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腹藏剑──公子光夺位刺王僚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的始祖为太伯。当年，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为了让父亲把王位顺利地传给自己喜欢的小弟季历，他和二弟仲雍离开周原，悄悄出走。两个人千里迢迢，来到荆蛮聚集的长江下游，隐居在那里，并以德望统治了断发文身的土著百姓，建立起吴国。据传，这件事发生在殷商末年。西周和春秋前期，由于吴国和中原各国没有什么来往，史书上也就缺乏有关吴国的事迹。

春秋时期的吴国，位于长江以南，即今江苏和浙江一带，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被中原诸国称为蛮夷之邦。公元前583年，晋景公采纳从楚国叛逃到晋国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吴制楚，派巫臣到吴，用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教吴人，又教吴人攻楚。从此，吴人开始扰楚，吞并一些附属楚的蛮夷小国，逐渐强盛起来，到了寿梦执政时，便公然称王。邦国强盛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便有王权的争夺。

觊觎王位公子光折节交友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昧、季扎。诸子之中，季扎最贤。寿梦临死之时，欲立季扎，但季扎坚辞不受。于是寿梦将王位传给诸樊，并约定兄终弟及，必使季扎取得王位。

诸樊立刻要把王位让给季扎，并说：这是父王的遗志。季扎回答道：父王在世时，我不愿位列东宫，父王归天，我怎么能抢兄长的王位？哥哥若再逼我，我只好出避他国。诸樊拗不过季扎，只好以父命继位。

作了吴王的诸樊，心想：我要是活到老才死，按次序传位，传来传去，四弟还能继承王位吗？我得另想办法。于是，他亲自率领吴军攻打楚国，战死在疆场上。

大臣们依照寿梦的遗愿，立余祭为吴王。余祭了解兄长的心意，说：哥哥战死，为的是要把王位尽快传给季扎。他也亲自率军去攻打越国，打了胜仗，自己却让越国的俘虏刺死了。

三公子夷昧依次当立，他也不肯登基，坚持让位于季扎，并说季扎访问徐、鲁、郑、卫、晋诸国的时候，各国的君主和大臣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原来，季扎奉吴王余祭之命出聘，在鲁国观乐，品评优长，使鲁人钦服。至齐，与相国晏婴交了朋友。适郑，与相国子产交换衣带作为纪念。及晋，与赵武、韩厥、魏舒相友善。尤其是他访问徐国的举动，更是让世人感动。季扎和徐君会谈的时候，徐君很是羡慕地瞧着他随身佩戴的宝剑。徐君没有明言，但季扎知道他欣赏自己的宝剑。季扎很想送给他，可因为还要访问别的国家，不能没有防身的兵刃，只好作罢。等到季扎完成使命回来，再过徐境的时候，徐君已经死了。季扎到他得坟上去祭奠，临走时解下宝剑，挂在坟前的树上。随从不明白，便问：徐君已经死了，还送宝剑干什么？季扎回答道：贵在心交，我的心里早已答应送给他，怎么能因为人死了就失去信义。这样一来，夷昧更加敬重季扎，诚意让位。但季扎宁死也不同意，夷昧只好自己作吴王。他采纳季扎的建议，罢兵安民，和好各国，太太平平地作了几年吴王。

公元前527年，吴王夷昧身患重病。临死时，他重申父兄之命，要季扎接替王位。季扎再度拒绝，并逃到边邑延陵躲藏起来。国不可一日无君，群臣遂奉夷昧的嫡长子州于为王，改名僚，称吴王僚。这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他就是寿梦的长孙、诸樊的嫡长子公子光。公子光认为：按照嫡长子的继承传统，王位当属自己；按照先王传弟不传子的遗嘱，也轮不到夷昧的儿子州于。公子光一心要发动宫廷政变，把王权夺回来。

公子光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他清楚对方的实力。王僚不仅有季扎的辅佐，更有胞弟掩余、烛庸执掌兵权，他的儿子庆忌也是吴国著名的勇士。然而，公子光不消极等待。一方面，他极力表现出忠诚于吴王僚，时时处处都在为吴国效命，以巩固自己作为王兄的地位。公元前525年、519年、518年，吴楚三次交战，公子光表现出色，夺得楚国两座城池，赢得朝野一片赞誉，更博得了吴王僚的信任。另一方面，公子光在暗中积极创造条件，为将来夺取王位而一砖一瓦地铺平道路。他任命心腹被离为市吏，密令被离借在市场任职的方便搜罗奇能异士，以为己用。

