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盘不再是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秦岭山脉的西端有一座大山，名字叫大黑岭，是先秦居民生活的地方。

传说中有一天，不知从何方爬来两只巨大的蜈蚣，霸占了大黑岭，它们残忍无比、吸血成性，昼伏夜出地袭击当地的居民和牲畜，打乱了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先秦居民们也曾奋起反抗，试图驱赶走这两只凶恶的蜈蚣，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始终不是蜈蚣的对手，反倒是白白丢掉了很多性命。

正当人们不知所措准备逃离大黑岭的时候，从秦岭山脉的主峰太白山飞来一对凤凰，这对凤凰本来只是路过这里，但是流离失所人们的哭声打动了它们，它们决定停下来帮助人们消灭这对蜈蚣。

凤凰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找到了蜈蚣，经过一场恶战，凤凰虽然啄断了蜈蚣的很多只脚，但是自己也伤痕累累，并且被蜈蚣施放的毒气熏坏了眼睛。首战不利，凤凰撤出了战斗，飞回了太白山。

凤凰并没有气馁，太白峰顶，它们衔来无数支香木，用天火点燃，然后双双跳入火中，这就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在极端的痛苦之中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和火眼金睛。

凤凰又飞回了大黑岭，重新挑战那一对蜈蚣。蜈蚣虽说仍然凶狠，但是面对浴火重生后的凤凰，只有招架之力没有反手之功，很快就被凤凰啄的遍体鳞伤，落荒而逃。

流离失所的先秦居民又回到了大黑岭，过上了平静安定的生活。为了纪念和感谢这对凤凰，人们把大黑岭改名叫凤凰岭。

几千年过去了，现在的凤凰岭山脚下，经过几十代人的建设，已经成了一座繁华的现代城市，公元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先秦居民的后裔，又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已不再是神话传说－－－－－－

第一章临危受命

任营岩从杨局长办公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北方九月的夜晚，清风习习，空气清爽，白天一场细雨，驱走了夏日的炎热，整座城市似乎一日间清净下来。

任营岩的心情却是平静不下来，明天就要走马上任了，可是刚才局长最后反复叮咛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到问题的棘手－－－－“小任啊，王书记的厂长职务虽然被组织部免了，可他还是厂党委书记，你进厂后，要多听他的意见，尤其是人事安排，要以王书记的意见为主，千万要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王书记姓王名忠，是宏文造纸厂第五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他是1989年上任的，上任前是厂劳资科科长，计划经济年代，这可是一个金饭碗，工人调个工种，干部挪个岗位，想把老婆调进厂的，想离厂去丈夫单位的，都得到劳资科进香磕头。王忠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职权，上上下下维系了一大批人，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位置上。可一坐上这个位置，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工厂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就亏损了600多万，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要不是工业局杨局长保他，这次连书记的官帽也得被摘了。当然了，厂子亏损也不能完全怪他，只能说他是官不逢时，赶上了工厂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跟不上这个大形势的工厂，个个都开始步履艰难了。尤其是造纸、纺织这两个传统行业，出现了全国性行业亏损。

任营岩原来也是宏文纸厂的员工，刚招进工厂时当了几个月的清洁工，后来进车间当工人，由于是老三届知青，多少有些文化底子，时不时也会被抽到机关做些临时性工作，所以对王忠多少会有些了解，知道两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无论是思想观念上还是工作做派上很难合拍。任营岩1985年电大毕业后调到了工业局，在新组建的企业管理科做干事，对宏文纸厂亏损的原因以及王忠该承担的责任了解的很清楚。

