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罗斯之战渊源探析（来源网络）

——谈唐对吐蕃的“钳形”政策

【内容摘要】：怛罗斯之战绝非是一场不可调节的遭遇战，与大食的扩张并无直接关系，并非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吐蕃的崛起及其向外开拓土地，与唐王朝的整体利益产生了冲突，吐蕃的崛起，特别是它的攻势，打乱了唐朝的整体军事战略，李唐yù依据天然的地理条件，利用“钳形”政策将吐蕃扼制于高原内，必然会不自觉的向西扩张而最终与大食“偶然的”发生冲突。

【关键词】：怛罗斯之战；渊源；吐蕃；钳形政策

在中外关系史中，唐朝与大食的交流及相互关系是一个较大的课题，雄踞在亚洲东西部的两大帝国共同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然而，两大帝国也有冲突，751年的怛罗斯之战就是较大的一次。关于怛罗斯之战，不管是中外关系史著作中，还是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关论文论著中，无一例外都要提到，甚至有一定篇幅的论述，我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家还有专文讨论。问题在于，研究唐朝对外交流的学者着眼于这次军事冲突对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研究阿拉伯史的学者则要说明阿拉伯帝国对外zhèng fǔ的有关问题，换句话来说，他们均是从唐朝与大食两个直接冲突方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述，却很少有人考虑到唐与大食发生军事冲突有极大历史渊源与背景，在这一历史时期，必须重视吐蕃的作用，新兴崛起的吐蕃政权对于唐王朝在军事政策上的转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纵观唐蕃百年冲突史，我们可以发现，唐朝为扼制吐蕃在地理概念上采取了类似“钳形”的包围政策，本人试从吐蕃与唐王朝对抗的角度出发，对怛罗斯之战的渊源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资料有限，本文仅从“钳形”之北段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望老师指正。

一、谈“钳形”之结点——吐谷浑的覆亡看“钳形”政策的滞后xìng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受来自北方草原弧形包围线的压力，历史上，在北亚大草原崛起的游牧帝国，随着帝国的发展，均顺势由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入准噶尔盆地，再沿三个东西交通孔道，通向中亚草原。当其控制北疆稳固之后，由天山山脉诸多间道进入南疆塔里木盆地，为游牧帝国找到物资、经济支柱的后盾，从而更壮大游牧帝国的实力。对南方的农业中国而言，亦形成一种战略xìng的压迫，即控有xīn jiāng，可经由xīn jiāng进入青海、甘肃、四川、西康沿边地区，与当地的氐羌系民族联线，形成以外围压制内地的大战略形势，同时，再加上处于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诸国，形成一个很大的来自北方的弧形包围线，对中原王朝形成极大的压力。[①]

面对来自北方草原弧形包围线的压力，刚刚立国的唐王朝无力与之抗衡，故在很长的时间采取的是忍让甚至屈辱的政策，尚存的地方割据势力，为了争取援助，都极力与突厥统治者勾结，有的甚至向突厥可汗称臣，当时占据朔方的梁师都，就曾北连突厥，始毕赐以狼头纛，封他大度毗伽可汗，师都引始毕部众入居河南之地。当时占据雁门的刘武周也厚赂始毕，始毕用战马支援他，赠给他狼头纛，立他为定杨可汗。此外如据武威的李轨，据今河北一带的窦建德都与突厥有联络，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资其士马以益兵势”[②]，曾亲自为书，卑词厚礼，遣使至突厥请兵，且与始毕约：“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③]始毕大喜并发兵助渊入关，这时的突厥，东向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皆被臣服，“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④]到颉利可汗时，士马雄壮，yù图中原，对唐发动了广泛的进攻。高祖听从裴矩之计，采取“远交而近攻”的策略，联接西突厥统叶护牵制颉利，并恢复十二军建制。到太宗时，充分利用**内部矛盾，于629年发兵十余万，分数道出击突厥，一举击破**，随后又利用西突厥部族之间的纷争，坐观西突厥内部相互攻战，西突厥亦一蹶不振，这样，来自北方草原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

