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谦走后，我反复思量，决定交枪投降。在部队这些年，我深知组织的强大与无情。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既然上面定了性，我没必要再作无谓的争辩，搞到舌头发霉的地步，实在不值得。想明白这一层，我感到踏实了许多，睡觉也不再做噩梦了。又歇了一天假，烧基本退去。我掂量了一下，觉得应该能招架小组会上的“微微风”和“毛毛雨”了。

然而“过堂”的滋味还是不好受的。我在鸣放中信口开河，说了很多犯忌的话。有些连自己都未曾留意，却被好事者们一一整理，变成了白纸黑字，叫我没法不认账。“十大专题”只不过凑了个整，我的言论要是罗列起来，搞出二三十个专题也不是没可能。

我当时甚至还就“法斯特事件”发表过意见，现在都觉得匪夷所思。法斯特是美国进步作家，于1957年2月退出美国**。国内舆论纷纷指责他是叛徒，我却在鸣放会上故作高论：“我对法斯特还是比较熟悉的，从其作品所展现的革命精神来看，我觉得未必是他背叛了**事业，倒有可能是美共已经变修了。”

我当时说这话，并未得到多少共鸣，因为没几位教员知道法斯特乃何许人也。颇具讽刺意味，我的预断恰恰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可我却在“反右”中为了这个不相干的美国人背了黑锅。反右“六条标准”中的第六条便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一条连臭名昭著的大右派们都很少有人能挂上号，我却不幸撞了线。

我的鸣放言论涉及面之广，在速中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成“反右”重点，不能说是偶然的。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我平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关心国家大事，喜欢读书看报。不过要想中头彩，还得“爱出风头”，这条素质我当然是具备的。除了个人努力之外，组织上的开导、引导和诱导也不可或缺，否则我不可能如此热血沸腾地把自己当做祭品贡献出去。

虽说是马后炮，但陈洪谦提醒得没错：我的尾巴翘得太高了，忘了自己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批评意见无论怎样发自肺腑，也会被人拿来与我那可恶的阶级出身联系在一起。象我这样的人，本该夹着尾巴过日子，怎敢跳出来非议朝政？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实在是大忌中的大忌！我虽然容易冲动，但并非没有心眼，平常也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可是整风开始以后，在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我的警惕性逐渐丧失。我相信**，相信他老人家说过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信任代替了理智，使我忘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权变高手。在他眼里，没有永恒的游戏规则。

天下最具欺骗性的谎言，莫过于“真实的谎言”――那种连三岁小孩都不信的谎言。这种谎言一旦从伟人嘴里说出，便具有迷倒众生的非凡魔力。人们相信了这种谎言，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常识判断，而没有了常识，成人确实连三岁小孩都不如，甭管他是多大的学者教授。在安徒生童话里，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是个小孩而不是大人，其寓意非常深刻――只有小孩还没有被忽悠，因为小孩还没有学会崇拜。我走过一生的路，总算明白一个道理：世上谁都不愿意挨打挨骂。梁实秋说：“我不生气”，那分明是在撒谎。耶稣说：“当人打你的左脸，你就应该伸出你的右脸。” 他确实做到了，但耶稣是神，而不是人。**是人，而不是神。无论当初他就“百家争鸣”许了多少愿，我都不该忘记他的处世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晚年的反思。当我25岁时，我只是知道自己遭受了灭顶之灾，要想尽办法爬出去。我在小组辩论会上亮了白旗，主动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功利心作祟，想在运动中一鸣惊人，火线入党；平时对部队的“思想改造”积累了诸多不满，趁着整风出口恶气；一向瞧不起工农出身的教员和干部，觉得只有自己是林震那样“积极干预生活”的革命者；错误估计形势，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成了“阳春三月”，以为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畅所欲言，为所欲为……

我对自己的揭批相当彻底，搞得汪大愚一干人倒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该补充点啥才好。不过我也不敢无限上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可不能随便戴，即使别人扣过来，我也只是保持沉默，不予迎合。陈洪谦已然说过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怎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对部队一直怀有感恩之情，要不是赶上了解放参军，我现在说不定还在杭州街头瞎混呢！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我一定是吃错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