宏文纸厂是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是中国最早实行机械化造纸的厂家，在国内造纸界影响很大。它最早的老板，就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荣毅仁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人占领了荣氏家族所在地，荣氏家族把一批产业迁徙到内地，使内地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凤凰岭市成为了大西北的一个工业城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荣氏家族在凤凰岭市的纺织厂、造纸厂、面粉厂为国民革命军、人民解放军的穿、吃、用都提供过有力的支持，为此，凤凰岭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抗日战争时期，从1936年至1944年6月的8年多时间里，日机先后28次空袭凤凰岭市，出动飞机302架次，投弹1211枚，炸死466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481间。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也在这里打了一场大仗，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战役，王震、杨得志、周士第这些解放军名将，运筹帷幄、叱咤风云，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解放后不久，开明的荣氏家族就把这些企业交给了国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些企业向全国新成立的同类企业输送了大量技术和管理干部，同时也为这些新企业培训了大批技术工人，成为造纸行业的龙头，尤其是在大西北，别的不说，光是造纸厂的厂长，十有**都在宏文纸厂呆过，有的是宏文纸厂直接派去的干部，还有的是来参观学习过或者是曾经在宏文纸厂培训过的学员。宏文纸厂最红火的时候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两年，那是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纸张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就连那些残次品也成了宝贝，纸厂除了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外，自销部分的数量也是供不应求，客户是拿着现金提货还得排队，好在是当时工厂没有调价的权利，否则真是要“洛阳纸贵”了。纸厂的好日子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随着单轨制的计划经济向计划、市场经济双轨制的转变，这些老企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一是设备老化，很多早已折旧完的设备由于无钱更换，仍在维持使用，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纸厂有一台切纸机，竟然是1929年的德国货，原配件几乎全部更换完了，还在作为主要设备使用；二是产品老化，跟不上印刷行业的发展，当时的印刷行业船小好调头，纷纷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对纸张质量要求的很严，而国内的纸张很难和这些设备配套，一喂进去便卡机，要想生产适用于这些设备的纸张，就必须进口相应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动辄几千万美金，对于宏文纸厂这样的老企业，根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太重，一个三千多人的宏文纸厂，从哺乳室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应有尽有，都是要花钱的地方，五百多名退休人员，每月退休工资就得好几十万，有人开玩笑的说，国营企业的厂长，去一个小国家当总统，能力都绰绰有余了。再要说当时国企的弊端，那就是吃大锅饭了，“大锅饭”的说法，要追溯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年代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的理解既简单又片面，认为共产同吃就是**的生活方式，殊不知经典的**标准，最后一条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要大大的提高，于是乎，吃着生产队的大锅饭，没人再去操心田怎么种，肥怎么施，牲口怎么养了，结果是大锅饭吃了才一年，一场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大锅饭里变得清汤寡水，2000多万人饿死的不明不白，到了阴间还存疑**怎么就把自己饿死了呢？悲催的是活着的人明白的不敢明白去说，糊涂的人还在糊涂的做，反映在国企，就是职工仍然抱着大锅饭的饭碗，心安理得地混日子。大锅饭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仇富”发展到“杀富”，于是就演变成一次次社会动乱，再于是，便有人乘着动乱，完成自己的皇帝梦，更朝换代了一次有一次，可老百姓过的仍然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元朝时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总结的最经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惜的是百姓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支曲子，更不会去多想其中的深奥道理了－－－－－－。和所有的国企一样，宏文纸厂的大锅饭也养育了一批懒虫、精虫和蛀虫。3000多人的厂子，光机关大楼里就坐了500多人，其中以工代干的就300多人，还美其名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每到周三下午的干部政治学习，六楼的会议室里就人满为患，连过道里挤的都是来晚的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比比皆是，党委系统本来就有政工处，还要另设一个专案办公室，专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行政系统本来就有质量检验科，上级要求在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于是就又成立一个全质办，上级还表扬厂里重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党委的组织科管干部的调配培养，行政的劳资处管工人的调配和工资，说的好听点是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实是管理人员人不得尽其才，权不得尽其用，遇到疑难点的问题，互相推诿，出了问题又相互指责。其实这也怨不得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再说白一点，只要你工厂里不设那个机构，准有上级对口部门批评你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大帽子一扣，厂里的书记、厂长谁也顶不住。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一大批懒虫，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是不干，而是只能这样干。这种体制的最可怕之处，是造就了一批思想上的懒虫，他们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更不知道创造性工作的含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一个单位弄得死气沉沉。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精虫，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钻进卵子，成就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上拍马溜须，刻意奉承，对下官气十足，唯我独尊，对平级的同事，不但是排除异己，而且对只要威胁到自己升迁的人，都要使绊子，下圈套，极尽使坏之心，极尽打击之能。这些精虫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一旦权到手，便把坏事行，所谓大盗藏于朝就是这个道理。宏文纸厂不久前就出了一件怪事：由于厂子严重亏损，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市上要调整厂领导班子的说法便流行开来，就在这个时候，宏文纸厂的财务科被盗了，蹊跷的是，放现金的保险柜只有被撬的痕迹却未被撬开，而锁在文件柜中的账本却被丢的乱七八糟，经检查发现，厂子小金库的几册账本不翼而飞了，虽说是公安部门介入了调查，但由于钱财没有损失，也就不再去认真查究了。当时的国有企业，都会有一些计划外收入，也就是非正常生产经营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进入单位的正常财务账，企业普遍把这些收入用来支付特殊的费用，例如国家规定企业的招待费用不能超过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二，象宏文纸厂这样的企业，正常的年销售收入是一个亿，亏损后的年销售收入仅有6千万，算下来一年才有12万的招待费用，厂子天天都有接来送往的事，上级来人要接待，客户来了要接待，王忠又好那么一口，找个借口就要摆上一桌，这么点钱，哪里够用？于是小金库就派上用场了。再例如，职工的福利基金要由企业利润中提取，企业亏损了，哪来的利润，福利基金也就无处可取，没钱给职工搞点福利，哪个厂长耳根子都清净不了，尤其是逢年过节，不发点柴米油盐，职工的唾沫星子就把厂长淹死了，这时的小金库，就成了救命的稻草。小金库虽然有这么多的用途，可也是把双刃剑，由于它不像正常的财务收支受上级财务部门的监管，很多支出都是白条子进账，白条子出账，一切支出由厂长一个人说了算，这就埋下了变相贪污的隐患。宏文纸厂小金库的账本被盗了，不少职工私下里议论这是消迹灭证，王忠是想混过离任审计这一关。

王忠的运气倒是不差，工业局的老局长田骏原本是决定把他一竿子橹到底，书记厂长职务一起免，巧的是田骏要去市委组织部商量这件事的头天晚上突然脑淤血躺进了医院，工业局的工作就由副局长杨洪主持了。杨洪曾经是宏文纸厂第三任书记兼厂长，特殊时期任厂政治处主任时就和宣传干事王忠的关系不一般，杨洪手下有哼哈两将，王忠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现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赵竟仁。在杨洪的周旋下，王忠保住了党委书记的官帽。

第二章不速之客

任营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一进房门，就看见一位不速之客坐在客厅椅子上，说是不速之客，其实也是位熟人，他是宏文纸厂现任的副厂长，同时也是任营岩中学时的老同学周和。

当时一般家庭都有沙发了，可任营岩家的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原本是一间房，还是他调到局里后，厂总务科照顾他，在房中间垒了一堵单砖墙，隔成了卧室和客厅，这样的小客厅，任营岩嫌摆沙发挤，坚持使用折叠椅，有人来了就打开坐，人走了立马叠起来靠到墙边。老婆、儿子几次提出买沙发，他都置之不理，她们无可奈何，也只好由他去了。