但是，新兴崛起的来自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迅速兴起并取代突厥，成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吐蕃与唐的争战，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政策、边疆经略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唐王朝亦采取措施yù将吐蕃彻底封锁在高原内，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政策具有明显的滞后xìng，这在李唐对待吐谷浑问题上最为明显。

吐谷浑政权从公元4世纪初建立，是西北地区较为强盛的势力，长时间与中原王朝处于时战时和的状况。为消除边患，635年，唐朝击灭吐谷浑，以其为属国，立慕容诺曷钵为吐谷浑可汗，并于贞观十年以弘化公主嫁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按王寿南的观点，唐代和亲是外番对唐屈膝，外番取得唐公主，可以傲视诸番，而通过与和亲对象建立姻亲关系，并预期由公主监视或左右该国君主，可以逐渐达成避战求和、保持和平关系或借师的目的。[⑤]因此，和亲一直是被内地朝廷作为拉拢、排挤、离间、分化敌国的手段，唐zhèng fǔ如此做法，其真实目的可见一斑，对吐谷浑进行拉拢，使其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同化所谓的“蛮族”而非用绝对的军事打击。而这一时期，吐蕃已经取代周边诸国，成为威胁唐王朝边疆稳定的新兴势力，但唐王朝并没有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同一时期松赞干布的请婚，则婉言谢绝，在《新唐书·吐蕃传》中这样记载吐蕃使臣返回逻些对松赞干布语：

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入朝，遂不许，殆有议间我否！[⑥]

显然，这只是史官后来的附会之语，但对吐蕃进攻找到了借口，“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yīn，尽取其赀畜”，[⑦]663年素和贵逃奔吐蕃，将吐谷浑的虚实全部告诉吐蕃，吐谷浑先后经历唐、吐蕃两强的打击，早已不支，仓促间向唐求援，但李唐最终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坐观吐谷浑灭国。

吐谷浑灭国的最大影响就是吐蕃与唐直接接壤，在顺势击破党项、白兰等诸羌后，吐蕃首次在《资治通鉴》中出现其在西域的活动记载：

……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yù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⑧]

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吐谷浑这个中间缓冲国对于唐帝国的重要xìng，由青海直指长安，在越过黄河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障碍，可以长驱直入李唐的腹心，同时，也具有钳制河西路的作用，亦牵连着西域的安危，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于于阗陷龟兹拔换城，李唐王朝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安西四镇，这样的连锁效应是李唐所始料不及的，故李唐在吐蕃兼并吐谷浑很长时间后，才察觉到问题的严重xìng，开始出师“护吐谷浑还国”[⑨]，但八月大非川一战唐军全军覆没，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依靠唐朝力量复国的希望归于破灭，河湟青海地区确定为吐蕃的版图，这一槽型地带，地势平坦，比其他唐蕃接壤之区更容易进出，于是吐蕃不断由此地区向李唐进犯，蕃祸自此几乎与唐相始终，与此同时，吐蕃再由青海北出西域，配合由印度上游区经勃律、护密，穿越帕米尔山区，再由渴盘陀北上进入南疆疏勒、于阗沿绿洲东向的路线，二路齐进经略西域，对于往后吐蕃能控制南疆及部分北疆，并将势力推展到中亚的阿姆河流域一带，关系至巨，李唐在失去对西域的优势以及多次试图主动进攻吐蕃失败后，被迫只能依靠地理的天险优势，重新对西域诸国进行控制并打击吐蕃势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钳形”包围，从而不自觉的发展到西域乃至中亚一带。

