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道静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除夕的鞭炮搅扰着她，这一夜的生活，像突然的暴风雨袭击着她。她一个个想着这些又生疏又亲切的面影，卢嘉川、罗大方、许宁、崔秀玉、白莉苹……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呵，他们都有一颗热烈的心，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和卢嘉川的许多谈话，她紧抱双臂，望着发白的窗纸忍不住独自微笑了。

二踢脚和小挂鞭响的正欢，白莉苹的小洋炉子也正旺，时间到了夜间两点钟，可是这屋子里的年轻人还有的在高谈，有的在玩耍，许宁和小崔跑到院子里放起鞭炮；罗大方和白莉苹坐在床边小声谈着、争论着，他似乎在劝说白莉苹什么，白莉苹哭了。罗大方的样子也很烦闷。后来他独自靠在床边不再说话，白莉苹就找许宁他们玩去了。听说罗大方原是白莉苹的爱人，不知怎的，他们当中似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两个人都显得怪别扭。

道静和卢嘉川两个人一直同坐在一个角落里谈着话。从短短的几个钟点的观察中，道静竟特别喜欢起她这个新朋友了。他诚恳、机敏、活泼、热情。他对于国家大事的卓见更是道静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们坐在一块，他对她谈话一直都是自然而亲切。他问她的家庭情况，问她的出身经历，还问了一些她想不到的思想和见解。她呢，她忽然丢掉了过去的矜持和沉默，一下子，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什么都倾心告诉了他。尤其使她感觉惊异的是：他的每一句问话或者每一句简单的解释，全给她的心灵开了一个窍门，全能使她对事情的真相了解得更清楚。于是她就不知疲倦地和他谈起来。

“卢兄，(她跟许宁一样地这样称呼他)你可以告诉我吗？红军和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他们真是为人民为国家的吗？怎么有人骂他们——土匪？”

卢嘉川坐在阴影里，面上浮着一丝调皮的微笑。他慢慢回过头来，睁着亮亮的大眼睛看着她，说：“偷东西的人最喜欢骂别人是贼；三妻四妾的道德家，最会攻击女人不守贞操；中国的统治者自己杀害了几十万青年，却说别人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土匪……这些你不明白吗？”

道静笑了。这个人多么富有风趣呀！她和他谈话就更加大胆和自由了。

“卢兄，”道静又发问道，“你刚才说青年人要斗争、要反抗才有出路，可是，我还有点不大相信。”

卢嘉川稍稍惊异地睁大了眼睛：“怎么，你以为要当顺民才有出路么？”

道静低着头，摆弄着一条素白麻纱手绢。好像有些难过，她低声说：“你不知道，……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并没有找到出路。”

卢嘉川突然挥着手笑起来了。他笑得那么爽朗、诚恳，像对熟朋友一般地更加亲切和随便。

“原来如此！来，小林，我来给你打个比方。……”他看看一屋子喝酒畅谈的青年人都在一边说着、吃着，就用手比划着对道静说起来。“小林，这么说吧，一个木字是独木，两个木就成了你那个林，三个木变成巨大的森林时，那么，狂风再也吹不倒它们。你一个人孤身奋斗，当然只会碰钉子。可是当你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当你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你就再也不是小林，而是——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

林道静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卢兄，你说话真有意思。过去，我是只想自己该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别的事我真很少去想。今夜里，听了你们那些谈话，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个糊涂虫！”林道静天真地迸出了这句话，自己也不禁为在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子面前竟放肆地说出这种话而吃惊了。

卢嘉川还是随便地笑道：“大概，这是你在象牙之塔里住得太久的缘故。小林，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你应当赶快从个人的小圈子走出来，看看这广大的世界——这世界是多么悲惨，可是又是多么美好……你赶快走出来看看吧！”

多么热情地关心别人，多么活泼洒脱，多么富于打开人的心灵的机智的谈话呵……道静越往下回忆，心头就越发快活而开朗。

“小林，你很纯洁、很直爽。”后来他又那么诚恳地赞扬了她，“你想知道许多各方面的事，那很好。我们今晚一下谈不清，我过一两天给你送些书来——你没有读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吧？可以读一读。还有苏联的文学著作也很好，你喜欢文艺，该读读《铁流》、《毁灭》，还有高尔基的《母亲》。”