这一天，被离闲游街市，见个赤足破衣、披发垢面的狂人，手持斑竹管箫，吹奏乞食，辨听箫音，凄苦哀惋，细观人相，惊其面貌，恭请茶肆，彼此交谈，十分倾心。被离这一留意，竟为吴国日后称霸中原发现了一个大人才。这个佯狂吹箫的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便是楚国名臣伍子胥，因其父兄为楚王所杀，逃奔吴国。

被离与伍子胥的交谈，早有人报知吴王僚，吴王僚召其入见。被离一边使人私报公子光，一边让伍子胥沐浴估衣，同去晋谒。交谈之中，吴王僚为伍子胥的才辨所折服，当即拜为大夫。伍子胥说及父兄冤仇，头发上竖，目眦尽裂，乞请吴王举兵伐楚。吴王僚怜其孝顺，犹豫片刻，答应了他的要求。

公子光素闻伍子胥的智勇，有心把他网罗在自己的门下，就去见吴王僚，劝他说：吴楚结怨已久，臣身临作战，难获大胜。如果单纯为子胥兴师，胜则泄匹夫私恨，败则让邦国受辱。伍子胥劝大王攻楚，不是为了我国，而是为了替父兄报仇。大王要打仗，退一步说，也要做好准备，挑选时机，才能马到成功。现在只凭子胥的一句话，就要兴兵出师，大王岂不是为了别人泄愤而不顾社稷荣辱吗？吴王僚觉得有理，便疏远了伍子胥。

伍子胥料到公子光入谏必然别有用心，在吴楚交战问题上花费口舌，使吴王改变初衷。他随班入朝，向吴王僚辞职。公子光对吴王僚说：伍子胥因为大王不肯发兵，所以辞职不干。这种人用之无益，送他几亩地，让他躬耕自养算了。

伍子胥辞职后，公子光带着粟米美酒，私下前来拜访。两人各言心志，一个愿意相助夺权，一个允诺兴师复仇。伍子胥借机荐举了壮士专诸。

专诸是吴国堂邑（今江苏**北）人。伍子胥从楚国逃奔吴国时，在路上遇见专诸与人格斗，怒气冲天，勇不可挡，非常钦佩。不料过了一会儿，专诸听见妻子叫他，竟然俯首帖耳，从命而归。伍子胥心中疑惑不解，便向前询问：你刚才盛怒之下，令人胆战心惊，为什么却对一个弱女子如此顺从？专诸答道：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看我的相貌，是那种愚蠢不堪的人吗？告诉你，屈服于一人之下，必能凌驾于万人之上！伍子胥对他的回答十分赞赏，又观察他的相貌，见其口阔目深，熊腰虎背，气度雄伟，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侠义之人，临难可以托命，于是与他结为莫逆之交，以备将来之用。

听了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邀请他一同去探望专诸。专诸见伍子胥同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公子来访，连忙出来迎接。伍子胥为双方引见后，公子光捧出好些金帛作为见面的礼物。专诸坚辞不受。经伍子胥反复劝说，方才接受。就这样，三人成了朋友。公子光见专诸家境贫寒，便经常派人送去粟肉布帛，自己也不时前去问候。专诸对此非常感激，表示愿为差遣，以报答公子光折节相交的知遇之恩。一天，公子光向专诸详细地复述了祖父传弟不传子的遗嘱后说：兄终弟及，季扎王叔让位，王权宜重归嫡长，嫡长之后，舍我其谁？！王僚贪位恃力，不肯退让，我力弱不足以图大事，欲请壮士相助。专诸慨然应许，问道：不知王僚有何嗜好？凡事轻举无功，要杀王僚，得投其所好，顺着他的习性靠近他。否则，王僚防守严密，难于下手，即便下手，也不能作到万无一失。公子光想了想说：王僚喜滋味，特爱吃鱼。于是专诸动身前往太湖，寻找名厨，学习制作鱼炙的手艺。他专心致志地学了三个月，鱼炙的手艺已经十分精湛，便返回都城，待公子光之命。

投其所好专诸献鱼刺王僚

一天，公子光对伍子胥说：专诸已精鱼味，有什么法子才能接近王僚呢？伍子胥回答说：事情不那么简单，公子庆忌时时随侍王侧，掩余，烛庸并握兵权，欲除王僚，先得把这三个人打发出去，方能行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引起对方的警惕。公子光沉吟半晌，恍然醒悟，使伍子胥暂回田野，耐心等待时机。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死了，太子珍继位，是为楚昭王。伍子胥听到杀父仇人寿终正寝，顿足大哭，为自己不能手刃仇人而泪流不止。一连三夜，他碾转难眠，终于想出一个主意来，急忙找到公子光，对他说：现在楚平王死了，新王年幼，朝廷里没有忠良之臣，如果此时奏过王僚，乘楚国丧乱之际发兵南伐，他必然同意，我们便可乘机图谋大事。