二、突厥的复兴为唐蕃军事关系转变所发生的连锁反应，吐蕃长时期试图联合突厥突破“钳形”扼制政策，将其势力发展到高原以外

在前面我已提到，经过太宗、高宗两朝，先后灭掉**并平服西突厥，唐王朝确立了自己在西域及中亚的势力范围，大漠南北统一于中原zhōng yāngzhèng fǔ，唐朝在大漠南北设官置府，行使行政权力，同时，**政权的覆亡，改变了西域的政治格局和西域各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随着在西域各地的羁縻府州的设置，唐朝正式接替了西突厥汗国在西域扮演的角sè，初步完成了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但羁縻府州本身就存在着不足，即控制力与离心力的不确定xìng，其作用是有限的，仅仅只是做到了照顾民族势力的原有利益，打破北边弧形包围线的压力，保持北方“矛盾的”稳定，“羁縻政策的要领并非在于强调华夷之间的存异，而差异的发展趋势必萌发离心力和分解力，这是导致名义上华夷一统国家的碎裂。其次，维系羁縻政策存在的保证是‘德政’而不是军事实力，装备很差，数量不多的唐军本身并不具备威慑西域、足据强敌的实力”，[⑩]因此，只能是一定程度上不完整的控制，其民族离心力仍然存在。

而恰恰此时，吐蕃在吞并吐谷浑后，亦开始寻求“钳形”政策的突破，在西域联合一些部落从事反唐活动，一方面，由羊同、勃律、护密，在护密东越帕米尔高原，经渴盘陀北上进入南疆疏勒地区，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吐谷浑的地理重要xìng，即由“丝绸辅道”——青海路及河西走廊进入南疆东面，对地理上的唐朝的“钳形”夹击进行反突破，同时，也联合一些突厥旧部进行反叛活动。

自650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车鼻叛乱，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后，“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jǐng”[11]，基本上实现了对吐蕃的“钳形”包围，同时也断绝了吐蕃和突厥的联合的可能xìng，但事实上，西域一直是多事之秋，唐朝一方面任用突厥贵族为官，笼络之，一方面利用突厥骑兵作为战争工具。繁重的兵役负担以及其它原因，激起突厥广大人民的反抗，吐蕃的活跃又使突厥上层人士渐生复国之念，两者走向联合之路，“（十一月），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12]这与蕃军与苏定方于乌海大战时间相差无几，显然是吐蕃jīng心策划统一反唐军事行动的战略组成部分，这也可能是突厥第一次利用唐蕃矛盾展开的复国活动，670年的事件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唐蕃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时期，仪凤三年，李敬玄率18万军队败于青海，工部尚书刘审礼被俘，而突厥人大规模的反叛则发生在次年，从时间上来看，突厥人显然很清楚唐军的失败并利用了这个机会。调露元年十月，大漠以南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的突厥酋长起而响应，聚众号称数十万人，连侵定州、云州、原州、庆州，又诱使奚及契丹侵掠营州，朝野大震，高宗先后派出大军进行镇压，到681年暂时平定了叛乱，但另一些突厥贵族却不死心，仅仅一年，突厥人阿史那骨咄禄利用突厥民众的反唐情绪及反唐失败的余愤，在原**汗国境内重建了突厥政权，即后突厥汗国，大漠南北重新陷于突厥，成为唐朝北边的大患。

这样，吐蕃、突厥、新罗的新北边弧形包围远远超出了唐初的草原民族政权的压力，唐针对吐蕃的“钳形”政策在这一时期遭到瓦解，唐朝被迫重新开始针对吐蕃以及突厥的政治、军事活动，试图瓦解其同盟，控制突厥各部，将吐蕃赶入“钳形”以内，断绝其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可能。陈寅恪在谈到唐朝内政与边患的关系时说过：“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13]可见，唐zhèng fǔyù用“钳形”限制吐蕃的活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外族的微妙关系及连锁反应，时刻影响着唐朝战略格局的变化。

三、再论中间缓冲地带——突骑施的兴亡动荡了唐王朝的“钳形”政策

四镇对唐王朝的重要xìng是显而易见的，“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兵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14]放弃四镇会使“钳形”政策的作用付诸东流，即吐蕃与**联合，从而对唐朝整个边疆地区造成更大危害，武后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打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15]结束了唐朝与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的拉锯战状态，恢复了“钳形”态势。

这时的西域形势仍是十分严峻的，复兴的后突厥汗国默咄开始卷入西域的政治角逐，吐蕃则依靠阿史那俀子的附蕃，以为号召，鼓动西突厥诸部反周，总体看，西域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但唐朝一直奉行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事实上，阿史那氏汗裔对于西突厥各部的号召力已经大大下降，郭元振就曾说：“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磐，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16]而这一时期，吐蕃内部赞普和大论的矛盾爆发，削弱了吐蕃在西域的势力，于是突骑施趁势兴起，首领乌质勒善于体恤部下，有威信，因而远近各部逐渐归附，部众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17]。

