疆的维吾尔部落，在新疆、青海、甘肃发动了针对明军的大规模叛乱，企图把新疆、青海从明帝国的版图中分裂出来，建立独立的“准噶尔帝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游牧民族暴乱！明帝国议事会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以罕见的全票通过了《消灭西方游牧部落的命令》，出动40万大军镇压叛乱。1774年，明军兵分两路，分别在青海湖和新疆塔里木河大败准噶尔联军，平定了准噶尔和维吾尔部落发动的叛乱，新疆、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残余势力全部被肃清。从此，游牧部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全部结束了。

1776年，应**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邀请，明帝国第一次进军西藏，驱逐了那里的准噶尔残余势力。帝国建立了新疆、青海、西藏三个行省，并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大臣”，专门管理西藏事务。西藏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明帝国又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设立了军队哨所，并于1790年建立外蒙古、内蒙古两个行省，由明朝政府派遣的官员直接统治蒙古地区。明帝国的领土范围达到最高峰，以凛然不可侵犯之势屹立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

（但是必须指出，在陆地上战无不胜的明朝大军，在海上却是十分无能的，以至于连收复海南岛都需要英国舰队的援助。中国还是没有成为一个面向海洋的国家。）

整个18世纪，明帝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国内经济发展却遭遇了瓶颈。在江南、广东、山西等地，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然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小农经济还是占据着统治地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少数大商人手中集中了全国大部分财富，占全国90%人口的农民却非常贫穷，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中国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进行一场政治改革，才能赶上欧洲国家的发展步伐。

（18世纪后期，中国陷入经济停滞，也是一切商人国家的通病。欧洲的威尼斯、佛罗伦萨、荷兰，这些曾经强大不可一世的商人国家，在经济发展100多年之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的窘境。中国的情况，还要更加严重一点，因为中国毕竟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

中国的命运，已经走到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了！近代世界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