看到任营岩进门，周和就站起来打招呼：“任厂长太辛苦了，这么晚才回家。”任营岩心里一顿，旋即说：“局里明天才宣布任命，现在还不是厂长，几十年的老同学了，怎么还来官场的那一套？”“既然还认我这个老同学，我也就直话直说了。”周和盯着任营岩的眼睛接着说，“厂里这次班子调整，把我的副厂长免了，你是啥态度？”“我能有啥态度，都是市委组织部和局党委定下的人选，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任营岩说的是实话，这次班子的调整，并未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心里也很别扭，留在任上的副厂长还好说，可免去职位的两个副厂长，肯定会认为是自己做的手脚，这一进厂，就无缘无故地树了两个对立面，每个对立面都是厂里的老员工，周围都有一批关系好的人，到时候不知要给自己的工作制造多少难题，设置多少障碍！

好在周和相信任营岩说的是实话，他俩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一块上中学，一块当知青，一块进纸厂，一块上电大，毕业后一个调到局里，一个回厂做了副厂长。周和知道任营岩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所以也没有多纠缠，而是直截了当的问任营岩：“有没有挽救的办法？”任营岩没有马上回答周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盒金丝猴烟，点着后深吸了一口，陷入沉思。

说实在的，任营岩并不怎么看好周和当副厂长，上中学时周和就是那种书呆子类型的人，除了自己的学习，对班上的任何事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进厂后不久就调到劳资科当劳资员，他精于计算，很符合这一岗位的条件要求，本职工作倒是做的条条有理，1984年电大毕业后，刚好赶上厂里调整领导班子，组织部要求班子里要进一位有大专学历的人，以体现班子的知识化、年轻化，当时厂里只有13名大专生，数他资历老，有机关工作经验，连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差事落到了自己头上。可他当了副厂长后，仍然是老习惯不改，他分管的是劳资处和总务科，都是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可他向来不管具体的事，职工找他办事，他都推脱到科长身上，科长找他请示问题，他习惯习惯性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着办吧”，时间一长，就落下了一个“周瞎子”的绰号，好在他本来就高度近视，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职工是说他眼睛不好呢。但是，看法归看法，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任营岩不会完全按着自己的看法去处理问题，他在局机关呆了6年，熟知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量才使用的，其中不乏平庸者，很多人用职工的说法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可话又说回来，只要这些不拉屎的手里不拿搅屎棍，还是可能派上用场的，就像周和，书生气十足，从不和上级领导作对，留在班子里，至少在关健时刻还能投自己一票；再说了，厂里还有几十名一起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大部分已经都有一官半职，稳住周和，就会得到这批人的人心，这对自己能否较快地打开工作局面，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看着任营岩在沉思，周和也不便插嘴，只是焦急地望着任营岩的脸，可是坐在旁边的妻子方敏却急了，“这事怎么办，你说个话呀！”方敏也是老三届知青，向来说话是快言快语，在纸厂生产科当计划员。“我们在谈工作，你插什么嘴！睡觉去吧。”任营岩厉声说到。方敏一听丈夫话音抬高了，悻悻地转身走进里屋。其实方敏也是一肚子气，丈夫明天回厂当厂长，竟然事先没有给自己漏一点风，要不是周和今晚来说到此事，自己还一直蒙在鼓里，方敏进卧室后一直和衣躺在**上生闷气。

任营岩很快就拿定了主意，“这样吧，明天杨局长宣布厂级领导任命前，我找他谈话，能把你留到班子里最好，如果不能留下，我会坚决要求他把你平调到其他厂任职，保全住你的面子。”任营岩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烟，又一字一句的对周和说，“如果我的努力凑效，把你留在了班子，你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切实负起责任，再就是要毫不迟疑地配合我的工作，不要让我为这次决定后悔！”周和听了这话，感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连忙一边用力地点点头，一边哽咽地说，“谢谢老同学－－－－－谢谢任厂长－－－－－－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一定不会！

第三章因祸得福

送走周和，任营岩刷完牙，简单地用冷水擦了把脸，走进卧室。方敏还没睡，听到任营岩进来，猛地从**上坐起，气冲冲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这不是瞒，是保密！”任营岩干脆地回答，“你在机关也混了这么多年了，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入党、提干、升工资，这三件事，没有铁板钉钉子砸的实打实，事先给谁也不能讲，这是组织原则！更何况人心隔肚皮，想坏人好事的人等得就是这种机会！你忘了79年调工资的事了？”听了这话，方敏口气缓了下来，那年就是因为方敏嘴不严，把厂里内定给她调一级工资的事透漏给同办公室的何小爱，没想到何小爱到劳资处大闹了一场，硬是把这级工资给她搅黄了。当年调工资有比例，不是所有人都普调，国家规定调资人数不能超过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劳资处按比例把名额下到各部门，由部门评比推荐，然后由厂调资领导小组统一平衡确定，调资纪律很严格，其中就有“泄密者取消调资资格”的规定。

“纸厂眼看着就要完蛋了，这么个烂摊子，你当是好弄啊？要当厂长，也该挑个好点的厂子呀。”方敏换了个话题，关心地说。

“说得轻巧，好差事能摊到我们头上呀？来到凤凰岭市二十年了，我们靠的什么？不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吗，我们既不是当官的后代，又不是领导的亲戚，人家为什么要给我们大鱼大肉吃，丢给我们的，只能是硬骨头！”任营岩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也正是啃着硬骨头，才成长起来了吗？！”说到这里，任营岩感到自己话语过于激昂，有些沉重，于是又笑着对方敏笑着说：“看来我一辈子是个苦命的人了，老爸当年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不就是说天下能让我啃的，就是这些坚硬的岩石了。”听到这话，方敏也会意地笑起来。