第一次听到有人鼓励自己读书，道静感激地望着那张英俊的脸。

他们谈得正高兴，白莉苹忽然插进嘴来：“老卢，小林真是个诚实、有头脑的好孩子，可是咱们必须替她扔掉那块绊脚石。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真把她糟蹋啦。”

道静闹了个大红脸。她向白莉苹瞟了一眼，她真不喜欢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到余永泽。

道静和白莉苹在深夜寒冷的马路上送着卢嘉川和罗大方。白莉苹和罗大方在一边谈着，道静和卢嘉川也边走边说：“真糟糕！卢兄，我对于革命救国的道理真是一窍不通。

明天，请你一定把书给我送来吧。”

“好的，一定送来。再见！”卢嘉川的两只手热烈地握着白莉苹和道静的手。多么奇怪，道静竟有点不愿和他们分别了。

“这是些多么聪明能干的人啊！……”清晨的麻雀在窗外树上吱吱叫着，道静想到这儿微笑了。但是这时她也想起了余永泽。他放了寒假独自回家过年去了，和父母团聚去了。因为余敬唐的缘故，她不愿意回去，因此一个人留在公寓里，这才参加了这群流浪者的年夜聚会。想到他，一种沉痛的感觉突然攫住了她的心。

“和他们一比……呵，我多么不幸！”她叹息着，使劲用棉被蒙住了头。

和白莉苹、林道静分别以后，卢嘉川、罗大方二人一边在深夜的马路上走着，一边谈起话。

“老罗，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沉闷？是和小白闹别扭了吗？”

机灵的卢嘉川回过头来向罗大方一笑，同时好像抚慰似的把手臂搭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就是这么回事！”罗大方激动地说道，“这女人变坏了！我看错了人。……不爱我了没关系，可是她不该去追许宁。小崔和许宁好了好几年，蛮好的一对，可是这个不要脸的，她，她乱搞一气！老卢你信不信？一个人政治上一后退，生活上也必然会腐化堕落。小白原来是热情的、有进取心的，我确实很爱她。可是，如今书也不读了，什么集会也不参加了，只想演戏、当明星、讲恋爱……像我这样的，她当然不会再喜欢。”

卢嘉川默默地点点头，向冷清的马路上望望，然后对罗大方轻声说：“同志，我相信你是能够忍受过来的。爱情——只不过是爱情嘛……”他意味深长地瞅着罗大方，嘴角又浮上他那调皮的微笑。

罗大方伸手给了他一拳。一边走，一边嘟噜着：“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奇怪，你是不大单独接近女人的，怎么对那个林道静却这么热情——一谈几个钟头。你不知道她有了白莉苹说的‘绊脚石’吗？她那个对象我认识，真是个胡博士的忠实信徒。我争取过他，可不容易。”

“别瞎扯！”卢嘉川严肃地驳斥着罗大方，“她的情形我早从我姐夫那里知道一些。对这样有斗争性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我们应当帮助，应当拉她一把，而不应该叫她沉沦下去。她在北戴河时，为了‘九一八’事变，痛心地和我姐夫争论，她说中国是不会亡国的。她那种神态和正直的精神确实使我很喜欢。但是，干吗扯到私人问题上？难道……你这张嘴巴，别瞎扯了！”

罗大方笑着说：“玩笑！玩笑！我了解你。为了咱们的事业，你从来是不考虑自己的。我们经常要和女孩子们打交道，但你却好像个清教徒，我可办不到。为小白——唉！不提她了。”

“我不是清教徒。”卢嘉川沉思着，“不过，目前的形势确实使自己顾不到这些。老罗，那个女孩子——你说的林道静，我看她有一种又倔强又纯朴的美。有反抗精神。我们应当培养她，使她找到正确的道路。你认为怎么样？”

罗大方回身看了他一眼，笑笑说：“对，应当把她引到革命的路上来。”

