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栋大楼都被封锁了起来，几个不知趣的记者被远远地隔离在警戒线以外。十几辆警车的警灯在不停的闪动着，让办案刑警的心情变得更糟。

马睿脸色惨白的从罪案现场走出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行把胃部的不适感压制下去。

“怎么样？”他的搭档李元虎递了一根烟过来，马睿深深地吸了几口，这才缓过神来。

“你没进去看看？”他有些诧异的问道。

“我只看了一眼。”李元虎脸色苍白的回答。“你也知道我对这些东西不太适应……是他么？”

“应该是，但鉴证组还在做比对。”

李元虎点点头，两人沉默地坐在路边，等待着专业人员的检验结果。

他们所说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本市，乃至全国最可怕的罪犯。从2013年春季开始，“他”一直不间断的作案，到现在已经确认的受害人就有92个。频率之高，手段之残忍，手法之变态，堪称绝无仅有。

事实上，就算是已知连环杀手最多的美国，也没有哪一个杀手有这么凶残。

马睿和李元虎是从今年7月开始跟进这个案子的，那时候他们正在查一个拐骗儿童进行偷窃作案的团伙。正当他们准备进行抓捕时，4名主犯在同一个晚上从一幢大厦的天台跳了下来。

用李元虎的话说，“就像下饺子一样”。

随后他们发现了许多疑点。

大厦的监控录像没有拍到4名受害者是怎么进入大厦的，更没有拍到他们是怎么上天台的。事实上，“天台连环杀人案”的一个相同特点就是无论电梯还是楼梯的监控都从来没有拍下过凶手和受害人进入。

另一个疑点是遗书。4名受害者都是无业游民，最高学历的那个只是高中毕业，但他们四人身上发现的遗书都是电脑打印稿。无论是从词语还是从排版上看，写遗书的人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而且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他煞费苦心的用略显粗鲁的语句写下4名受害人的罪状和忏悔之意，这恰恰给了警方更多的线索。

更不要说天台上的脚印和受害人身上寻找出来的大量遗留物。

但可惜的是，就算有了这么多证据，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嫌疑犯，于是李元虎主笔，马睿补充，两人写了一份报告交到上面。

这份报告很快被市刑侦大队专案组的领导看到，于是他们俩被一起抽调到了“天台连环杀人案”专案组，并且还临时提了一级警衔。

然后便是没日没夜的调查、走访、问询、分析，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休息天。领导早早的发了话，包括他自己在内，专案组15个人，要是破不了案，死也要死在工作台上。

别人是什么情况马睿不知道，但他觉得自己就快死了。

每天回家睡觉之前，领导都要大家一起把所有受害人的照片看一遍。那些血淋淋的照片旁边，往往还有一张他们生前的照片做对比，这让马睿感到巨大的压力。或许领导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但他感到自己的那根弦已经崩得太紧，随时都有可能断掉。

李元虎用手拍了拍他，他抬起头，专案组的组长周卫红正带着组里的几个鉴证专家从大楼里走出来。他们俩迎了上去。

“就是‘他’。李元虎，通知其他人，全部到办公室集合，听取新的简报。”周卫红脸色沉重的上了车。李元虎叹了口气，把电话掏了出来。现在不过是凌晨四点多，但这个恶人他也只能当了。

“天台连环杀人案”专案组的办公室一开始的时候设在市刑侦大队的4楼大会议室，随着案件的不断复杂化，陆陆续续补充到15个人，资料也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搬到了顶层，把3个室内网球场全部占满。而从它搬到顶楼的那一天起，灯就再也没有灭过。

“通过脚印、血迹取样等对比，我们已经认定，‘1025特大恶性杀人案’的疑犯与‘天台连环杀人案’的疑犯是同一个……”鉴证组的宁义军在做着简报，投影屏上一张张照片在变幻着。专案组的成员围坐在投影仪的周围，气氛很压抑，没有人说话，只有偶尔发出的咳嗽和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周卫红的脸色很差，蜡黄的脸颊上有着一抹不健康的暗红色，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制作过于拙劣的蜡像。马睿总是感觉这个接近60岁的老头会忽然一下子就垮掉，但他却顽强的顶着压力，一直从立案坚持到了今天。

“……现场发现的血迹和痕迹表明，嫌疑人从14楼窗外进入了罪案现场，试图杀死被害人刘建坤和被害人张露，在触动了警铃后，遭到了刘建坤的反击。随后进入罪案现场的还有刘建坤贩毒集团的其他6名嫌疑人，他们随即全部被杀。从现场遗留的证据来看，疑犯可能首先遭受了枪击——我们已经部署警员到案发现场附近的医院和诊所——但他仍然徒手杀死了房间内的全部8名受害人。值得一提的是……”宁义军在这里下意识的顿了一下。“……疑犯有可能是徒手拧断了刘建坤的脖颈，这让我们对于他的力量和破坏力有了新的想法……”