其实任营岩并不是没考虑过到纸厂当厂长的难度，从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王科长第一次找他谈话，征求他对纸厂的看法，他心里就明白这是组织对他的考察，从那天开始，他就考虑干还是不干这个问题了。仔细分析的结果，他认为自己当纸厂的厂长，还是有不少优势的，首先，自己在纸厂工作过十几年，对这个厂子的情况相当熟悉，无论是生产工艺、设备，还是厂子的人事情况都了如指掌，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内行，真是派自己去其他厂任职，光熟悉这些情况至少也得半年时间，现在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五、六十年代了，提倡的是四化干部，自己虽说离专业化干部还有距离，但要说粗懂还是可以的，更何况真要太专业了，也当不好厂长，因为一旦专业，就会狭隘，很难看到全局，很多专家当不好领导，就是这个道理。其次，自己有一大批学生在纸厂工作，不少人已经担任了车间班组长，成为基层的骨干，。这批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1977年至1982年在厂子弟中学当老师期间带过的学生，那时候文化革命刚结束，学校的教学秩序仍然很混乱，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学生佩服的不是课教得好的老师，而是能够出头为他们摆平矛盾，保护他们人身安全的老师，当时任营岩30岁左右，身强体壮，从不怕事，遇到学生之间打架或是校外人员到学校闹事，总是挺身而出，为学校和学生排忧解难，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另一部分是自己1982年至984年上电大期间，在厂教育科当副科长，教育科办了一所技工学校，学生主要是厂里的子弟，也有一些厂里关系户的子女。这时的任营岩已经是政治上比较成熟了，知道这所技工学校就是纸厂的黄埔军校，所以他虽然是不脱产上电大，学习压力非常大，仍然兼任了技校的校长，在学生的身上花了不少的气力，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这两部分学生后来陆续顶替父母上岗或分配到厂里工作后，经过几年实践和锻炼，陆陆续续地成长起来了。第三，宏文纸厂有几个已经离休的老领导，这几位老领导虽然都已离休，但是无论在厂里还是市上，都还有他们的市场，尤其是纸厂解放后的第一任书记兼厂长达昌奇，在位时说一不二，离休后仍是“老虎不吃人，威名在外”，就连市委组织部考虑纸厂每届厂长书记新人选，都要上门征求他的意见，而任营岩和达昌奇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这要追溯到1975年了，那时候任营岩还是厂里的一名最普同的工人，达昌奇还关在“牛棚”里被改造，厂里抽调任营岩到机关专案组，恰巧参与的就是达昌奇的案子，任营岩年轻气盛，颇有正义感，再加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被整的对象，所以对当时所谓的“牛鬼蛇神”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在内查外调的过程中，任营岩了解到达昌奇被罗列的三项罪名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第一项罪名是解放后抛弃了农村“大脚”老婆，和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联姻，长期与历史反革命的岳父划不清界线。任营岩认为，达昌奇解放前在师范学校教书时从事地下工作，而他现任妻子马华是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达昌奇担任宏文区区委书记，马华担任妇联主任，他们带头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实属情有可原，何况达昌奇的大脚老婆一直住在农村，二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达昌奇和马华错就错在未婚先孕，在群众中造成**影响，二人也为此付出代价，达昌奇被降职到宏文纸厂当书记兼厂长，马华也随他到纸厂当名普通干部。马华的父亲解放前担任过保长，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因为没有儿子，就一直和大女儿马华住在一起，这也就是达昌奇不能和历史反革命划清界限的原因。达昌奇的第二项罪名是隐瞒历史问题，实际情况是他自己曾经主动交代，说自己曾经听师范学校的老同事说过，解放前夕学校好像把学生老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自己从来没有办过什么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所以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希望组织能查一下。任营岩为此事专门到省档案馆查过敌伪档案，确实找到过一张名单，有好几百人。为了弄明白真相，任营岩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几十名名单上的人，他们也同样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在省监狱找到当时的学校国民党负责人，才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为了给**以后制造点麻烦，所以就制造了这么一张名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所以名单上的人，没有几个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达昌奇的第三项罪名是生活作风问题，说他和自己的小姨子马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说起来有点好笑，因为任营岩找当事人马艳谈话，马艳对此事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追问是哪个缺德的人造这么个谣言，任营岩还真不好说，因为他看遍了检举达昌奇的材料和达昌奇的交代材料，中间只有一句话和生活作风有关，那就是达昌奇的交待材料里有一句话“有次和马艳打打闹闹时手不小心碰在了她的ru房上”。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果找不到被运动人的政治经济问题，那就要在他的生活作风上做文章，因为这是两个人**上的事情，别人说你有，你总不能找个证人证明你没有，所以只要屎盆子扣在你头上，想洗都洗不清。特殊时期中，那些整人的人把这一套玩的是炉火纯青，不知道有多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样栽在了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上！

在专案组讨论达昌奇的案子时，任营岩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介绍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关于达昌奇的案子，我的观点是：第一，达昌奇和岳父生活在一起，是人之常情，并不能由此就说他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能不能划清界限，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吃不吃一锅饭的问题，再说了，达昌奇也曾为这个岳父背上了组织处分，组织已经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再拿出来重新处理，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第二，说达昌奇隐瞒历史问题，也有点牵强附会，如果说他刻意隐瞒，他为什么又给我们提供查案的线索呢？假如我们真给他定个隐瞒历史问题的罪名，不正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中了敌人的奸计吗？！第三，如果说一个男人无意中碰了一下女人的ru房就能够上纲上线到生活作风问题，恐怕我们在座的这些男人以后谁也不敢和女同志共事了，谁敢保证一起共事百分之百没有身体接触，到时候给你戴到这里，专案组的几个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只有专案组组长候乘道板着脸厉声喝道：“任营岩，你严肃一点好不好！这是在办案子，不是在议论****。”看到领导发火了，任营岩也感到自己说的有点过火，旋即闭住嘴不再说话。

可任营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二天就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候乘道正式通知他，由于他不是**员，不适合搞专案工作，又让他回车间劳动了。

