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大家一篇文章，凑一凑字数，不过仍推荐大家观看。

这个故事大概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偶尔在收音机中听到的，当时感动的一塌糊涂，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反正当时听完差点掉了眼泪，当然其中也有电台女播音员语调的渲染有关。这几天上网不知道怎么搜的就搜到了这篇文章，推荐给大家看看。

舞蹈的灵魂随风远去

我在青春萌芽之际，与一只宛若红狐化成的少女翩翩共舞后，就与她成了纯洁的朋友，她跟我讲狐狸的故事，讲狐狸最后的舞蹈，最后，她也在一个春天的日子永远离开了我，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有彩虹升起的地方寻找她……

我16岁时踏进了大学校门。因为我血液里的活跃因素太多，不久我就被一群大哥大姐推选为中文系学生会文娱干事。在组织的一切文体活动中，最让我忙乎的是每周六晚的例行舞会，逢年过节更需要连续作战，弄的我只差脚丫子朝天了。即使舞会已经开始，我也仍是最忙的一个：调控灯光简音响，选曲换磁带、买饮料……好在我从来就没学会过跳舞，舞瘾也不大，倒也毫无怨言。稍有空闲时，我就傻呵呵的一个人坐在录音机旁一边喝汽水，一边有心无心地欣赏着满场成双成对的师兄师姐走着风行校园的狐步转着圈儿。

不久，我的眼睛就像月亮围绕着地球一样，围着一个叫胡丽的女孩子打转了。因为先她的名字的谐音就是狐狸，且在所有的女生中，她的狐步舞确实跳的最美。她个子不高，穿着一条齐踝的红裙，腰肢柔细，在她踩着4/4音乐节拍快的滑行、折身、后退和旋转时，总像红狐化成的少女一样显得飘逸、活泼，经带束住的长更如红狐小跑时飞扬的尾巴。可是音乐一歇，她又神齐般的恢复了柔顺文静的模样，坐在靠墙的排椅上，慢慢啜吸着一罐男生献上的饮料。音乐又起时，她又成男生们争相邀舞的对象。

她周围的男孩子太多了，我甚至找不到机会和她认识。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当七彩球在系会议厅几自旋转时，我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悄悄地看她，看她浪漫而优美的舞姿，看她的安详面容之中某种含蓄的**和神秘。她几乎与舞会里的所有男生都共过舞,可是又好像与任何一个男生都没有特殊的交往，她不经意间将自己罩在一个冷美人的光环里。可是，喜欢捉弄人的命运偏偏让胡丽与我走到了一块。

舞曲的一次间隙，她第一次拒绝了男生的殷勤，固执的自己跑到我身边来买饮料。当我把饮料递到她手里时，她看着我轻声细语地说“下只曲子，你陪我跳，好不好？”我一下子目瞪口呆，受宠若惊。我脸红的推辞说：“我不会跳。”

她说：“没关系，我带你。”

我说“你像Fox一样，我怕我会踩伤你的。”

她开心的出银铃般的笑声，说：“我叫胡丽，怎么是狐狸呢？你真是一个可爱的LitteBoy(小男孩)。”

那个秋天地夜晚。她带着我跳了不止一支曲子。我笨掘地不止一次踩到了她地脚尖。有一次真怕踩痛了她。以至她失声叫了一下“哎吆”散场后。我像小骑一样送她回宿舍。一路上。她像个姐姐一样对我说话。她说。除了我之外。她不喜欢别人叫她狐狸。可她挺喜欢狐狸。她还跟我讲述了一个颇有深意地日本民间传说：狐狸在春天出嫁。所有地人都不能去打扰。否则会倒霉地。有一个小男孩擅自进入森林。打扰了狐狸地婚礼。等他从森林回到家里时。他母亲把他赶了出来。母亲说。狐狸来过了。让你去找它。小男孩问母亲。狐狸地家在哪儿。母亲说。狐狸住在彩虹升起地地方。于是。那小男孩就去了彩虹升起地地方……她讲到这儿就嘎然而止。因为已到了她地宿舍楼下。我问小男孩后来找到狐狸没有。她笑着说：“小男孩。你好好找吧。”转身就咻地跑进了楼里。我哑然失笑。原来她在拿我开心。我往回走时。一轮欲语还休地月光跟着我走了好远。

我本以为。这晚过去。我只是她一个点头之交地朋友。蹩脚地舞伴。更何况在她眼里。我是一个小她3岁矮一级地“小男孩”。第二天地三四节课是文学概论。上大课。我们大一和大二地学生挤在同一间阶梯教室里。我去得有些晚了。到地时候已找不到坐位。