公子光道：如果吴王派我为征伐统帅，怎么办呢？

伍子胥早已想好了对策，侃侃对答道：公子可以说上次征楚时从战车上掉下来扭伤了脚，吴王就再不好派您了。您不出征，吴王肯定要派掩余和烛庸为统帅……

公子光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打断了伍子胥的话：’还有庆忌呢？

庆忌是吴王僚的长子，筋强骨健，有万夫不挡之勇。据说有一次他命令属下向自己的心窝射箭，没料到一支支飞箭竟然全被他接了下来，令旁观者惊叹不已。公子光对他甚为忌惮。

伍子胥笑了笑，接着说道：可以建议王僚派庆忌出使郑国和卫国，联络他们一起攻伐楚国。这不是一计而除去三翼吗？王僚之死指日可待了！

公子光沉吟了一会儿，又问道：三翼虽去，王叔季扎依然在朝，他岂能容我行篡王位？

伍子胥胸有成竹地说：这一点我也想过了。吴国和晋国刚刚修好，派季扎出使晋国联络感情，同时观察中原各国情况，不是名正言顺吗？王僚好大喜功，并且疏于计谋，必然听从您的建议。待到季扎出使回国，公子的大事已定，难道还能再谈什么废立之事吗？

公子光突然下拜，眼含感激的泪水。哽咽着说：我得先生相助，真乃天赐啊！

公子光依计而行，王僚不明底细，欣然听从他的意见，使胞弟掩余、烛庸率师伐楚，季扎聘晋，庆忌纠合郑、卫，四个心腹同日离开都城。王僚身边，只留公子光居国。公子光篡夺王位的计划可以实施了。

行事之前，专诸回家探望母亲，不言而泣。母亲知道他割舍不下自己，对他说道：诸儿哭什么呢？难道是公子光想要用你了吗？我们全家受公子恩养，大德当报，忠孝自古就难以两全，你就去吧，不必惦念我。你能成此大事，名垂后世，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专诸听罢，更加悲从中来，依依不舍。母亲说：我想喝点水，你到河边的清泉舀一点吧。专诸不敢稍违母命，取回泉水后却不见母亲，惊问妻子，妻子说，母亲说身体困倦，闭门思卧。不要我去打扰。专诸有点疑心，推开窗子进入室内，发现母亲已经自缢身亡。专诸含泪葬母，毅然离家直往公子光府邸。

四月里的一天，公子光入宫朝见王僚，谈了一会儿国事后，趁兴邀请说：有庖人从太湖来，新学炙鱼，味道鲜美异常。臣不敢私匿，请大王辱临下舍品尝。王僚含笑点头。公子光夜伏甲士，大备宴席。伍子胥暗率勇士百人，在外接应。.

次日清晨，王僚入告母亲说：公子光烹鱼相请，儿臣前去赴宴。母亲劝阻道：公子光对你继承王位心怀不满，经常流露出愧恨怨怒之色，此次相请，谅无好意，不如推辞不去。王僚道：儿臣为王，已非一载。君臣名分早定，谁还敢有异议！此次赴宴，何惧之有？话虽这么说，王僚也怕遭到不测，内穿重甲，外罩衮服，自带百名卫士，又陈设师旅，从王宫直到公子光的府门，士卒相望，护卫森严。

王驾进门，公子光跪拜迎接，君臣相携入席。王僚居中而坐，公子光一侧相陪。王僚的亲信，布满堂阶，举刀的卫士，不离左右。庖人上菜，在庭下被搜身更衣，在卫士交戟的寒光下膝行向前。献馔的庖人，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哪敢仰视。见此情景，王僚心中稍安。

酒酣之际，公子光佯称足疾，借故离席，进入密室。王僚正吃在兴头上，毫不疑心有变。

不一会儿，专诸端着一大盘炙鱼出现在庭下，如前搜行。没有发现意外，便许他膝行进奉。那盘中的红色鲤鱼，香气直冲鼻孔，两鳃一张一合，居然活着。王僚的眼睛惊异地看着红鲤鱼，张着嘴，恨不能马上就能吃到嘴。专诸将鱼盘放在王僚的几案上，突然从鱼腹中抽出一支短剑来，猛地向王僚刺去。王僚猝不及防，专诸手势又重，当时刺入铠甲，穿入心脏。吴王僚闷哼一声，倒地身亡。卫士亲信，惊呆之余，一拥而上，刀戟并举。壮士专诸，转眼间便被砍成肉泥。