“先到这里吧。”周卫红忽然打断了他的话。“我想听听大家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或者是有没有新的思路。”

偌大的空间里一阵沉默。

马睿也低着头。还能有什么看法？老实说，对于疑犯越来越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一阵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把四周受害人和罪案现场的照片吹得哗哗作响，马睿的目光从一旁的白板上掠过。那上面分成两列的罗列着疑犯的特征，用红色圈起来的是已经确定的，其他的则是尚未确定的。

不用再看，马睿也能把目前已经勾勒出的疑犯资料背诵出来：中国籍男子，黑发，脚码42（疑似，不应小于40码），O型血，体重65至70公斤，身高在172至176之间，28至40岁。受过高等教育，个性偏执，有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可能，以正义自居。作案目标多为报纸、电视和网络披露过的有一定犯罪事实或公德缺失的人员，间杂社会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流窜犯案人员和少量政府公务员，应为偶然起意的谋杀。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近期通常为将受害人掳掠到天台上，将其咬死后，在上衣口袋内塞入伪遗书，将受害人尸体推落天台伪造成自杀；前期则多为将受害人尸体隐藏在太阳能板后或天台杂物中。心理学专家分析该犯在童年或少年时期可能遭受过虐待或者是社会公信力的损害，造成其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对政府、司法系统的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从而选择自行执法。该犯应该是孤儿或者父母早亡，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往来，造成其性格孤僻，离群索居……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马睿不用抬头也知道那是副组长谢国才。他的声音有些低沉，让人听起来很费劲。

“从此案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疑犯惯用的手法：趁受害人熟睡，从打开的窗口进入房间，对受害人实施侵害。至于本案的作案地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例。按照疑犯的习惯，应该是准备将受害人绑架到天台后杀害，但因为触动了警铃致使受害人醒来，不得已在房间中进行作案。而从本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前推断疑犯为退伍军人或搏击高手的推论是正确的，应当从这个方面继续进行深入调查。”

另外一位刑警也作出了他的推断：“我认为对疑犯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他的作案手法越来越凶残，由此不难看出他的精神病症状应该是在逐渐加重。但在我们的日常排查中，并没有此类病人的报告，这说明他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大剂量的服用相关药物，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

“刘建坤是公安部的重点通缉对象，但此前并没有在电视或者报纸上登载过他的消息。疑犯是怎么得到他的资料，并且把他列为目标的？他又是怎么找到刘建坤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必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认为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请缉毒组的同志配合，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办公室里的气氛终于活跃了起来，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但马睿心里却对此不以为然。乍看上去又有了许多可能的线索，为侦破工作带来了新的方向，但这一切不过是在重复这一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马睿可以预见，所有调查的结果必然都是死胡同。

线索太多，等于没有线索。他们总是一次次把精力放在这些无谓的东西上面，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然后被动的等待下一次案情。

这种情况让马睿厌恶。

现实的一切和电影电视里有太多的不同。如果中国警方普及了DNA鉴定，并且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从现场取得的无数残留物早就指明了凶手的身份。但可惜的是，在中国做DNA鉴定不但麻烦，而且价格昂贵，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去大规模的获取DNA样本。如果他们有电影里那种可以把监控录像反复放大，清晰化的设备，他们早就从众多的监控录像里获得了凶手的面貌。但他们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有，所以只能无奈的面对着39段拍下凶手身影的监控录像，徒劳的把那些模糊的图像剪辑下来，打印出来，却没有半点用处。

中国警方破案的法宝是大规模的走访排查、查阅监控录像、罗列嫌疑人、寻找目击者、心理攻势，百分之九十九的犯罪分子就这样倒在了公安干警的脚下。而对于这个案子，这些手段完全无效。

警方第一次向心理专家寻求答案，但所谓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靠他们的推论几乎没有办法缩小调查人群。

还有什么是我们遗漏的？马睿苦苦的思考着。

周卫红简单的总结了案子，按照新的推论布置了任务。因为昨晚值班，马睿和李元虎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支援。

大家离开以后，李元虎把几个椅子拼起来睡觉，马睿则再一次走到了贴满各种证据和照片的那面墙前。

他的目光来回的扫视着。

凶手留下了如此之多的证据，要么是他真的疯了，对一切都无所谓；要么是他确定警方从这些证据里什么也得不到。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那副放大了的本市地图上，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了每一次凶案的位置和时间，同样是杂乱而没有规律。

他下意识的用手指在地图上摩挲着。

他忽然好奇了起来。这一切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第一个受害人是谁？

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案件编号，随即在墙面上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他的瞳孔猛然收缩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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