正当我左右张望时。听到了胡丽地声音：“喂。小男孩。到这儿来！”第七排正中。她诡秘地冲我招手。微笑。她地右边有一个唯一地空位。喧嚷地教室安静了下来。所有人地目光似乎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地心“扑扑”乱跳。窘地恨不能扭头就跑。也就是犹豫了几秒中。她地声音又传了过来：“来呀。我给你占好位置了！”教室里静地出奇。她地声音也似乎大地出奇。我一咬牙。在潜意识中浮现出地自豪地鼓舞下。穿越所有人地注视。我大大咧咧地走向她地身旁。说了声“谢谢”。一**坐了下来。我们没再说别地话。我做出专心听讲地样子。可这一节课我什麽也没听进去。

下课以后。好像顺理成章。我和胡丽一同去学生食堂吃午饭。然后又送她回宿舍。不过。我回到自己宿舍时。屋里舍友们嘎然而止地谈话。使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地不详之感。我甚至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人小心大。被狐狸精钩住了魂魄。我对此毫不在乎。就像但丁所说。走自己地路。让人家说去吧！

日子如水流得很快。我地日程表已经和两周前不一样了。早晨6点半。我和胡丽准时在未名湖边地桥头碰面。然后绕着操场跑两千米；中午下课。我会在约好地食堂门口等她一同午餐；晚饭后坐在同一个教室同一排挨着地座位上上晚自习；舞会上。我布置完会场地唯一工作是作她地舞伴。她教我学会了跳狐步舞。并将我变地成了连走路都如狐狸小跑地舞迷。

秋去冬来。天气渐渐转冷了。胡丽脚部竟莫名其妙地经常疼痛得厉害。她不能再坚持晨跑而且最让她伤心地是。她再也不能与我去跳热烈。活泼地狐步舞了。校医院地诊断是关节炎。我笑她成了一只瘸脚地狐狸。她依然保持那平和地微笑。我执着地相信：她地病会好起来。

不久，为了抵挡舞会彩灯和乐曲的诱惑，我辞去文娱干事的工作，每晚陪她上自习，熬图书馆，周末送她回家。她住在北京和平门东大街的一栋高楼层里。我每次目送她走进电梯间，和她最后挥挥手，然后盯着红色的指示灯在“8”字上略做停顿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转眼就是寒假了，系里组织我们大一的学生去外地采风。我兴致勃勃的准备行囊，出时胡丽也来送行。她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乱成一锅粥。我跑里跑外忙这忙那，每次路过她身边都冲她作个鬼脸，她就瞪大眼睛对我温柔地微笑。好容易大家都上了我们去火车站的客车，我正想找她，向她挥挥帽子潇洒的说“再见”，却被躲在背后的她一把从车门拽下来。她紧拉着我的手，含着无限依恋地脉脉看着我眼睛，足足有十秒钟，然后塞给我一个信封，叮嘱我：写信！

客车顺着干道往南门开，我扭过头去看那一抹逐渐远去的情景，心里突然有种想跳下车去的冲动，我不知道那其实是种生命的预感。信封里是100元钱和10张邮票。握着那个信封，我突然想到，除了跳舞，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手拉手。

我们采风的地方是去南方。同学们分成5个采风小组，深入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村寨里去收集故事和各种风土人情。我们夜宿在西双版纳的竹楼里，白天吃在傣族阿姐的水井边。有一次当我们穿过一个流着清泉水的小溪边的森林时，我看见一只红色的狐狸。我远远地追过去想看一看它，它在一块草地上停留了一下，回头张望了我一眼，然后不慌不忙地小跑起来，红色的尾巴摇摆着如一簇火焰。我想到了胡丽给我讲的那个日本故事，我想还是不要打扰它的好。

回去后，我将这件事写进了给胡丽的最后一封信里。我说我见到了你真正的一个小兄弟，它好像是在忙着为自己找对象，因为春天已经来了。我们直到邻近开学才回到北京。

第二天，我早早地去学校报到，想见到我最希望见到的朋友胡丽。可是，我听到的却是一个最不幸的消息：胡丽因病被截去了双脚，而且办了休学！我差点昏倒在地，被同学一把挟住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什麽，不可能，关节炎需要截肢？我母亲已是20多年的关节炎，也只是阴寒天气注意保暖而已，更何况一个月前她送我的时候还是行走自如，亭亭玉立！

什麽都顾不得了，我疯似地跑出校园挤上公共汽车，一路上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见到她！她一定还长着那样善跳狐步舞的修长的双腿……电梯留在8层的位置，我走到她家门口，那个号码早已烂熟与心，我鼓足勇气去按门铃。