堂中顿时大乱，公子光率甲士杀出，伍子胥从外杀入，两下合兵，杀散吴王僚的人众。公子光乘车入朝，伍子胥拥兵护卫，聚集群臣，宣布王僚背约自立的罪行，然后对大家说：不是我贪图王位，实在是王僚不守先君遗命。光暂居大位，等待王叔季扎返国，就把王位让给他，光愿北面称臣。事已至此，理由堂皇，诸臣谁敢多言，自去送死？

王僚被刺杀以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号阖闾。阖闾厚葬专诸，封其子专毅为上卿，拜伍子胥为行人，委以国政，又升被离为大夫。同时散财发粟，赈济穷民百姓，使刚刚经过一场政变动乱的国家很快便安定下来了。

掩余、烛庸出师不利，被困在楚地潜城一带，听说吴都政变的消息后，扔下部队，扮作小卒，分别逃到徐国和钟吾。但这两个小国不敢得罪吴国，他们又亡命楚国。

王僚的长子庆忌在奔赴郑、卫的途中，便听到了父亲被杀的消息，慌忙改道逃命。阖闾派人追杀，庆忌弃车飞奔，隐入山林。追兵追赶不及，集弓矢猛射，庆忌探手接箭，反掷过来，伤了不少人。阖闾命边邑严加防守。

不久，季扎自晋国出使归来，知道王僚死了，径去墓地，举哀凭吊：您交付我的使命，我已如愿完成，特来复命。阖闾也去墓地，以王位相让，说：这是祖父之意，侄儿不敢忤逆。季扎叹息着说：费心谋求，怎能让人。国无废礼，民无废主。能立者即为国主。我若嗣位，早成大典，何必夺侄子王位。一席话说得阖闾满脸通红，再也说不出话来。季扎守臣位，终以政变为国耻，从此退避延陵，不问政事，后来老死在那里。据说，孔子曾亲题其碑：有吴延陵季子之墓。

苦肉定计要离破家刺庆忌

伍子胥见吴国国势日见昌大，于是请求发兵伐楚。阖闾表示，既然你伍子胥帮助我成了大业，我一定帮助你复仇，但我有一个心腹大患，大患不除，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伍子胥当然明白，王僚的弟弟和儿子尚在国外，掩余、烛庸不足为患，惟有庆忌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性情刚烈，据说正在操练兵马，发誓要灭吴枭其仇人之首。于是，伍子胥便把吴国另一个勇士要离推荐给阖闾。

要离是伍子胥的至交，又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其人身材瘦弱矮小，但勇武超群，又善于计谋。市井之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据说齐国著名的武士椒丘欣也曾遭到他的折辱，甘拜下风。

当时，椒丘欣作为齐王的使者前往吴国。在渡过淮水的时候，饮马于渡口。掌管渡口的小吏警告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水中有一种怪物，时常出没，害死饮水的马匹。椒丘欣不以为然：我是天下著名的壮士，什么怪物敢来捣乱？不料怪物果然出现，把正在饮水的马拖入水中吃掉了。椒丘欣大怒，赤膊挥剑，跳入水中，和那个怪物一连厮杀了好几天，终因气力不支，退回岸上，眼睛被那怪物弄瞎了一只。到了吴国之后，有一次参加朋友举行的宴会，椒丘欣自持曾与水怪搏斗，傲慢无礼，出口不逊，盛气凌人，弄得来客非常恼火，但又不敢和他较量，只好忍气吞声。当时要离也在场，就坐在椒丘欣的对面，见其如此狂妄，便斥责道：我听说，勇士之斗，与日月战不变色，与鬼神战不后退，与敌人战不求饶。出生入死，不受侮辱。你与水怪搏斗，不仅丢失了马匹，还弄瞎了一只眼睛，留下残废之身，徒有勇武的虚名。这是壮士的羞耻！你不死在搏斗场上，却偷生而还，苟延残喘，居然还好意思在这里装模作样！椒丘欣受到这顿辱骂，怒恨交加，决定晚上找要离算帐。

要离回到家中，告诉妻子说：我今天在宴席之上当众羞辱了椒丘欣。此人怀恨在心。晚间一定会找上门来决斗。请你晚上不要把门关上。

夜幕降临之后，椒丘欣来到要离的住处，见大门洞开。毫无防范，便径直闯入内室。只见要离披头散发，卧于床榻之上，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椒丘欣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手持利剑，厉声问道：你已经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你可曾知道？

