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它是典型洞庭湖蓄洪区的房子，简陋至极，那意思就像是专门等洪水来冲似的，反正不值钱：稻草盖顶；细竹杆裹上草，用牛屎和泥往上一抹，算是墙；进门是厨房，旁边是睡房，整个房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它没有玻璃，只是从墙上掏个洞，剥去竹杆上的草就成了。这样的窗子你想多开几个也容易。但它不只透光，还透风，我们怕冷，有一个就够了，湖区的北风不好惹。

新房在村子的东南角，东面是片开阔的原野；南面是邻队的房屋；西面住着一对孤寂的老贫农和一个棉杆稻草搭的窝棚；一条沟渠，一条大路，一块菜地在北边把房子与队仓库隔开。这个所在清静、开阔。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对此很满意。本大队很多知青还没有房屋呢。我们四个人，以及八队的彭晓晖、刘国青、李歌闻等人在学校来往就比较多，现在又有了家，到了这里自然便经常走动。

 在知青中串门子，可说是我们最快意的活动。过去在城里我们到同学家那是做孩子，现在都自立门户“成大人了”，相互间的走动就感到格外新鲜。我们互通信息，叙叙学生生活，谈谈家乡的近闻，交换书信的内容。

 第一批家信来了，它给我们从长沙吹来的全是冷风：我们走后不久，又有“最新指示”下来：知识青年不分红的黑的，都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几句话大大将上山下乡推进了一把。全国一下走了1500多万人。我们是小人心理，暗中高兴：好啊，有教无类，都下来了，使我们这些人中到底少了层一抹黑的悲哀。

但是毕竟这是项大政策，首先被罩住的还是我们。我们家已经走了两人，妹妹尚年幼，本来可以不走的，“最新指示”一出，妹妹也呆不住了，她受不了街道和学校的压力，又害怕山区的神秘，便独自一人随五中的知青下到沅江，插队落户了，那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家里只剩妈妈一人了。爸爸的情况更不好，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对他的结论是极右，处理是开除公职、留院察看、继续拖垃圾。这罪名为什么又要加重，恐怕连医院自己也不明白，就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我走时借的３０块钱，第二个月就全部扣清，而且爸爸的工资再次削减，每月只发３０元（后来又加了１０元，一直拿到一九七八年）。王源钊、杨觅知的家信也没有一句佳音，他们的家也是接二连三地往乡里走人。史山明，本应算是生逢其时，想不到他下乡不几天就接到家里的电报，竟是向他报丧，他父亲因病去世。

那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我们烧稻草取暖，围坐一起，寂然无语。王源钊端着煤油灯，进到里屋，想找点烟抽解闷。屋里黑咕隆咚。“啪”地一声，他把我的小提琴从吊在屋顶的搁板上撞了下来，琴颈被摔断。1967年，满大街震耳欲聋的革命造反歌声中，我偶然在一条小巷听到有人拉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声音，把我醉倒，我倚门听到能背。后来知道那是一首加伏特舞曲。从此我开始迷上音乐，几个月以后就有了这把琴，是大学刚毕业的二姐夫送给我的。从此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它，音乐成了我的第一爱好，我正是从学音乐中体会到自学的乐趣。

琴突然一下没了，我的感觉就象掉进了冰水中，冷得瑟瑟的。王源钊知道闯祸了，楞在屋里没出来。我们进去后，他嗫嚅着问我还能不能修好。这只有带回长沙试试看了。看着那断成两截的残骸，其实心里已不存多大希望。祸不单行，史山明的事已够伤心了。我们熄了稻草火，不再说什么。睡吧，还有什么好坐的呢?第二天我们还得送史山明去常德乘车回家，走二十五里路，大雪封住的陌生的路。

 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奔丧的队伍悲哀且严肃，一路上默默无言地领教那湖区的污雪和泥泞。只等送史山明上了车，我们的情绪似乎才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