古代大思想家老子有句名言，说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任营岩更没想到，自己竟会因祸得福，一时的仗义执言，却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坦荡的仕途之路：不久，全国人民就敲锣打鼓地庆祝“四人帮”被打倒了，特殊时期结束了，老干部平凡昭雪，达昌奇也重新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官位上，当他知道任营岩在特殊时期那样的背景下都敢为自己这样的“走资派”主持公道时，非常欣赏任营岩的品德和能力，一手解决了任营岩的入党、提干、上电大深造诸问题。说起入党，任营岩自己都有些汗颜，达昌奇指定厂党委副书记丁德胜和政治处处长陈玉明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从递入党申请书到举起拳头宣誓，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40天时间。

任营岩把自己的这些优势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给方敏，方敏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说：“事情已经定下了，干就干吧，不过你也得有思想准备，这个差事并不好干，有什么事情不要再瞒着我，好在我也是厂里的老人了，情况熟悉，有啥事也能给你参谋参谋。”没想到任营岩却说，“参谋就不用了，你也有个思想准备，我和杨局长说好了，过几天市经委会借调你，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天正在从几个厂子调人，你在工厂也窝了二十年了，也该换个环境了，再说收入也会多一点，不能两个人都窝在一个亏损厂子里。”听到丈夫关键时刻还能想到自己，方敏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任营岩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些，杨局长当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把我老婆方敏马上调离纸厂”，杨局长不解地问：“为什么？别人都希望两口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你为什么要分开呢？”任营岩回答说：“理由很简单，方敏是市政协兼职的常委，向别人提建议是政协人的工作习惯，方敏也免不了这一套，而政协人提的意见，往往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她成天在我耳边吹枕头风，会影响我对问题的判断。”杨局长认为任营岩说的有道理，也知道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习惯和能力的人，于是很爽快递答应了他的要求：“刚好经委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来局里借人，那就让方敏暂时先到那儿工作吧，以后有机会，再把她正式调到机关来。”“这样最好，那我就多谢局长了！”任营岩感激地说。其实方敏能当上市政协常委，也是任营岩抓住了一次机会：方敏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方立本解放前就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解放后他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率领全家来到凤凰岭市所在的省，在省会的一所大学任教。方立本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当方敏的爷爷、叔叔和姑姑们决定去台湾的时候，方立本坚决选择留在了大陆，他说：“我好不容易盼来了**，看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怎么能跟着老蒋去逃往孤岛呢？！”解放后，他时时处处跟党走，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优越生活，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西北，支援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可是1957年，他的命运急转直下：那年年初，国家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市人委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临行前太太段汝心告诫他，“老头子，到了市上，说话要注意点，不要乱说学校的事。”方立本不以为然：“你这是妇人见识，组织上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信任，有话此时不说，还待何时？”座谈会上，方立本是竹筒倒豆子——没有一点保留地畅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一番“外行领导内行经常误事”的言论，引起很多参加会议专家、学者的共鸣。第二天的晚报头版头条报到了这次座谈会，自然了，方立本的一番言论，也就被大段大段的引用了。看到晚报对自己言论的肯定，方立本心里很舒坦，觉得国家和政府还真是重视知识分子，殊不知这些言论，给自己埋下了大大的祸根，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扣了下来，虽然他据理力争，还是免不了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厄运开始后，方立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大儿子方斯坦高考时曾经成绩名列全市第二名，竟然也没有那个大学敢录取！由于有亲属在台湾，方立本和他的儿女一直都是被内控人员，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立本家的厄运才告结束，尤其是国家加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了解到方立本在台湾的一些亲戚成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商界的要员后，又一次想重用他，可惜的是此时的方立本已经是年老体弱，卧病在**，再加上心有余悸，不能也不愿再操心政事了。任营岩不同，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既然方家曾经为这些海外关系吃尽了苦头，为何不抓住这苦尽甜来的时机，转祸为福呢？于是他找到市委统战部，为方敏参政展开游说，统战部的想法和任营岩不谋而合，不久，就增添方敏为市政协委员，很快又提升为兼职的常委。方敏倒是挺适合这份工作，她天生一张利嘴，说话一套一套，从不打绊子，还给她们政协的议政工作总结了一句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争取不白说。

第四章言之有理

第二天一大早，任营岩就赶到局里，他本来是和杨局长说好在厂里会合的，因为有周和这档事，他必须在任命宣布前和局长谈妥，所以局长还没来，他已经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前了。

7点50分，杨局长准时来到办公室，看到任营岩站在门口，很是吃惊：“不是说好在厂里汇合吗？出什么事了？”杨局长心里很忐忑，因为和任营岩谈任命问题时，任营岩曾经再三推脱，说自己不能胜任，直到自己最后使出了杀手锏，“这是组织决定，你是**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才把事情定了下来。“别是他又要推脱吧，已经通知厂里今天宣布班子任命了，再横生枝节，怎么收场！”杨洪心中暗暗担心。“进办公室我再给你汇报，站这说不方便。”任营岩一边说，一边接过杨洪手里的提包，笑着又说：“局长大人还是先开门吧－－－－”听到任营岩玩笑口吻，杨洪才放下心来。

“说吧，什么事情，让你一大早就赶过来？”关上办公室的门后，杨洪茶都没泡，直截了当的问道。

看到局长问的急，任营岩也严肃下来，“周和的事－－－－－”话没说完，杨洪就明白了，他打断了任营岩的话，“他找你来说情了？”

“说情谈不上，局长您应该知道，这个节骨眼上，我只考虑怎么搞工作，人情世故的事我没有兴趣！”看到局长脸上有些疑惑的神色，任营岩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只是来向你汇报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局长您的理解和支持。”

“那你就快点说，我们还要马上赶到厂里呢。”杨洪催促道。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任营岩本来也就不准备兜圈子，一语中的地说，“周和的副厂长职务这次不能免。”

