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渔工的故事》写完了，虽然只有六万余字，但是安盛觉得很沉重。

《远洋渔工的故事》没有文采，但是《远洋渔工的故事》有真实，它会告诉你在中国有这么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为了微薄的工资，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不惜过着完全没有尊严的生活。当在船上连续在冷冻仓库中连续做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时，当连续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饮用淡水时，安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时只是做下去，想着活下去，想着吃饱、睡好。但是当安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心里却觉得很难受，仿佛一直被个什么东西压着，堵着喘不过气来。尽管如此，还是硬着头皮写完了。

在中国，有着从事远洋捕渔业的一个群体，虽然人数也许并不是很多。这其中通过非法或违规中介而出境的占大多数。当安盛在广州埔穗酒店时，当天同时要出海的就有数十人之多。非法或违规中介公司目前在国内有非常多，各省都有，而以福建为最多。渔工们通过这种中介到外讨生活，各方面的权益都没有保障，可以说碰到不好的船，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台湾的捕渔船有新有旧，船长等管理人员也有好有坏。安盛所在的發春六号上的船长、大副就属于比较坏的那种。问题不是绝对的，也有福利相对较好的台湾渔船，按照有的老船员说的，这得碰运气。即使在發春六号上，也有好的管理人员，比如大车，业务精通，又负责任。

《远洋渔工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台湾企业的企业文化，尤其在对待外劳的态度方面。关于前一阵子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很深层次的台湾企业文化的背景。

关于台湾的外劳，本来也一直为台湾媒体所诟病。

年的高雄捷运泰国籍外劳起义，就最终出动了“警政署”的镇暴部队镇压，最终以谈判收场。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进行了长达17小时的集体暴力抗争。起义的源由在于常年不合理的工作管理，包括加班费不合理、管理手段过于高压、宿舍及厂区不准使用手机、宿舍条件恶劣、缴了健保费看病还要缴很多钱、吃饭掉饭粒要罚钱，还有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的微薄薪资，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而外劳所谓“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强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甚至有的中介公司长期性侵害女性外劳。台湾的外劳是被压在最下层的苦人儿！外界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还有外劳的劳动保障问题。在台外劳很多是从事高危职业，负伤甚至丧生的外劳不在少数，但是，外劳的劳动保障却相当薄弱。

2010年4月台湾渔船升财旺7号船长陈金龙遭印尼渔工限制行动，最终在台湾海巡队救援下才脱困。

捕抓鲔鱼（金枪鱼）和旗鱼等大型鱼的升财旺7号，雇有10名印尼籍渔工，20日在日本东京外海970里处，船长陈金龙遭船上3、4名印尼籍渔工围殴受伤，陈金龙躲进驾驶舱向台湾海巡署求救。海巡队的四名持冲锋枪、步枪的武装人员展开攻坚，印尼渔工不敢反抗，而顺利控制升财旺7号，过程未爆流血冲突。船长身体状况正常。

陈金龙告诉海巡人员，他看见一名渔工头戴两顶御寒头套，便伸手要拿掉，没想到对方以为他要揍人，和其它渔工先发制人围殴他，叫嚣威胁要杀他。这是他的一面之辞。以安盛的经验看来，至少是渔工们挨打次数相当之多，以至于达到临界点终于爆发。

《远洋渔工的故事》对于作者安盛来说，即不是一件艺术品，也不是一件商品，只是一个纪念品。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淹没，台湾渔船上的外籍渔工的真实的人权状况不应该被掩盖。虽然有着半年的酝酿期，但是真正写完只用了15天，每天两小时，有些仓促，缺失错漏会有很多，安盛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修改、更正。欢迎读者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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