要离答道：不知道。

椒丘欣道：你当众羞辱我，，这是第一个；回家以后不关紧大门，这是第二个；睡觉时不加守卫，这是第三个。你犯了这三个错误，死了不能怪我！

要离非常镇静地对椒丘欣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倒是你做了三件亏心事，你知道吗？

椒丘欣声称不知。

要离对他说：我在上千人面前羞辱你，你却不敢当众复仇，此其一；夜至私宅，登堂入室，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此其二；手持利剑，抓住我的头发，口出狂言，此其三。你做了三件亏心事，反而来恫吓我，是不是太卑鄙了？

椒丘欣闻言，丢下手中的利剑，惭愧地说：人们都畏惧我的勇武，不敢正视我一眼。要离居然凌驾于我之上，这才是天下真正的壮士！此事传开，要离之勇名闻天下。

阖闾早已知道要离的大名，听伍子胥一说，连忙传令接见。殿堂上，阖闾见要离貌不出众，身材矮小，大失所望。碍于情面，不得不客套几句。要离看出阖闾的心思，大言道：小民出身草野，身弱无力，一阵大风也许就能把我刮倒。但大王若得公子庆忌，我可以把他杀掉！善杀的人，在智不在力。专诸近王僚，一剑要了命；小民近庆忌，岂有他的活路！

阖闾为他的豪气所动，不禁刮目相看，连忙赐座，亲自把盏。酒后，二人和伍子胥一起研究，制定了一个谋刺庆忌的方案。

一日早朝，伍子胥哭拜在地，恳请吴王发兵攻楚，说是父兄大仇不报，难能竭力国事，同时推荐要离为大将。阖闾冷笑道：要离鼠头獐目之辈，给寡人开个心还凑合，让他领兵打仗，岂不令楚人耻笑？况且寡人邦国未靖，不堪兴师。

要离被楚王当众挖苦一通，肺都要气炸了。他实在难以忍受，推开众臣，跃班而出，用右手指着阖闾骂道：侮辱臣下，好生无礼。不用我倒也罢了，人家伍子胥可是为你立了汗马功劳，你还亲口答应要替他父兄申冤。如今却说了不算，身为一国之君，竟然如此轻诺寡信、忘恩负义，怎作臣下表率！

阖闾闻言大怒，大声喝道：国家大事，匹夫岂能多言？你敢扬手辱骂寡人，真是大逆不道。来人哪，砍去他的右臂，押进大狱，听候发落！

卫士拥上前来，动手举刀，砍下要离的右臂。要离昏倒在地，被押进大狱。他的妻子也受到了牵连，被囚于女牢。伍子胥耷拉着脑袋叹着气，群臣鸦雀无声，哪个敢上前求情？

过了几天，伍子胥买通狱吏，将要离偷偷放走了。阖闾得知要离逃走，异常愤怒，从狱中提出要离之妻，游行街衢，杀头示众。

要离逃出吴境，一路哭诉，访得庆忌在卫，便去投奔。庆忌见他少了右臂，问其原委，没说什么就收下了他。不久，心腹从国都探事归报，言及要离妻子已被焚弃街市。要离目中喷火，指天发誓，定要手刃仇人。庆忌壮其语，坦然不疑，问道：阖闾得伍子胥辅佐，国中大治。我等兵微力薄，何时能泄此胸中怨气？

要离答道：伍子胥帮助阖闾杀君夺位，原打算借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岂知阖闾得位之后，安享富贵，不肯替子胥兴师。伍子胥对此甚为不满，我这次有幸逃脱，全靠他鼎力相助。他曾表示，公子如肯为伍氏报仇，他愿助公子一臂之力。

庆忌闻言大喜，立即命人修造战船，训练兵马，着手做伐吴的准备。要离鞍前马后，不辞劳苦，出谋划策，废寝忘食。庆忌倚为心腹，十分信任。

三个月后，兵船舟师准备就绪。庆忌带着大批人马，沿着长江水路，顺流而下，打算偷袭吴国。庆忌坐在船头，要离执矛侍立。船行江心，江面刮起大风。站在上风口的要离，借着风力，突然将长矛刺向庆忌，一下子刺穿了胸膛。庆忌忍痛将要离倒提起来，头朝下浸入水中，提起，浸入，如此三次。要离被呛得半死不活，仍然紧闭着嘴巴，一言不发。接着，庆忌将要离放在自己的腿上，抚弄着他的湿发，笑着说：你胆敢对我行刺，算得上天下的勇士！