“为什么？”杨洪不解的问，“你不是不给他说情的吗？”

“这不是说情，是工作的需要。”任营岩斩钉截铁地说。

“说说你的想法。”杨洪感兴趣地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我不能一进厂就给自己树一个敌人，”任营岩刚说了一句话，杨洪就插话：“有道理。那第二呢？”

“第二，免不免他，应该是我任上的事，他好好跟我干，我留他，他要是还是现在的样子，不思进取，厂级副职，我第一个就是撤他的职！不是免，而是撤，这样才有威慑力，才能让其他副职感到压力，努力做事。纸厂这些领导，厂子都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了，他们也不急，必须得给他们一些压力才行！”任营岩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话音越说越高。

“很有道理！”杨洪也加重了语气，并且跟第一个“有道理”相比又加了一个“很”字。“另外还有一点，”杨洪补充说，“这样一来，也能提高你在职工中的威望，有利于开展工作。”

“谢谢局长的理解和支持！”任营岩发自内心地对杨洪说。

“你先不要谢我，免周和是市委组织部定的，要保留他的职务，还得组织部同意才行。”杨洪说着，拿起了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市委组织部张部长，汇报了这一想法。张部长也是快人快语，听了杨洪的汇报，马上就表态说：“人是你们工业局用的，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放下电话，杨洪语重心长地对任营岩说：“你看到了吧，市委市政府对你很关心，也很支持，我也是你的后盾，你千万不要辜负了领导们对你的期望。”任营岩是个很不喜欢曲意奉承的人，听了局长这句话，反倒是无言以对了，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局政工科的秦科长敲门进来，提醒杨局长该出发去宏文纸厂了。要上车时，杨洪拉着任营岩坐上了局驾皇冠车，局政工科秦科长和局办公室主任马忠他们挤进一辆老式bj吉普，马忠上车前还开了任营岩一句玩笑，“任厂长，啥时纸厂赚钱了。记得送我们一辆皇冠啊。”任营岩也笑着回答：“那是一定的，不过有个条件，如果我干不下去了，局办公室也得给我留把椅子，我好给你马主任提水沏茶拧毛巾呀。”

车快要到纸厂时，杨洪又想起一件事，他叮嘱任营岩说：“周和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40岁出头的人了，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关键时刻，他不一定能和你站在一起，你一定要盯紧他，不要让他辜负了你。”“谢谢局长提醒，其实我也有同感，明哲保身的人大都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不会以事业为重，现在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杨洪和任营岩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证明了周和在关键时刻背离了任营岩，为了个人私利，最终锒铛入狱，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第五章走马上任

杨洪一行的车还没到厂门口，就看见王忠率领着厂里的领导们站在路边等候了。杨洪见状嘟囔了一句：“这个老王，就喜欢接来送往玩虚的。”

下车寒暄过后，杨洪让王忠直接把他们一行带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厂办公大楼的六楼大会议室。

宏文纸厂有六个会议室，一个是职工大礼堂，能容纳二千多人，是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用的，平时也用作职工食堂，摆的条形桌椅，开会时把桌子移到墙边，中间坐人。这个礼堂建厂时就有了，就是单用作职工食堂，解放后会多，利用率就更高了，尤其是过年过节厂里文艺汇演时，不光台上台下，就连窗户外面也会挤满人。第二个是党委会议时，主要是每周三下午机关党员政治学习使用，也能容纳百十来人，摆的是条形长椅，每条椅子的后面有一块条形木板，支起来就可以当桌子使用，方便党员们学习时做笔记。第三个是行政会议室，是厂级行政领导和中层领导开会用的，沿墙三面摆的长沙发，另一面正中摆一个单人大沙发，是主持会议领导的专座。第四、第五个会议室分别是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小会议室，面积虽不大，仅有二十六、七个平方，但布置的比较精致，沙发是真皮的，茶几是钢化玻璃的，房角还摆着几盆盆景，这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很奢华了。最后一个就是大会议室了，这个会议室能容纳二百多人，摆的也是类似党委会议室的条形桌椅，主要用于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厂里召开班组长以上领导会议。人们都说国营企业弊端多，拥有这么多的大小会议室就可见一斑了。

杨洪一行走进大会议室时，里边的人已经坐满了，听说是局里要来宣布新厂长，就连平时最不爱开会的班组长们，除了正在上班忙碌离不开岗位的，全部都到齐了。厂领导们经常抱怨工人们不关心厂里的事情，只知道说怪话、发牢骚，其实不然，工人们说怪话、发牢骚那是因为他们对有些领导失望了，说怪话、发牢骚正是他们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他们对厂子的关心。只要上级领导或厂里领导对厂里的工作、生产来真格的，工人们绝对也会来真格的，像这次调整厂级领导班子，没有那个工人会说与自己无关！

会场主席台上并排摆了三张条形桌，上面铺着红色的毛毯，这些毛毯是用纸机上用过的毛布染成的，这恐怕也是纸厂的一大特**——纸张就是在毛布上成型的，而毛布是用羊毛织成，用过的毛布扔掉太可惜，染上颜色做地毯、挂毯，比在商店买的质地要好多了，很多职工还把它买回去做呢子大衣，穿在身上又暖和有神气，麻将桌上能铺一张纸厂的毛布，那在当时的凤凰岭市还算一种时尚呢。当然了，处理像毛布这一类的废品，也是纸厂一笔不小的营业外收入呢，至于其中有多少进了小金库还是私人腰包，只有少数几个知**心里明白。

会场两边的墙上各挂着一幅条幅，一幅是“热烈欢迎市、局领导检查指导工作！”另一幅是“坚决拥护市委、局党组调整我厂领导班子的英明决定！”这两幅条幅是王忠亲自拟定后指示厂党委宣传科挂上的。王忠虽说是要被免去厂长职务，但是在杨洪的努力下保住了党委书记的职位，从内心里讲，他还是认为杨局长的决定是“英明”的。