面对突骑施的兴起，唐王朝心情是十分复杂的，而阿史那氏王族无力返回西突厥故地迫使唐王朝不得不承认已定事实，授乌质勒为瑶池都督，表示对他移镇碎叶的认可，但唐zhōng yāng对突骑施仍然存有戒心，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中记载有这样一段“离奇”之事：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之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嗢鹿州都督、怀德王。[18]

这可能就是唐王朝jīng心策划的一次政治yīn谋，通过扶植更年轻、更没有经验、更容易控制的娑葛，可以轻易实现对突骑施的控制。但中宗仍然对娑葛不放心，毕竟有杀父之仇，因此利用阿史那忠节与娑葛不和，计划帮助忠节，消灭娑葛，以恢复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在西突厥的统治地位，失败后，被迫承认既定事实，册封娑葛为十姓可汗，并派使节到突骑施部落处理内政。突骑施归顺唐朝，职贡不断，又代唐朝庇护昭武九国和吐火罗地区的安全，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基本保持了羁縻统治，一方面，使吐蕃势力一度不能突破“钳形”限制，使其与后突厥联合的计划破产，另一方面，对新兴的大食东侵也起到了很好的限制及防御作用。

但唐朝扶植西突厥十姓可汗子孙的过时政策显然是不可动摇的，默咄继后突厥汗国之位后，大举东侵，707年，唐朝任命郭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领导唐朝的碎叶镇兵和突骑施的军队联合抗击**的西侵，正是因为突骑施的有力牵制，才使得次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能够趁突厥后方兵力空虚，夺取漠北，在黄河北岸一线修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但以突骑施为主力的安西四镇遭受了巨大损失，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一开始就希望失败的战争”，利用突骑施对抗默咄使得娑葛与遮弩一起被杀，突骑施的势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又击退了默咄，重新将西域的实际控制权归于己手，但西突厥十姓地区大乱，突骑施别部苏禄迅速崛起并控制了西突厥十姓地区，是唐zhōng yāng始料未及的。

苏禄势力崛起后，这时的唐朝zhèng fǔ念念不忘的还是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子孙，遭到了苏禄的反对，相比乌质勒及娑葛，更有政治眼光和谋略的苏禄吸取了前两者足够的教训，于开元五年勾引大食、吐蕃，谋攻取四镇，围钵换城和大石城，迫使唐于次年封苏禄为忠顺可汗，并对突骑施占据碎叶的事实予以承认，以焉耆代替碎叶为四镇之一。唐朝如此行动明显是出于无奈，而苏禄也并不是惟唐朝之命是从，而是开展多边外交，保持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故《新唐书·突厥传》评价其“诡异，不纯于唐，天子羁縻之”[19]，两者关系微妙。但对突骑施的册封和让步，也使突骑施起到了该起的作用，迫使吐蕃绕道西北，打通由唐朝势力比较薄弱的葱岭地区进入西域的道路，无法大规模的发动对唐作战，被牢牢“钳制”在高原内，715年的拔汗那之战，扼制了吐蕃军队由北而南进入楚河流域的势头，吐蕃势力退入葱岭以南地区，同时，又通过针对葱岭一带的外交活动，使唐朝在这一地区的影响rì益增长，722年援救小勃律，大破吐蕃，由小勃律王率领本**队为唐朝镇守西门，于塔什库尔设立被称为“安西极边之戍”的葱岭守捉，[20]使吐蕃“累岁不敢犯边”，[21]这些活动与突骑施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利用突骑施，不仅可以支援中亚诸国，而且可以在唐与新兴的大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具有遏止大食中亚扩张的作用，而苏禄的活动也真正的成为唐王朝重要的边境保障，大食不敢轻易东扩。

