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大的思想改造，老烟在自传里作了详细描述，有些事情十分滑稽，现照贴如下，权作解颐：

指导员每天要听取各个班的学习汇报，从个人联系实际的发言中找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动实例，在全中队作典型报告。这样的活动经常搞，可我只记得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支塘学习时水性特别好的广东籍孙君的发言。他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的远房亲戚，因为家境欠佳，让他姐姐到孙科公馆去帮工，估计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吧。从孙君的长相可以推断其姐的相貌不凡，因而被孙科看中了。某天夜晚她正要就寝，孙科推门而入，将其拥抱接吻，她拼命反抗，孙科害怕家丑外扬，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过不多久，她就被辞退回家了。

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除了经常性的小组讨论（这是从老大哥国度传来的学习方式，叫做“习明纳尔”）外，还要组织几次小**。下面记录的就是我印象最深，富于戏剧性的一段插曲：

这次上级安排的是以批判地主阶级享乐腐朽思想为主题的向党交心运动。古人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以说，这个课题重点在“男女”上，几乎人人有份，而改造的标准，似乎应以柳下惠为样板。

卢政委的启发报告用去半天，下午是典型引路。将会是谁登台亮相，现身说法呢？这是全政教班人人关注的焦点。学员们对卢政委有点“个人崇拜”，深信他选中的典型，必定是个百里挑一的人物，他一发言，产生的威力不亚于广岛挨的那颗原子弹！

两时正，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喇叭里播放的音乐使得会场气氛分外肃穆而压抑。在主角出场前，须有人领头呼“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之类的口号，领呼者多为政工干部，如果有哪位指导员这方面已出了名，那么他一举臂，全场就会热血沸腾。有一回在校本部广场召开“反对美帝武力阻止解放台湾大会”上，有一位指导员领着全政教班800名学员一气喊了10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嘹亮有劲，把整个会场镇住了，真是出足了风头。他不仅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更重要的是充沛的情感招之即来，极富于鼓动性，所以每次都能收到“群情沸腾”之效。

这次呼口号却是各自为政的，待声音渐渐平息下去，众人拭目以待主角的出现。

突然，全场一片哗然。上台的竟然是张君，老学员中思想改造的楷模，全政教班仅有的几名学员排长之一（当时军大各学员队排长均从野战军连队工农出身的排长中选拔而来）。张君细述了自己由于背上了“进步分子”的包袱，以至在这次交心运动中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经过组织的帮助，提高了觉悟，决心与地主阶级腐朽思想彻底决裂。他声泪俱下地向大家坦白：在投考军大离沪前夕，将同父异母的16岁妹妹奸污了……

张君对每个听众都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连如此隐秘的丑事都敢端出来，你为什么还要观望动摇呢？”

正在这时，坐在我身后的李君递过一张字条：“小烟，请马上跟我出会场，有要事相告！”我立即去向排长打了个招呼，就和李君走出会场。这时口号声大作，其中自然有“向张××同志学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之类的内容。

我俩在离会场20米处一棵法国梧桐旁坐下。

李君是杭州××大学学生，祖籍四川，身材矮小，性格孤僻，不大敞开思想，有些清高，不过跟我还谈得来。他的外语水平挺棒。这时他神态有些紧张，以至话音发颤：

“方才我听了典型发言，受到强烈震动，决心向组织彻底交心，可是又害怕自己待到大会结束后发生动摇，所以请你出来，趁热打铁，先向你公开！”

我听后心情也很激动，抓紧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劝慰他，并答应为他保密。因为指导员已在骨干分子会上向我们交过底：有些人的事可以不在小组会上交代，只须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组织即可。李君听完我的话，变色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常态。

这次他交代的是如下一个内心秘密：

他家在成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说有点像巴金小说《家》那一类大家庭）。15岁时，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姨妈（寡居），挑唆他发生了性关系。虽然仅一次，但已造成了他久久难以摆脱的负疚感，由此性格大变。怪事无独有偶，今年夏季，他脐下一寸处长出一颗豆粒大的脓疮，久治不愈。他胡思乱想，怀疑姨妈有性病，自己受到传染，梅毒螺旋体潜伏数年后，终于“脱颖而出”，他为此忧心忡忡，羞愧得无地自容，已失眠一个多月，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火城”度暑，却不敢脱长裤睡觉，患部因不能及时消毒治疗而引起溃烂，他更以为梅毒已进入第二期了。

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两眼充满企盼地看着我。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抚慰他说，这件事你不负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次能主动把沉重的包袱卸下，非常好，今后就可以轻装前进了。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我按常理推断，他那颗脓疮决非梅毒，应该抓紧去门诊部治疗，我答应陪他同往，后来证明果真是虚惊一场。

这次交心运动结束时，每人要写一份思想小结，李君坦诚地把此事写了进去。这虽然不用在小组会上宣读，却要装进档案袋里伴随终生。李君很清楚这点，但并不因此而动摇。

那时大家的心态值得作一番分析：一是感到人生应追求象婴孩一样纯洁的思想境界，如要实现就必须涤荡心灵上的污垢，象张君和李君所做的那样；二是对组织的信任胜过父母，其间的关系可比之虔诚的教徒与上帝。我的这种信任感也导致我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险遭灭顶之灾，从而失去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我对组织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