杨洪走到主席台上后，请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的王科长坐在中间的位子上，自己则坐在王科长身边，又指示王忠和任营岩分别坐在他和王科长两边，局政工科秦科长和办公室马主任坐在了两头。

看到任营岩坐在了主席台上，而且还是局长的身边，会场上不少人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客观地讲，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党组织的保密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一般的党员都懂得，“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绝不知道”，不像网络世界的今天，就连国家主席的人选，人大代表还没投票，就被网络炒的纷纷攘攘了。再说了，纸厂的人都认识任营岩，知道他调到局里后，只是一个副科长，真的由他来当厂长，那可是连升三级了！更何况在宏文纸厂的历史上，由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来主持工作，那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虽然知道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自然也有不服气的，主要是现任的一名主持生产工作的副厂长黄智和总工程师兼副厂长莫怀诚，他俩认为，自己是造纸专业毕业的老中专生，从毕业起就在纸厂工作，凭什么就不如你一个电大毕业生，何况还不是学的造纸专业，尤其是莫怀诚，从局政工科秦科长和他谈话，通知他要免去他副厂长职务、保留总工职务时起，就怨气十足并认为是任营岩搞了他的鬼。

“同志们请安静一下，现在我们开会，”杨洪从座位上站起来，抬起双手又往下按了按，吵杂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杨洪身上。“今天我和市委组织部王科长来到厂里，是要向大家宣布市委组织部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杨洪略微停顿，环顾了一下全场，看到所有人都在注意听他讲话，然后抬高声调接着说：“这就是调整宏文纸厂厂级行政领导班子！调整班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加强纸厂领导班子的力量，强化纸厂的扭亏增盈工作！下面由市委组织部王科长宣布组织部的决定，大家欢迎。”在一片掌声中，王科长站起来面色严肃地宣读道：“关于调整宏文纸厂厂级行政领导班子的决定——市委（组）字1991年第22号文——根据市工业局党组建议，为要加强宏文纸厂领导班子的力量，强化宏文纸厂的扭亏增盈工作，现对宏文纸厂厂级行政领导班子作如下调整：1、任命任营岩同志为宏文纸厂厂长、企业法人代表，主持宏文纸厂行政工作；2、任命黄智、李健、周和同志为宏文纸厂副厂长；3、任命莫怀诚同志为宏文纸厂总工程师；4、免去王忠同志宏文纸厂厂长职务；5、免去莫怀诚同志宏文纸厂副厂长职务。市委、市政府要求宏文纸厂全体员工在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带领下，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一举扭转亏损局面，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1991年9月4日。”

新班子中除任营岩外，李健也是新提拔起来的，他比任营岩大两岁，原来是厂销售科科长，提拔他做副厂长，主要考虑是为了加强厂里的营销工作。

周和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只是他不知道，“决定”中本来是有第六条的，那就是“免去周和宏文纸厂副厂长职务。”不过被王科长用钢笔划掉了，又在第二条中添上了他的名字。

王科长宣读完毕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片发自内心的掌声，因为不仅仅是在座的绝大部分人，整个纸厂的广大员工，对纸厂目前的亏损状况，早已经是很不满意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几乎是厂里所有人的共识。

杨洪这时不失时机的站起来说：“同志们刚才的掌声，说明了大家对市委这次调整班子决定的拥护，也表明了大家对新一届班子的信任和期望，局党组希望、同时也是要求新班子不要辜负了纸厂员工对你们的信任和期望，带领全厂职工，搞好厂子的生产经营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亏损局面，让宏文纸厂这个老企业再度焕发青春，就像王科长刚才在‘决定’中要求的那样，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杨洪的话，很有鼓动性，全场再次响起了掌声。

掌声落下后，杨洪接着说：“对新班子，我也提三点要求；第一，你们是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的难度也很大，局党组要求你们要像诸葛亮一样，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地抓好扭亏增盈工作，过去有句老话，叫‘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现在，纸厂的三千多职工都在看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带好这个头，要全心全意、一心一意抓扭亏，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两意！大家说，我这个要求对不对呀？”杨洪不愧是从基层干上去的领导干部，非常掌握群众的心理，这一句问话，下面听众就和他互动起来，纷纷答道“对，对呀！”群情顿时昂扬起来。“既然大家都说对，那就要看你们这几个厂领导了，等我说完了，你们也要给大家表表态。下面说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搞好团结。一是要团结全厂职工，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二是要搞好班子内部的团结，你们这个班子里的同志，包括任厂长在内，都是纸厂的老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立场不同，派别不一，位置区别，难免会结下一些梁子，种下一些矛盾，这些都是客观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说到这里，杨洪加重了语气，“但是，目前纸厂的严峻形势，容不得你们翻老账，争是非！有句话说得好，叫相见一笑泯恩仇，你们必须把这些恩恩怨怨抛到脑后，同心同德抓扭亏，齐心协力搞工作，厂子只要实现扭亏增盈，我重奖你们，但是丑话也说在前面，谁要是再叼着过去的屎撅打秋千，我杨洪绝对对他不客气，要让他从这个秋千上掉下啦，屁股摔成八瓣！”

听着局长的粗话，会场上很多人发出会意的笑声。杨洪说的这些，确实也都是事实，自中国解放到特殊时期结束，宏文纸厂也和全国所有的单位一样，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社教运动、特殊时期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今天整人，明天被整，尤其是特殊时期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整人的行列，同时也成为被整的对象，现在有人说自己当时多么清醒，那都是昧着天地良心说屁话，毕竟当年只出了一个张志新－－－－。