开门的是她，一身白色的睡衣紧裹着瘦弱的身体，苍白的面暇上那葡萄一般晶亮的眼睛仍带着笑意。“我知道你该来了。”她轻轻，柔柔的说。她坐着，坐在一轮椅里，下肢空空荡荡的两只裤管。我动也不能动了，觉得全身力气都被那双空空荡荡的裤管抽干了。眼泪不停地留下来，我怎麽也控制不住。“喂，小男孩，你再不进来，我们家就要成冰窟了。”她还是微笑着平静地对我说。这时，她的背后有两个身影闯进我模糊的视线，那是她的母亲。我是被她的父亲拥着机械地走进她那间小屋的。那间小屋并不大，只有8平方米，床头、写字台上，书柜里和地毯上到处是她的书，窗口吊着一盆兰花，窗台上是一张大幅的彩色照片，年仅7、8岁的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芭蕾短裙做着一只小天鹅的动作。那是多麽漂亮的一双腿啊！她跟我讲过，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邓肯那样的舞蹈演员。

“讲讲西双版纳那只红色fox的故事，好不好？”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对面。我一下子又想起我们初相识的那一晚。“Fox”

我说：“西双版纳的那只红色的Fox，我只与它有一面之缘，我不知道它有更多的故事。”

她突然仰着头看着我说：“你见过狐狸跳舞吗？”

我有点惊讶地问：“你见过？”

“是的，不过我是从一个关于狐狸的故事片中看到的。那时，我看到狐狸在雨后天请晴出现的彩虹下的一片空草地上跳舞。其中一只狐狸总是跳得最投入、最疯狂。”

我问为什麽。她笑了，笑的很灿烂：“因为这是它最后的舞蹈，它就要孤独去寻找它出生的山丘去永远睡觉了。”

我觉得有点脊背凉，我追问：“到底是什麽病？”

“这不重要了，我以后还可以装上假肢跳舞，是不是？”她平静地笑着，就好像她从来没有愁过。

我被她的平静感染着，心里是一阵阵镇痛的放松。我在她的微笑中侃侃而谈，谈采风中生的许多故事，只是不再谈到狐狸，我小心地绕过这个话题，就像那已是一个语言的雷区……

那天刚好是2月14日，要送玫瑰花给情侣。我想都没有想到要送玫瑰花给胡丽，因为我觉得与她不是世俗意义的情人。

在后来的40多天里，每天放学我都要到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晚上8点半准时离开，去赶9点半末班车回学校。在她的小屋我目睹着她从依靠小药片止痛直到注射针剂来维持。但他的微笑和平静却从来都没有失去，就像她的灵魂在跳舞一样……

4月份的时候，我参加第一届高校辩论会，每天忙于在学校、电视台的辩论会场和她家来回奔走，那时我有大量的辩论稿都是在她手中诞生的。

4月18日下午，辩论会决赛进行到一半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会场，在带队老师的耳边说了几句什麽。老师的神情一下子由欢乐变得忧愁起来，但并没有表示出太大的惊异，只是不经意的向我这边瞟了一眼。我心里忽得一沉，我意识到与我有关的什麽事生了。

赶到人民医院急救室的时候，胡丽的爸爸妈妈、系里的老师还有一些同学都等在抢救室外，大家面色沉痛，谁也不说话。胡丽的妈妈靠在她父亲的肩上，不停地用手绢擦眼泪，她父亲握着妻子的手，双眼像钉在紧紧关闭着的门上，我走过去，还来不及问什麽，抢救室的门“哗”地打开了。所有的人都同时站了起来，急救医生走到她父母面前，无奈地摇摇头说：“再去看一眼吧！”

她妈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几乎是奔跑着闯进抢救室的。床边还来不及撤走的心电仪上，一个绿点勉强而缓慢的跳动着，医生和护士们静静的站在旁边。我们冲到旁边，她已经没有力气再睁开眼睛，因为痛楚而变形的面庞苍白得让人不敢正视。她听的见我们的呼唤，她用劲所有的力气作出一个微笑，于是那笑便永远停在她的唇边。心电仪上，那个绿点再也不能跳动了。

她妈妈一下子抱起自己的女儿，泪如雨下，痛不欲生。她的爸爸拉着她还温热的手，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但泪水依然不停的流下。护士偷偷擦了擦眼睛，走上来把她的爸妈从身边劝开，把她身上的管线一一拔开。然后，用一床洁白的被单完全地覆盖住她，隔断了与她相伴19年的这个美丽世界。

送她最后一程的人是我。我推着安载着她的平车，慢慢的不能再慢的在似无尽头的医院长廊里磨蹭着。我欲哭无泪，我只想这麽走下去，一直陪着她。她的担子上，一张小纸牌吊在一角，上面是一行小字：胡丽，女，19岁，骨癌……我想起了她讲的狐狸最后舞蹈的故事，我也知道那个男孩子最后在有彩虹的地方找到了狐狸，只是他找到的是一只在跳最后一支舞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