左右卫士横剑要杀死要离，庆忌摆手劝阻：我已经活不成了，再杀了要离，岂不是一日之中连杀两位勇士？你们千万不要加害于他！说罢，推开要离，拔出身上的长矛，倒地身亡。

庆忌的卫士遵从遗命，送要离渡江。上岸以后，要离心中突然涌上一阵惆怅。沉吟良久，他方才抬起头来，环顾众人苦笑道：想不到庆忌如此英雄，竟然死于我这残疾匹夫之手。我杀妻以事吴王，不仁；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不义；欲成名扬世而残身灭家，不智。不仁、不义、不智，有此三种罪孽，我还有什么面目苟活人世！说罢，抽出宝剑，砍断自己的手足，投江而死。

舟师将士收拾庆忌、要离尸体，去见阖闾。阖闾见状大喜，重赏降卒，以上卿之礼，安葬要离，使其与专诸的坟墓并列；用公子之礼葬庆忌于王僚墓侧。不久，又派兵袭杀掩余、烛庸，彻底清除了威胁王位的内患。

王位巩固以后，阖闾采纳吴子胥的三军继之的策略，频繁骚扰楚军，使其疲于奔命。柏举之役后，吴军五战五捷入郢都。吴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终报父兄大仇。

阖闾开疆拓土，为其子夫差北上称霸奠定了基础，也给吴国伏下了宗庙断祀的危机。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王勾践所灭。此时，据阖闾去世仅仅隔了二十三年。

（摘自《天变：中国历代宫廷政变全景》作者：张惠诚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年10月）

南方楚国的特殊官制

楚国大约在西周初期正式立国。由于楚国历史悠久，国力强大，文化发达，所以在南方自成一大政治文化的中心，它不但在生活习俗、语言传统与中原各诸侯国有一定差异，而且在政治机构、职官分设上也都自成一系统，与中原各国有所不同。

一、特殊的爵制

楚国的爵秩制度，没有中原侯国的卿、大夫等名称。在春秋三传中，未见楚国有卿的记载，只是大夫偶有出现。《穀梁传•僖公四年》明确说“楚无大夫”，而《公羊传》则在文公九年（前618年）说“楚始有大夫”。这大概只是模仿中原国家爵秩的名称而已，其实与中原的卿、大夫等级不相同。

楚国自己的爵秩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最尊贵的爵位是通侯、执珪。《吕氏春秋•异宝篇》说：楚国通缉伍员时曾宣布奖励办法：“得五（伍）员者，爵执珪、禄万担、金千镒。”《战国策•齐策二》记载：齐王使者陈轸问楚将昭阳：“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说：“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战国策•东周策》记载秦攻宜阳，赵累对周君说：“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珪、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这些记载都说明执珪是楚国最高的爵位。又据《战国策•楚策一》说，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楚与秦战于汉中，楚国的“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在一次战役中就死了七十多个通侯、执珪，可见楚国的最高爵位的授予没有受人数的限制。楚国的爵秩制不象中原各国那种贵族世袭制，而是一种军功性质的爵制。上述昭阳回答陈轸破军杀将而封官爵之事，就可证明这一点。

楚国的官爵为什么与中原各国不同呢？《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的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说明楚国地处江汉以南，生活习惯都有自己的特点。楚国官爵名称虽然不同于中原，但在职官的分设上又与中原各国大致相同，也是分成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

二、中央官

楚国中央政权的职官，在春秋早期只有莫敖这一官称，《淮南子•修务训》有“莫嚣大心”。莫嚣就是莫敖。这时期的莫敖，大概相当于大司马的职称。楚武王四十二年，莫敖屈瑕带兵伐罗，因骄纵轻敌，打了败仗、畏罪自杀，自此以后，莫敖的地位开始下降。楚国又另设大司马、右司马、左司马、莫敖的地位降至左司马以下。《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领兵攻打随国，病死路上，“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这时的莫敖地位已在令尹之下了，《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楚康王任命职官时，以“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君，◆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莫敖已降到第六位了。《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问莫敖子华：“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爱社稷者乎？”子华历举楚国不谋私利，竭诚为国的优秀执政官。可见子华对楚国历史是非常熟悉的。这是战国中期的事。这时的莫敖似乎已不掌实权，只备王顾问的闲职而已。代替莫敖执政的是令尹。

