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开玉来源《三国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观点，不过一些资料数据都很不错

东汉晚期至蜀汉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发展至顶峰，一呼百应，敢与地方zhèng fǔ、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如中平，就相当于过去一百个“五铢”钱的购买力。相传刘备甚至取帐钩铸钱。这一招确实高，立解燃眉之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zhèng fǔ开支、军用开支很快就解决了。后来蜀汉还铸了“太平百钱”、“直百”、“定平一百”等大面额钱。

但这些钱并非从天而降。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过去的存钱者。大家知道，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有钱人家赢余的钱，除购买土地外，通常以现金方式储存在家里。益州豪族多经几代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他们过去存的数量极为宠大的现金——五铢钱，竟在一夜之间贬值一百倍！蜀汉zhèng fǔ开支、军用开支的财产，表面上看好像是铸造新币所产生的奇异效应，实质上却都是从益州土著豪族那里掠夺而来。

刘备这一招曾引起孙权的羡慕。东吴於嘉禾五年（236）开始铸“一当五百钱”，“当千钱”，“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面额钱。由于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对，孙权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妥协，于赤乌九年（246）下令收回大面额钱。孙权的这一转变，表明他确实是一个极能“审势”的政治家。而蜀汉却始终坚持铸造、使用值百钱，坚持从经济上刻剥、打击土著豪族，直到它最先灭亡。此外，蜀汉zhèng fǔ还实行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经济措施。如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禁酒；又设置“司盐校尉”，实行盐铁专卖；设置“司金中郎将”，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治炼（《王连传》、《杨洪传》、《张裔传》。这些经济领域过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这些措施无疑极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

在对待土著豪族问题上，蜀汉zhèng fǔ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后，又迅速波及到法律上。经济困难解决后，刘备即命诸葛亮率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制定蜀汉法律《蜀科》。《三国志#183;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一次讨论时，法正曾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却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这里，诸葛亮分析了蜀汉初期的“势”，指出：秦朝因刑法过苛，百姓怨声载道，天下“土崩”；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仅“约法三章”，便大获全功；但刘璋却过于软弱宽大，蜀中豪族专权自恣，君臣之间连正常的纲纪都没有了，这才导致其统治的结束。蜀汉政权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础、形势都与高祖时不同，yù与刘璋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从严治蜀。

从理论上说，一种法律的“严”并不专门针对某类人或某一种势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有针对xìng。首先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是专门针对“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制订的；其次，当时实际上执法的人，即当时掌有实权的官吏队伍，主要是刘备、诸葛亮从外面带来的“荆州人士”和刘璋留下的也是从外面带来的“东州士”。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土著豪族发生若干矛盾，利用职权、利用法律打击土著豪族成为这个集团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史籍中有关例证太多，此举一个。如蜀郡豪族常房，因其担任了益州从事的官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响。建兴元年，南中叛乱爆发前夕，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今贵州）。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将叛乱的可靠情报，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问，致死。朱褒举兵攻杀常房，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诸葛亮不加察证，便诛杀了常房四子，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今西昌）。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对此，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妄杀无辜，以悦jiān逆，斯殆妄矣！”。

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要认识这一点，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魏、吴、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仍创建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选拔各地“贤有识鉴”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中正”，推荐其同籍士人，分为九品，朝廷据此授官，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到三国中、晚期，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蜀汉的大规模进攻。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征辟旧官制（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使用下级官员，其实质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汉代旧制是建立在“一家五口”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它早已不适应。大量史料表明，蜀汉各级zhèng fǔ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在巴蜀内地（盆地内）职官任用上，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许多人“终刘氏之世，官位不尽其才。”（《华阳国志》卷10）。只是在四，蜀汉zhèng fǔ对土著豪族政策的后果及其影响

蜀汉zhèng fǔ在经济上、法律上、职官制度等多方面打击、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对此，熟悉蜀中形势的法正曾非常担心，要诸葛亮重视“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见上），但反受到了批驳。蜀汉zhèng fǔ不得“人和”的代价是沉重的。

益州土著遭排挤、受打击，自会不满。许多土著名士不愿出仕，冷眼旁观。如杜微“常称病，闭门不出”（《杜微传》）。另一些人虽然出仕，却不问政事，消极敷衍。如成都名士杜琼，在出任各种职时都“阖门自守，不与世事。”，所谓“小隐在山，大隐在朝”，此之谓也。一些人则用种种形式表达不满。诸葛亮死后，土著名士李邈公开对后主说：“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杨戏传》。蜀郡人张裕甚至公开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周群传、附张裕传》）。杜琼、谯周等甚至公开预言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蜀汉zhèng fǔ无视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实力和潜力，无视土著豪族中的大量人才，在其统治的中、后期，后继无人，缺少人才，成为特别突出的矛盾。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便是其缩影。这与曹魏后期人才辈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著豪族常还寻找机发动武装叛乱，对蜀汉zhèng fǔ造成大小不同的威胁。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的叛乱有：建安二十三年（218）郪县豪族大姓马秦、高胜率家兵打下郪县、牛鞞、资中三县城（《李严传》）；章武二年（222）底，汉嘉太守举郡反（《杨洪传》；建兴元年（223）南中诸郡先后叛乱，以致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帅重兵赴南中平叛；建兴五年（228）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反（《张嶷传》）；建兴十一年（233）“南夷”刘胄反（《马忠传》）；延熙三年（240）越嶲民族数反（同上），汉嘉“蛮夷”反，向宠前往征讨，战死（《向朗传附兄子宠》）；延熙十年（247）汶山“平康夷”反（《后主传》）；延熙十一年（248），涪陵属国民夷反（同上）；延熙十三年（250），涪陵豪族徐巨反。另外还有更多的中、小规模的叛乱没见于文献记载。

荆州外来集团、益州土著豪族、益州民族上层这三股势力犹如一鼎三足，支撑着蜀汉大厦。民族上层这根支柱，在诸葛亮平南中后稍稳，但土著豪族这根支柱则始终在摇晃。大厦的基础失去了平衡。蜀汉政权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东吴四十余年，在自守之余尚能多次主动进攻，它反映出“天府之国”中的土著豪族长期以来确实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同时也反映出蜀汉zhèng fǔ对土著豪族掠夺的程度。正因如此，景耀五年（262）邓艾率轻军从yīn平道攻蜀，爬山涉水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yīn平后，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坐山观虎斗，根本没想到要帮助zhèng fǔ。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东吴豪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蜀汉大厦仅受此轻轻一击就塌下了。其承受能力之弱，在我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所谓“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写照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