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不再顽抗，辩论会进行两天便收场了。在蔡处的授意下，小组赶写了一批大字报，对我的言论进行系统批判。当时速中 共有六名“重点对象”，我是其中最“拉风”的。办公楼一层过道两边的墙壁上，特地为我们开辟了批判专栏，每人一块领地（由于是在墙壁上，我们称之为“领壁”）。其他五位难兄难弟的“领壁”，加起来也没有我的面积大。按照处长指示，所有“重点对象”必须上下午都去看大字报。在众目睽睽之下，要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模样恭读批判自己的文章，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走进长廊，置身于大字报的丛林中，身上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挺立起来。我跟学员讲解过“口诛笔伐”、“众口铄金”的含义，可真正掂量出这两个成语的千钧之重，却是现在！

这天下午，我刚走进办公楼门口，就瞧见几位“骨干分子”正在自己那块“领壁”前指手划脚，面露讥讽之色。我的心猝然下沉，四肢无力，脑海里闪出不祥预感：是不是对自己的批判用语又升级了？我那时读大字报非常敏感，每个字都要咀嚼一番。比如说“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的“小”字是否还保留着？有没有人向自己扔出“顽固”、“反动”之类的重磅炸弹？尤其是点我大名时，“同志”二字还在不在？这对自己简直太重要了，就好象落水人手里的救命稻草一样。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大字报的作者：哪些是货真价实的枪手炮筒，哪些是迫于形势故作违心之论的同情者，哪些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火力最猛的当然来自“骨干分子”这个战斗突击队，他们过去和我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知己知彼；现在则分道扬镳，形同陌路。曾几何时，他们在骨干会议上还纷纷表示要学习我大胆鸣放的精神哩！

现在他们见我过来，就一声不吭地转去看其他专栏了。一时间，我真切感受到人世间的虚伪和冷酷，不由得想起叶林枫在柳树林里的那番忠告来。内心无比悲凉，哪还有心思去读大字报！不过还得强作镇定，硬着头皮往下看――态度是很重要的。“领壁”前虽然只有我一人，但总感到后面有几十双眼睛在盯着，芒刺在背，浑身毛辣辣地，每一根神经都在过电。他们抛掷过来的敌视和轻蔑，聚集成上千度光束，顿时把我烤炙得象地瓜干那样萎缩蔫巴。

终于搞明白众人议论的原因了！俱乐部老吕在“领壁”上为我画了一幅漫画，虽经丑化，倒也栩栩如生，抓住了我的基本相貌特征：长方脸，微突的下颚，“一边倒”的发型。运动前，老吕和我一起去看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散场后走出影院，他一本正经地把我端祥一番，认真地说：“小烟，我看你的长相挺象游击队领导人谢尔盖。” 我当时听了心里美滋滋地。如今这位老兄给我画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眼睛翻到额头上，嘴角咧到耳后根，左手拍着胸脯，右手竖起大拇指，带着一脸骄矜说道：“我有个性！”

在那年头，“个性”早已演绎成贬义词，人们常常拿它跟“骄傲自大”、“个人第一”、“对抗组织”等概念挂钩，其外延之宽泛，足以把小资产阶级许多劣根性囊括进去。多少年后，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才知道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经说过：在非常时代，悲剧所表现的是“具有个性的人物”。这真正是至理名言！

鲁迅在《一件小事》中写有一段话：“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后来教中学语文时，这段话总带给我一种奇怪的文学意象：无比高大的“他”就是组织，而我则是那个“小”，逃到皮袍里也会给榨出来。这大概就是政治运动留给我的后遗症吧！高唱集体主义的年代，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性是不被容忍的。在西方人眼里，神州大地上到处充斥“蓝蚂蚁”、“绿蚂蚁”，应该说他们的观感是基本准确的。

第一批大字报登出以后，我的错误言论全校皆知，其他小组也参与到口诛笔伐的行列中来。新贴的大字报如出一辙，对我的问题上纲上线：

“烟雨蒙的个人主义思想毒液，已经渗进每颗细胞、每个毛孔，他把党的利益踩在脚下，顽固守护自己所属的剥削阶级世袭领地。”

“烟雨蒙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跟党唱对台戏，就是敌视社会主义！”

还有一张“高八度”的大字报，没有前言后语，只是抄录了何香凝的那句经典命题：

“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

抄录者在最后5个字下面加了一道红杠，分外醒目！

唉，可怕的字眼终于在自己的专栏上出现了，我心惊胆战，几乎要昏厥过去。这一发发重炮，把我轰得懵头转向，过一阵又让我感到莫大委屈。我从不怀疑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运动一开始，我就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鸣放。在群众心目中，我这个“老骨干分子”理所当然是党的“驯服工具”罗，可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将革命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视为对党的“驯服”呢？我在读古书时曾看到“马先驯而后求良”的说法，所以一听到把“驯服”当作褒意词来用就很不入耳，更何况在它后面还加上不会思考的“工具”一词。怎能让革命者变得如此猥琐和奴性，这对伟大的党难道不是亵渎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有些领导总以党的代表和化身自居，所谓对党“驯服”意味着必须对其俯首帖耳。我还发现不少人仅仅因为驯服听话而交上好运，很快入党提干，在波谲云诡的政潮中，他们总能顺利找到自己的避风港。这就是保你太平无事一帆风顺的诀窍，所以众人会趋之若鹜地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有些人刚开始并不愿意“驯服”，认为有损人格尊严，后来撞了南墙回转身，摔了一跤学个乖，完成了由不驯到驯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就是一个佞臣选拔机制，那些精通钻营之术的小人特别容易脱颖而出，这大概就是干部素质普遍不如群众素质的缘故吧。现在的人多觉得50年代是个梦幻般纯真的年代，其实不少官场流弊已经开始显现。这并不奇怪――人性在任何朝代都是相似的，只要有相似的官场游戏规则，就会制造出相似的官员。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

尽管我在理性上对“驯服工具论”持否定态度，可实际生活中又常常在“驯”与“不驯”之间摇摆不定。为了争取早日入党，我曾用《富兰克林自传》中所介绍的修身方法，订出5条戒律，制成表格，逐日检查记录。从此我不再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一举一动都力求给领导和群众留下好印象。如果非得提意见，也必须咬文嚼字，斟酌再三，锉平每个棱角，拔掉每根毛刺，以免给人“狂妄自大”的感觉。这计划执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执行不下去了，因为我始终难以适应。真实的自我被五花大绑，已经奄奄一息，我陷入“何去何从”的思想苦闷之中。

忽而一阵春风吹来，驱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疑云。那不是什么人生哲学书，而是几部文学作品：是娜思佳、林震、黄佳英这些“时代青年”帮助我走出精神困境。我找到前进方向，决心象他们那样勇敢投入波涛汹涌的现实生活，“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鸣放中，我敞开心扉，回顾自己这段心路历程：“只有用真诚替代虚伪，才能使心灵净化；只有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才能打开思想改造最难突破的禁地。通过积极干预生活，我感到朝气蓬勃，充满革命热情，自己的心跟党也贴得更近了。”我的这番讲话触动了年轻战友的心弦，他们纷纷发言，倾吐多年来郁结在心头的困惑和苦闷。

而如今，与我对阵的正是这些人呀！他们的伪善使我愤懑，但与此同时，我也能体会他们的些许无奈：这些当初的附和者和同情者，现在只能通过深揭狠批来与我划清界限。

在大批判中，我就这样地被集体的力量三下五除二打倒在地。弄潮儿一旦跌落潮头，就会被惊涛骇浪所席卷。我的天空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