夜，虽然是年夜，拂晓之前，街上也已经行人稀少，只有昏暗的街灯，稀稀落落地照着马路上偶尔走过的行人。卢嘉川在和罗大方分手之前，他们又谈了些工作问题。卢嘉川从南京示威回来之后，北大早已不能存身，党已经调他离开学校，专门做秘密的学生工作。这时，他嘱咐着罗大方：“你要尽可能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在北大存身下去。想想，反动者的压迫越来越紧，我们许多人都不能再公开活动，所以你和徐辉要尽可能迷惑敌人，必要时才能给敌人突然的袭击。告诉你，李孟瑜在唐山煤矿上，他做起工人工作来啦。”

“真的吗？”罗大方站住脚，高兴地瞪着眼睛瞅着卢嘉川，“老卢，我可也想去。在知识分子当中工作真是麻烦。”

“别说了，再见！”卢嘉川远远瞧见有人迎面走来，他轻轻推了罗大方一下，就和他分了手。接着，一边摇摆着身子，一边高声唱起来：

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

他摇摆着，唱着，消失在马路旁边的小胡同里。

余永泽在开学前，从家里回到北平来。他进门的第一眼，看见屋子里的床铺、书架、花盆、古董、锅灶全是老样儿一点没变，可是他的道静忽然变了！过去沉默寡言、常常忧郁不安的她，现在竟然坐在门边哼哼唧唧地唱着，好像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尤其使他吃惊的是她那双眼睛——过去它虽然美丽，但却呆滞无神，愁闷得像块乌云；现在呢，闪烁着欢乐的光彩，明亮得像秋天的湖水，里面还仿佛荡漾着迷人的幸福的光辉。

“看眼睛知道在恋爱的青年人。”余永泽想起《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一句话，灾祸的预感突然攫住了他。他不安地悄悄地看了她一会儿，趁着她出去买菜的当儿，他急急地在箱子里、抽屉里、书架上，甚至字纸篓里翻腾起来。当他别无所获，只看到几本左倾书籍放在桌上和床头时，他神经质地翻着眼珠，轻轻呻吟道：“一定，一定有人在引诱她了。”

道静看见余永泽回来，高高兴兴地替他把饭预备好。他吃着的时候，她挨在他身边向他叙谈起她新认识的朋友、她思想上的变化和这些日子她心情上的愉快来。她想他是自己的爱人，什么事都不该隐瞒他。谁知余永泽听着听着忽然变了颜色。他放下饭碗，皱紧眉头说：“静，想不到你变的这么快……”沉了半晌才接着说，“我，我要求你别这样——这是危险的！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

一句话把道静招恼了。八字还没一撇，什么事也没做，不过认识几个新朋友，看了几本新书，就怕杀头！她鄙夷地盯着余永泽那困惑的眼色，半天才压住自己的恼火，激动地出乎自己意外地讲了她自己从没讲过的话：“永泽，你干吗这么神经过敏呀？你也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你也知道日本人已经践踏了祖国的土地，为什么咱们就不该前进一步，做一点有益大众、有益国家的事呢？”

“我想，我想……”余永泽喃喃着，“静，我想，这不是我们能够为力的事。有政府，有军队，我们这些白面书生赤手空拳顶什么事呢？喊喊空口号谁不会。你知道我也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可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现在我想还是埋头读点书好。我们成家了，还是走稳当点的路吧……”

“你真糊涂！”道静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喊道，“你才是喊空口号呢！原来你就是这么个胆小鬼呀！”

余永泽用小眼睛瞪着道静，愣愣地半晌无言。忽然他脸色发白，双唇抽搐，把头埋在桌上猛烈地抽泣起来。他哭得这样伤心，比道静还伤心。他的痛苦，与其说是因为受了侮辱，还不如说是深深的嫉妒。

“……她、她变得残酷，这样的残酷，一定变心了。爱、爱上别人了。……”他一边流着泪，一边思量着。他认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