“令尹”这一官称首见于庄公四年（前690年），为楚武王五十一年设置。《史记•楚世家》载，陈轸对昭阳说：“令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可见令尹这个官是楚国最高级的官称。此后，令尹以次相授，至战国时还保存这个官名。《淮南子•道应篇》、《说苑•指武篇》都记载了吴起官至令尹，而《史记•吴起列传》则称吴起“相楚”。此外《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以左徒为尹令，封以吴，号春申君”。《春申君列传《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这是以楚官制比拟中原官制，说明了楚令尹相当于中原官制的相。《韩非子•存韩篇》载李斯上韩王书说：“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这件事已在战国末年，此时楚国的执政官还是令尹。令尹入治民政，出为将帅，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大权。楚国令尹可以考查到出身的人，除了楚文王时的彭仲爽是申国人，楚悼王时的吴起是魏国人之外，其他都是王族子孙。令尹虽是高官贵臣，权倾内外，但一旦犯罪，也一体诛戮，不在法外，不可宽宥。如子玉因兵败城濮而被杀，子上因回避与晋军交战而被杀，子辛因贪财好利而被杀，子南因权势过大而被杀，子重因轻吴而失败，虽未被杀，但自知有罪，忧虑而死。

令尹的辅助是左、右尹。这官名在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年竹简有了记载。

令尹之下是司马，《左传•襄公三十年》说：“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可见司马在楚国权位也是很重的。司马这一官称在楚国出现较晚，楚成王三十三年（前634年）司马子西领兵伐宋，这是第一次在楚国出现这个官称，可能受到中原国家影响才设置的，司马主管军事，战时带兵打仗，平时掌管军赋和军队装备。楚庄王时，令尹屈建曾使司马◆掩整顿全**赋，清点仓库武器数量，◆掩便对国土重新进行丈量，按土质地形不同分为九等，依其收入情况，定出全国可出战车、战马及各种兵器数量，然后上报给令尹屈建。丈量土地、制定赋税，这在中原诸国是司空的职责，而楚归于司马。所以楚国没有司空这一官称。

左徒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其地位相当重要，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楚怀王时官居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受到怀王的信任，权重一时。考烈王时，黄歇由左徒升为令尹，封于吴，号为春申君。左徒这个官称的来源可能与司徒这一官称有关。春秋时楚国本有司徒，掌管民工徒役。楚国设官时常在一官之下设左右两个助手。“左徒”或许就是司徒的助手。楚人有尚左的习掼，所以到战国时左徒地位上升而成为要职。司徒在中原各国都是高官要职，如鲁国季孙氏为司徒，长期控制鲁国大权。楚国左徒屈原、黄歇的地位，与中原各国司徒大致相当，这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有逐渐靠近中原各国的趋势。

司败，掌管刑罚狱讼的官称。《左传•文公十年》，城濮之战后，子西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论语•述而》云：“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左传•定公三年》云：“子常归唐侯，自拘于司败。”可见，楚、陈、唐三国都有司败这一官称。“臣归死于司败”与襄公三年晋魏绛曰：“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文意相同，可见司败即中原各国的司寇。

以上所述是中央的政务官，还有一些是属于事务性质的职官，主要是指在国君周围为楚王服役的官吏。这类官吏的设置大致与中原各国相同。

师、太师，是负责对王子管教的职官。楚穆王为太子时，他的师傅是潘崇。穆王即位后，就尊潘崇为太师。太师本无实权，潘崇因帮穆王出谋献策，对穆王上台起了重要作用。穆王为了感谢他，就让他掌管王宫的警卫。官为“环列之尹”。屈原曾担任过的“三闾大夫”，这是中原各国所没有的，是楚国特有的职官名称，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这与晋国的公族大夫专掌对卿族子弟管教的职能相同。

史官称左史，《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个官称与中原御史的职能相似。

专司占卜吉凶的官称卜尹，也称卜师，是大夫一级的官称。《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平王对帮他夺得王位有功的人进行封赏时说：“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楚国官称以“尹”为名的极多，除政务官令尹，左右尹外，还有乐尹、宫厩尹、芋尹、陵尹、清尹、连尹，等等，这些“尹”前一、二字，当是指掌管的事务或地点。如观从受命的卜尹，就是掌管占卜的事务官。又如楚昭王时钟建为乐尹，就是掌管殿廷乐律的官员。宫厩尹就是为楚王掌管养马之事。

楚国中央事务官中还有一种管理后宫的官，称为司宫，由阉人充任。《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公元前537年，晋韩起、叔向到楚国送女，楚灵王想侮辱晋国，“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灵王想对叔向加以宫刑，让他作司官之官。灵王的荒谬主张遭到群臣竭力反对才作罢。