杨洪摆了摆手止住会场的笑声后，接着说：“下面我讲有关团结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搞好党政之间的团结，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多说两句，中国的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这几年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从党委负责制发展到厂长负责制，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厂长负责制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厂长也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具体地讲，厂长在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上，要充分征求厂党委的意见，尤其是在干部的任用上，要尊重党委的意见，干部是党的财富，**历来实行的是党管干部，现在也不能例外！”听到这里，任营岩心里有些沉重，局长把在办公室里说给自己的话，又讲到了大会上，这不是明摆着将自己的军吗，看来怎么和王忠相处共事，真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不光是任营岩，会场上不少人也听出了杨洪的话外之音，开始交头接耳起来，尤其是知道杨王关系的人，都头疼起这个党政团结的话题。

看到会场出现了骚动，杨洪马上转换了话题，“当然了，作为厂党委，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厂长的工作，要充分尊重厂长的决策权利，说到这里，我要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任营岩厂长的情况，任厂长也是纸厂出身，他原来在纸厂多年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下他调到局里工作后的情况，任厂长调到局里后，一直在局企业管理科工作，在企管科工作期间，他非常注意学习和研究企业管理的知识和理论，也曾经在市党校系统学习了企业管理专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注意研究局属各厂的管理经验和教训，把他总结出的管理经验用来指导企业的工作。”杨洪说的都是事实，任营岩自调到局里后，的确是下功夫钻研企业管理工作，局下属几十个企业的厂长，都是他研究的对象：那位厂长那件事情处理得好，他能总结出几条经验；那位厂长那件事情没处理好，他也要总结出几条教训，几年下来，光是写这种心得体会，他就用了六本笔记本。那个年代的工业局，可以说是一个厂长的摇篮，局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来自下属工厂，有着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但是来局里工作之前，这种经验只是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经验，到局里后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工业局，要全面参与和指导企业的几乎所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的调进调出，没有局里同意，都不能办理，所以局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学会从宏观上看问题，要有全局的眼光，要知道企业各方面的知识，这无形中就培养了工作人员当厂长的素质，假如哪个人有心向厂长的方向努力，用“水到渠成”这个成语来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而任营岩就是这样一个有心的人。

“这次市委和局党组委派任营岩同志担任你们厂的厂长，就是考虑到他即熟悉厂里的情况，又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我们相信并且要求任营岩同志能够带领纸厂的全体员工，打一场扭亏增盈的翻身仗，同时也要求宏文纸厂的全体员工，支持任厂长的工作，大家能够做到吗？”杨洪的这一番话，又把会场上的气氛调动起来，掌声再一次响了起来，掌声中还夹杂着不少人“能做到”的回答。“大家的掌声，说明对这次班子调整的拥护，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这我就放心了。下面我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免去王忠同志的厂长职务。”一听杨洪谈这个问题，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因为这是个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就连王忠本人，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万一局长不给他面子，这个台就真不好下了。“纸厂出现严重的亏损，作为厂长，是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可是客观地讲，中国的造纸行业这两年出现的是行业性的亏损，这中间一定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而不完全是几个厂长的事，之所以要免去王忠同志的厂长职务，是因为一人身兼书记厂长两职，就不能把精力全部放在生产经营上－－－－”听到这里，王忠的心放了下来，可会场上大部分人对杨洪的解释是不满意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本帐。杨洪何尝不知道王忠不称职，只是对他这个官场老手来说，他也只能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办事。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无论是儒家的唯德是选，还是法家的唯才是举，实际上都是文人的理想标准，真正实行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人划线，以派花圈，做的更甚的，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其实这也不奇怪，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既然是家天下，不是我家的人，为什么要让你吃我家的饭呢？中国解放后，**也多次力图铲除这种弊端，从开始的德才兼备，到改革开放提出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标准，无一不是为了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遗憾的是，老祖宗留下的弊端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小派别、小圈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导致任人唯亲的现象仍然是普遍存在，成为官场上用人的潜规则。杨洪和王忠的关系也不例外，凤凰岭市工业圈里传着一个真实的笑话：杨洪当副局长时，有次几个厂长书记去给他拜年，王忠在酒桌上喝高了，拍着胸脯慷慨激昂地炫耀说，“想当年，局长当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小爬虫了！”一边说，还一边扭着屁股学着虫子蠕动的样子，惹得满桌人哄堂大笑。正是有着这种关系，杨洪才会不遗余力地保王忠，替他开脱亏损的责任。当然了，杨洪也有他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他也是刚刚升任正局长，需要各厂的书记厂长们听他的指挥，拥护他的工作，他保王忠，就是要告诉下属工厂的书记厂长们，只要你们忠心耿耿地跟着我杨洪干，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看到会场上的不少人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杨洪也是适可而止，马上把话题转移到了任营岩的身上：“我的话就到此为止，下面请任厂长发表就职演说，大家鼓掌。”掌声中，任营岩缓缓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他对下面摆了摆手说：“请大家不要鼓掌，你们鼓掌，我心里更不安定。”望着下面一张张对这句话充满不解显得惊愕的面孔，任营岩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原来就是纸厂的员工，现在又成了你们中的一员，看着自己的厂子变成目前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第二，纸厂严重亏损，作为主管企业的工业局，我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我作为局企业管理科的副科长，没能指导好企业的工作，我应该诚恳地向大家作检讨；第三，你们要为我鼓掌，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我们厂子实现了扭亏增盈，再为我鼓掌吧，那时我才能欣然接受。”任营岩说出的这一番话，顿时让会场变得安静下来，大家都用期望的眼神望着他。“我心里很清楚，到纸厂做厂长，不是来当官的，而是来受苦的，受煎熬的，但是有句古诗说得好，叫‘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我就是准备用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和大家一起工作，不仅仅是要扭亏增盈，还要使纸厂这个老企业焕发青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工业企业！”会场再一次响起了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