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唐朝奉行的册立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与别种苏禄的身份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唐王朝一开始就对苏禄抱有很大戒心，恐其与吐蕃联手，突破“钳形”扼制，加上后突厥汗国、新罗诸国，再一次形成强大的北边弧形包围线。开元二十二年（734）的绢马贸易冲突最终酿成兵灾，唐朝联合大食合力进攻突骑施，苏禄东败于唐，西败于大食，最终覆亡。突骑施的覆亡亦影响了唐军在西域的战略布局，冲突发生后，苏禄遣使请和时也提到了“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的请和理由，[22]但更重要、更现实的是734年吐蕃发兵攻破大、小勃律，“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23]重新突破“钳形”，对安西四镇构成直接威胁，并阻隔了唐朝与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交往，唐朝在确立攻灭突骑施的决策的同时，已埋下了rì后怛罗斯之战的种子，也使得西域再度动荡不宁。

四、大食东侵打乱了唐的战略布局，唐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钳形”政策的彻底失败

唐与吐蕃针对“钳形”中间及外围地区的长年争夺，在很多程度上破坏了西域诸国的生产，这一地区地多沙卤，户口甚少，且累遭兵燹，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拉锯战以及突厥各部之间的内乱，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同时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xìng，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亦很大，后突厥汗国建立伊始，便遭受连续大旱的沉重打击，九姓地区“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仈jiǔ”，突厥人不得不“掘野草，食草根”，甚至人自相食，“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24]无常的天灾又使得游牧民族采取武力掠夺的方式，不断南下袭扰水草丰美地区，致使战争不断，生产生活水平愈加下降。

另一方面，唐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利用蕃兵作战，让部落间互相残杀。而少数民族部落出兵协助作战，并非出于自愿，但又不得不服从唐朝的调遣，这种惨痛的经历在《阙特勤碑》碑文中被称之为“血的贡赋”：“你们所得到的只是血流成河，骨积如山。原会成为老爷的男子变成了奴仆，原会成为太太的女子变成女婢”。[25]这段历史在突厥历史学家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可耻、堕落和蒙羞的时代”。[26]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发，加剧了唐与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致使在很长的时间内西域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给吐蕃可乘之机。同时，羁縻府州也存在缺陷，即贡赋没有明确的数目规定，这正好给边州都督可乘之机，重敛苛剥，掠夺少数民族百姓，过度驱使羁縻部众承担重役，又引起羁縻府州的动乱，被有心之人利用，引发民族冲突。开元四年，后突厥的暾yù谷积极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27]民族离心力的增强使唐朝开始在西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

在唐朝攻灭突骑施时，吐蕃乘机攻破大、小勃律，并将本国公主嫁与小勃律王为妻，小勃律的失守对唐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故在击败突骑施后，唐朝竭尽全力开展了收复大、小勃律的活动，以期重新完成“钳形”包围。其中以高仙芝的西征最为著名。

天宝六年，唐朝以安西副都护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兵伐勃律。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诱斩亲吐蕃的小勃律首领五六人，并招降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平定了小勃律，确保了唐朝的西门，吐蕃寻求突破“钳形”的企图再次破产。但此时的玄宗好大喜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28]穷兵黩武成为唐玄宗后期的对外政策，不断的对外用兵，特别是天宝九年的石国事件，“安西四镇节度使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他老弱”，[29]石国王子逃入“诸胡”，诉说高仙芝的贪暴欺诈行为，这次导火索事件引起诸国的集体愤怒，可以视为诸国对唐朝长期高压统治政策的总爆发，各国潜引大食，yù共攻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深入700余里，与大食军队会于怛罗斯城，此时追随唐军参战的只有葛逻禄和拔汗那的军队，据薛宗正考证，不仅乌浒河水域诸国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诸国也几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寻、石汗那以及黑姓突骑施。[30]显然，“诸胡”多处于观望或偏向大食的态度，而新附部落葛逻禄的临阵背叛，使得唐军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31]这次战役虽没有使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受到太大削弱，大食的军队也没有乘胜东进，但唐朝在西域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冲击，名义上，西域乃至中亚仍是唐朝的军事保护区，一些小国也寻求唐的保护，如天宝十三年东曹国王、安国副王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出击黑衣大食，但就我个人认为，这只是说明朝贡贸易对其具有极大的经济诱惑而已，对少数民族而言，贡品大多是本地的特产，以后突厥为例，仅仅727年一年，唐朝送给毗伽可汗一万匹绢作为“礼物”，而只得到了象征xìng的30匹马作为“贡赋”，这种不对等的朝贡贸易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经济上没有多大负担，但从朝廷zhōng yāng获得了不少回赐，回赐物品大多是实用的器物和珍贵的缣帛，经济上有利于朝贡者一方，在政治上却不一定出自真心，故唐朝心知肚明地拒绝了，“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32]