三、郡县制的建立和地方政权的职官

楚国是最早设县的国家之一，在春秋初期就把兼并得到的地方建立县，春秋中期以后，新建的县就逐渐多起来。春秋末年，中原的晋国在推行县制后又设立郡。战国时楚效法三晋，也建立郡。《战国策•楚策》云：

新城公大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金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

《史记•樗里子甘茂传》记载，楚怀王想以甘茂为相而问于范蜎，范蜎回答怀王的话有一句说：“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276年楚曾经“复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前248年，黄歇以“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可见楚在战国中期以后，为应付封建兼并战争而在强国交界处设立了不少郡。

县的长官称县公，《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庄王责备申叔时说：“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可见春秋时期楚初建县，就以县公为一县之长官，后来也有称县尹或县大夫的，其下设县司马，掌一县之武装力量，有如后世的县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想杀太子建，就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执行刺杀任务，就是因为司马是执掌兵权的武职官。

楚国县的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免，一县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收入由中央统一控制，遇有对外作战，县军队由中央统一调动。

到战国时，楚国模仿中原的地方建制，在县上设郡一级，郡的长官由中央派遣武官镇守。如《战国策•楚策二》载，楚大司马昭常防守楚的东地边郡时，曾对齐使者说：“我典守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之六十，三十余万。”县的长官称令，这是秦在商鞅变法时所设置的官称。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免。《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为令尹时，曾任命当时著名的学者荀子为兰陵县令。

在县的下面，还有更低一级的乡里组织。战国后期，楚国有个隐士名叫鹖冠子，他曾设计了一套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十扁为乡，五乡为县，十县为郡的地方组织系统。但这套系统不见于楚国的文献记载，未能说明其实施情况，或许只是个人的设想而已。

总之，东周时期官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由王宫大臣及臣仆式的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的官吏的转变，最突出的是司徒、司马、司空“三司”官逐渐受到重视。春秋时期，王宫中首领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僖公九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朝把祭肉赐给齐桓公；隐公十一年（前712年）鲁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国本无太宰官，而羽父求“太宰”的意思是想得到最高的执政官。这都可以看出春秋初期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春秋中期，太宰（冢宰）有如后世的“三公”，仅仅是一种尊称，无实际权力，地位已经下降了。如成公十年（前581年）楚太宰子商，仅是一般使者，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宋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郑太宰石◆，仅充副使出使楚国。但是吴国较后进，所以太宰之职尚居国政之重要地位。至战国，中原各国先后置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

战国时期官吏的选用，主要有如下几条途径：

（一）立功仕进。如商鞅变法制定二十等军功爵，只要不断立功，就可以逐级晋升。韩非曾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任”1。就是要从有实际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中逐级选拔文武官吏。

（二）对策或献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贤令，便是发出策问征询对策的一种方式。吴起、商鞅等人，就是由于对策言中，一跃而居要职。另外一些人为搏取功名，主动向君主献策，当时这种风气极为盛行，《战国策》一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这些献策者，一旦被赏识，便立刻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由于策问、献策和对策的盛行，各种政治主张层出不穷，气氛十分活跃。

（三）亲亲入官。这是依靠亲属、裙带、宠幸等关系进入官僚队伍。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齐、楚尤为突出。如齐的执政和将领大都出于田氏，楚的重要官位大都出于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国由于改革比较彻底，这种陋习较少些。

（四）推荐任能。魏文侯时，象吴起、西门豹、乐年等人都是翟璜所推荐。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是魏成子所推荐2。著名军事家孙膑是通过齐将田忌的推荐而被齐威王用为军师的3。

（五）召聘应征。战国后期孔子的七世孙孔顺，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以为相4。

（六）卖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官爵也被当作一种特殊商品，贵家豪族可以随便花钱买官做5。

从上面官吏的几种来源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依靠才能，一类靠各种关系。前一类是用人唯贤，后一类则是用人唯亲。

为了控制官吏和防止作弊，各国逐渐建立了玺封和合符的制度。这是整个官僚制度中的一个组织部分。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再详谈了。

对于将领，依据胜败进行赏罚，立有战功者，一般按军功晋升爵级；战败受罚，不仅罪及本身，还要连累家属。赵国的赵括被任为将军时，他的母亲因知道他不能胜任，怕战败连累，当即向赵王声明同赵括脱离关系。

何以会有“百家争鸣”？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洁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誉率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干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