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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不落帝国》北宋迁都争议始末(网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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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没有机会拿起放大镜、转动地球仪研究所谓“地缘政治”。

地理在冲突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被忽视,但是从来受到视野的限制。可以责备前人缺乏远见,不能以为他们愚蠢,因为高明的实践者不会脱离他的时代和环境,眼前的、现实的威胁才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也算是正常心态,只要不大声喊出来,没有人指责你。

自然、政治、经济是构成地理的要素,心理、传统乃至偏见影响着对地理的认识。

过程合理而结果荒谬,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悲观者解释为宿命。宿命其实就是“已知”砌成的一口井,你只能老老实实坐在里面看天。不乏善于空想的先知,从方寸天空感知到了宇宙,但是最好作为秘密藏在心里,说出来就是异端。

比如海洋,中国史上,海洋的作用曾经只是出产盐和海鲜。宋朝开放和逐利的心态使海洋和贸易发生关系。海洋受到的轻视仍然显而易见,它的魅力甚至不能触发文人写作的情绪。

明朝三保太监的神秘行程,至今争论未休。紧接着时断时续的海禁,朱棣子孙害怕的恐怕不仅仅是东边岛国的海盗,加上明朝清高,不重利,理所当然拒绝了海洋。直接后果是扼杀了人民的冒险jīng神,腰斩了航海技术的存续。

东边的大海和西部的高原一样安全,是天赐保护中华沃土的屏障,除了台风和海盗,海洋不会带来其他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

1840年,英国舰队的巨炮宣示,常识也与时俱变。

中原是核心地域,南方充满变数,威胁来自北偏东北。这就是宋朝初期的地缘政治。

从祖国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中心曾经长期徘徊在现代陆地疆域的中心。很像巧合。

过度开发致使得地力拔尽、风沙紧逼,连年烽火摧毁秦砖汉瓦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信心,五代开始重心向东迁移。建炎南渡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而朱元璋几乎成功地把南京营造成新的中心。历史差一点弄巧成拙。感谢朱棣的燕王经历,迁都běi jīng是他的最大功绩,从此南北不能分割。后来中华虽饱经磨难,基本疆域因此得以保存。

汴梁(开封)受到青睐不是偶然。汴梁居于中原腹地,四周河道纵横,沃野千里,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可通漕运。

河流是自然的赐予。古代物资调运,以水运最为经济便捷。南方丰富的物产早已不可或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的修建万里长城。

汴河连接黄、淮,隋唐以来一直是水运要道。开封扼汴河咽喉,西经黄河、渭河连接洛阳、长安;东南经淮河、运河直通长江,联系南方各地。

“汴水横亘中原,首承黄河,漕引江南、荆湖,其利远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

除了北方无险可守,一切完美。

南宋章如愚《三都论》,对长安、洛阳、开封的地理有冷静的总结:

“长安之制以陕西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东;大梁之制以河南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北。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汴都之变常起于燕赵”。

明末清初,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家顾祖禹在他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作如下结论:“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

他们阐述的是现象,从诸多内讧结果看见的现象。河北为什么克制河南?堪舆学的解释过于玄奥。从正常思路分析,河北开发已久,与河南相较,不落下风。同样道理,河北建都,也难抵挡河南的冲击。

开封周围缺少天然屏障,地形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一座美丽的和平之都。

北方势力长期威胁黄河文明,西北在与汉唐的对抗中落败,大的民族纷纷向别处寻找出路,小民族无论成败,难逃被融合的命运。

契丹和女真的中心都在东北,或游牧或渔猎,人民骁勇。契丹乘五代之乱,前锋南进,将幽云纳入囊中,成为与北宋叫板的资本。

失去幽州一线的防御,北部边防只能以河北为纵深。河北地势平坦、地域广大、难于防守,骑兵可以来去如风。

北宋曾经在汴梁附近广植树木,阻挡北方铁骑。又在东起泥沽(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河北保定),筑堤蓄水,构建“塘泺防线”。这些举措没有起到实质作用。

经营河北的成本巨大,赵匡胤认为无险可守抵消了汴梁的所有其他优势。

赵匡胤是正确的。对于北方要时刻jǐng醒,而国家亦有惰xìng,不可能长时间对一件事情保持专注,热情会减退,jīng神会疲惫,注意力会分散。千金之子,不坐垂堂,在赵匡胤主持下,开始了关于迁都的大讨论。

石敬瑭是个小丑,他出演的角sè却改变了戏剧的冲突。幽州这个首选之地,无奈在现实中如同镜花水月。

北方利于稳定,南方利于发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而在当时转向南方便意味放弃正统,所以南方不在讨论范围。

唐朝还不是太久远的往事,西安和洛阳的魅力,牵动了赵匡胤的神经。

向西,去找回到汉唐的荣耀。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洛阳祭祖,迟迟不归。

河北为阳。洛阳处洛河以北,北经邙山、黄河,连接幽州;南经伊阙,直达江汉;西有崤山、潼关,连接关中;东邻汴梁,连接江淮。中国史上,九朝建都于此。

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地,更增添一份特殊的感情。

久经战火,当时的洛阳城市凋敝、营垒破败、物资匮乏,除了有险可守,一切都不太完美。

赵匡胤却以罕见的执著,认定了洛阳。甚至将皇陵修筑于巩义,远离汴梁,与洛阳咫尺之遥。

西迁计划遇到重重阻力。

李怀忠是赵匡胤的心腹爱将,向赵匡胤进言:“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续资治通鉴》)

李怀忠未必有此等见识。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假托其口,这一席话阐述的正是现实,现实的技术难题。

据说赵匡胤与弟弟赵光义有一次更高层次的对话。(《续资治通鉴》)

赵匡胤:“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西迁者,非它,yù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赵光义:“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

赵匡胤:“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标准的清谈,仿佛两个太学生的辩论。是不是如一些说法,兄弟二人有幕后的推手,天知地知。

迁都计划流产。北宋名义上设置了四个京城,赵匡胤聊以自慰。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běi jīng大名府(今属河北),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东京则是唯一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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