关于引发怛罗斯之战的石国事件，史书多归罪于高仙芝，“仙芝xìng贪，获石国大块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馲驼，名马宝玉称是”，[33]关于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败仗之后，高仙芝并没有受到贬职，不久以后便不降反升，这个被当代人称为“东方汉尼拔”的一代名将最后是死于安史之乱而非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史书如此记录，只因“高仙芝，本高丽人也”，[34]后人将战败的责任推卸到这位一代名将身上的不恰当的。慎思之，怛罗斯之战是唐对吐蕃长期在地理上钳形扼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该政策是唐朝为保护河西、陇右、西域以防止新的北边弧形包围线的有力措施，它基本上限制了吐蕃的向外发展，“钳形”政策拖垮了吐蕃王朝，面对大食、回鹘、葛逻禄、南诏以及唐朝的打击，吐蕃王朝无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张，保证了一个盛唐的出现，是值得肯定的。但正如前面指出的，长时间的消耗以及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钳形”政策的失败，长时期的与吐蕃的对抗也极大地消耗了唐帝国，怛罗斯之战后仅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河陇大量军队东调，西域、河西空虚，吐蕃乘机突破“钳形”的包围，将其势力发展到极致的同时又盛极而衰，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已无力重新实现“钳形”包围，最终在贞元九年采取丞相李沘的建议，放弃原来的穷兵黩武的方针，北和回鹘、南通大理、西接大食、天竺，改善与周边各国关系，使得吐蕃疲于奔命，实力进一步被削弱，最终无力向中原进一步扩张，保证了中晚唐在边疆地区的基本安定。

[①]参阅金宝祥：《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84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42页。

[④]刘昫：《旧唐书》（第19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3页。

[⑤]王寿南：《唐代的和亲政策》，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30页。

[⑥]欧阳修：《新唐书》（第21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3页。

[⑦]欧阳修：《新唐书》（第21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3页。

[⑧]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1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33页。

[⑨]欧阳修：《新唐书》（第21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6页。

[⑩]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11]欧阳修：《新唐书》（第215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42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2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9页。

[1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0页。

[14]董诰：《全唐文》（第219卷）崔融《拔四镇议》，转引自荣杰《怛罗斯战役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5]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5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88页。

[16]刘昫：《旧唐书》（第9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6——3047页。

[17]欧阳修：《新唐书》（第215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66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08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08页。

[19]欧阳修：《新唐书》（第215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67页。

[20]欧阳修：《新唐书》（第43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0页。

[2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2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52页。

[22]董诰：《全唐文》（第284卷）《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转引自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23]刘昫：《旧唐书》（第10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3页。

[24]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见《陈拾遗集》（第4卷），转引自（《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25]见《阙特勤碑》东第24行。

[26]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3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83页。

[27]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1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20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6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89页。

[29]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6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1页。

[30]薛宗正：《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罗斯之战》，xīn jiāng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6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8页。

[32]王钦若：《册府元龟》（第973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

[33]刘昫：《旧唐书》（第10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6页。

[34]刘昫：《旧唐书》（第104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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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俄]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AnAnalysis

oftheOriginoftheBattle

ofTalas

－－－－－－－TangDynasty‘sPincersPolicyonTibet

Abstract：

ThebattleofTalasisdefinitelynotanuncontrollable

militaryencounter,ilitarystrategy.TheTangDynasty

intendstotaketheadvantageofitsgeographicalconditions,ovementpolicytoconfinetheTibetovement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