吵过嘴，道静和余永泽虽然彼此有好几天都不大说话，可是她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她做饭洗衣也轻声哼着唱着，快乐的黑眉毛扬得高高的。完了事，就抱着书本贪婪地读着。一点钟、两点钟过去了，动也不动、头也不抬，那种专注的神情，好像早已忘掉了余永泽的存在和这间蜗居的滞闷。她的精神飞扬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可是余永泽呢，他这几天可没心思去上课，成天憋在小屋里窥伺着道静的动静。他暗打主意一定要探出她的秘密来。可是看她的神情那么坦率、自然，并无另有所欢的迹象，他又有点茫然了。

晚上，道静伏在桌上静静地读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做着笔记，加着圈点，疲乏的时候，她就拿起高尔基的《母亲》。她时时被那里面澎湃着的、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满足。可是余永泽呢？他局促在小屋里，百无聊赖，只好拾起他最近一年正在钻研的“国故”来。他抱出书本，挨在道静身边寻章摘句地读起来。一大叠线装书，排满了不大的三屉桌，读着读着，慢慢，他也把全神贯注进去了。这时，他的心灵被牵回到遥远古代的浩瀚中，和许多古人、版本纠结在一起。当他疲倦了，休息一下，稍稍清醒过来的时候——“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

许多幻想立刻涌上心来，鼓舞着他，使他又深深埋下了头。

道静呢，她不管许多理论书籍能不能消化，也不知如何去与实际结合，只是被奔腾的革命热情鼓舞着，渴望从书本上看到新的世界，找到她寻觅已久的真理。因此她也不知疲倦地读着。就这样，一今一古、一新一旧的两个青年人，每天晚上都各读各的直到深夜。自从大年初一卢嘉川给道静送来她从没读过的新书以后，她的思想认识就迅速地变化着；她的感受和情绪通过这些书籍也在迅速地变化着。多少年以后，她还清楚地记得卢嘉川给她阅读的第一本书名字叫《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在大年初一的深夜里，她躺在被窝里，忍住寒冷——煤球炉子早熄灭了，透风的墙壁刮进了凛冽的寒风。但她兴奋地读着、读着，读了一整夜，直到把这本小册子一气读完。

卢嘉川给她的仅仅是四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写成的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道静一个人藏在屋子里专心致志地读了五天。可是想不到这五天对于她的一生却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这里，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从这里，她明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原因，明白了她妈因为什么而死去。……于是，她常常感受的那种绝望的看不见光明的悲观情绪突然消逝了；于是，在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

书看完了，她盼望卢嘉川再来借书给她看，可是他没有来。她向白莉苹、许宁那里借到许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的书。有许多书她是看不懂的，像《反杜林论》、《哲学之贫困》，她看着简直莫名其妙。可是青年人热烈的求知欲望和好高骛远的劲头，管它懂不懂，她还是如饥如渴地读下去。当时余永泽还没回来，她一个人是寂寞的，因此她一天甚至读十五六个钟头。一边吃着饭一边也要读。钱少了，她每天只能买点棒子面蒸几个窝头吃。懒得弄菜，窝头不大好吃，可是因为捧着书本全神贯注在这上面，一个窝头不知不觉就吃完了。自从发明了这种“佐食法”，她对于书本一会儿也不愿离开。

“许宁，请你告诉我：形而上学和形式论理学是一个东西吗？”

“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应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

“苏联为什么还不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将是个什么样子呀？”

许宁常去找白莉苹，顺便也常看看她。每次见到他，道静都要提出许多似懂不懂的问题。弄得许宁常常摇头摆手地笑道：“啊呀，小姐！你快要变成大腹便便的书虫子了！人怎么能一下子消化掉这么多的东西呀？我这半瓶子醋，可回答不了你。”话是这样说，可是谈起理论，许宁还是一套套地向道静谈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道静深深为她新认识的朋友们感到骄傲和幸福。于是她那似乎黯淡下去的青春的生命复活了，她快活的心情，使她常常不自觉地哼着、唱着，好像有多少精力施展不出来似的成天忙碌着。这心情是余永泽所不能了解的，因此，他发生了怀疑，他陷在莫名其妙的嫉妒的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