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第一天

多年以后，当我和保罗去若缺的学校观看他们的圣诞演出时，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他出生时那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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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时候，我微微睁眼，朦胧中看见左右两边悬挂着花色布帘，从天花板垂到地面，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间。床边是落地金属架，三四个砖头大的电子仪器竖直并列固定在架上，有软管从仪器下端吊出，伸进我的被单里。这些仪器都有液晶显示屏，数字在走动，联想以前中国仅有挂钩的立式输液铁架，它们像是远程*对比小米加步枪。

那么，我是在手术后的恢复室了。

我看见了血袋，那么我是在输血。我顿时感到了难受，全身难受，但又说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具体部位怎样难受。头晕沉沉，身体虚弱得像一团撕碎的烂棉絮，而烂棉絮上好像压了一座山。我闭上眼。

脚那头有热风呼呼吹着，我仍觉得冷。

“滴——哒——滴——哒——”“嘟嘟——嘟嘟——”各种监控仪的警报此起彼伏，刺耳极了。有人在布帘隔壁的小间交谈；门开门关，不断有人进出房间。

再睁开眼，头偏向右边，看到了妈和保罗。妈坐在床头，离我很近，似乎在随时观察我；保罗腰板挺直地靠在椅背，两手插在外套兜里，一副岿然不动的姿态。

“几点了？”我声音微弱地问，我疑心他们会听不见。

妈凑过来回答了我，我立刻忘记了她的回答。

“你的情况很好，医生说了没问题，好好休息。”妈在我耳边说。她的语气让我以为我只是发了个烧，输了一点生理盐水而已。

麻醉的药效一点点减退，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我醒过来了，我活着，而且必须长久地活下去。

护士陈小姐掀开帘子进来。我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但她的粤式普通话已表明了她的籍贯。她不是我的护士，只是在手术前以防我需要翻译临时找来的。她很职业化地看看液滴走速，又看看我，点头：“不错，脸色比刚才好多了。”转脸对着妈说：“医生说贝比很不错，在这个孕周能这样很不错了。”

妈满面笑容：“谢谢，谢谢。好象是900克吧？”

“不到900克。”陈小姐淡定地说。

“是900克。”保罗突然插话，语气里有一种坚持。

“那我去帮你们查查。”陈小姐掀开帘子出去了。

问得真多余，到不到900克有什么区别？我根本不想知道答案。

陈小姐很快回来：“是897克。”保罗没说话，妈点头道谢。

“没事的，我家亲戚有个孩子也是早产，在保温箱住了三个月回家。”陈小姐安慰地说。

“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回身对我说，“听见了吧，在保温箱住三个月就好了。”

有这么轻松吗？我想都不愿意想。

我闭上眼又躺了一会儿，嘴里又干又苦，护士是不会给我水喝的。

睁眼又看见他们俩默然坐着，保持着刚才一样的姿势。我说：“你们不用两个人都待在这里，保罗你先回家睡一觉，吃完晚饭再来换我妈。”从我住院的那一天起，他跟我一样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我以为他会像平时一样，对我的建议、要求充耳不闻，但他“嗯”了一声，突然冒出一句：“贝比很漂亮。”说完觉得不过瘾，又用英文说了一遍，“babybeautiful.”

很漂亮？很漂亮？我连苦笑都笑不出来，默认、赞同、揶揄、悲哀我都表示不出。我感觉，他一直在等机会要跟我说这句话。

保罗走了，我想起来问妈：“你们都还没有吃午饭吧？”肯定没有，他们哪有时间吃饭？

我让妈出去吃饭，她不肯。附近没有中餐馆，她不说英文没法去其他餐馆吃饭，更何况她也吃不惯外国饭。

我想起早上她给我带了鸡蛋酸奶以及其他一些食物，我还没来得及吃，医生就来给我上了麻醉针，不能吃也不能喝。

“我在病房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吗？”

妈从床头拿出我的背包给我看：“都在这里，你一走，清洁工就进来打扫房间，所有东西都装在医院给的大塑料袋给我，我放你包里了。”

“那就把你带来的东西当午饭吃吧，省得出去了。”

“在这里？行吗？”妈小心向门帘缝张望了一下。

“没事，悄悄在这里吃没人知道。”我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在恢复室吃东西，只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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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我的是个微胖的黑人 护士，圆圆的脑袋卷卷的黑短发，时不时过来检查一下输液的仪器、换药水、量体温血压。妈见输血的导管堵住，里面的血液不再滴落，比划着叫她过来看。她笑眯眯地拔下导管，挤捏一番，重新插上。

妈容不得出一点状况，老想找护士，跟我说：“怎么搞得，高压和低压一样低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血压？这上面这么多数字，要让你都知道哪个是什么意思，还得上四年护士大学。”她自己不会说英文，鸡毛蒜皮都要我转述给护士，我烦。

那黑人护士倒没有烦，总是慢悠悠笑眯眯，下次再来疏通导管，还跟别的护士赞道——妈妈帮助我呢。

两三个小时后，麻醉药效几乎没有了，下腹部开始疼痛，一条横线的疼痛。我记得最后时刻阿塔拉医生冲进来：“原，你贝比的心率下降了，现在我们要做手术。”

我的背上已经上了麻醉针，针刺进脊柱，一条条胶布从腰、背贴到脖子固定针头和软管。我说“好”，话音刚落马上有几个医护人员涌进来，动作迅速地将我的病床放平，疾步推出门，左拐进了一条走廊，没几步就进了手术室。我住的是高危病房，应该离手术室很近。

我以为会把我抬到手术床上，我的记忆力里没有挪到另一张床的过程，难道在推我进来的高危病房的病床做了手术？只记得很多人在旁边忙碌，我的左右两臂被拉开绑在床边伸出的支架上，布条一道一道地缠上来，把我的两臂牢牢捆住。脚呢？脚好像也被绑了。一张布帘从脚那头移过来，停在下巴处，我像一个仰面朝天的乌龟，完全处于一种听天由命的姿势。

每年的复活节，电视里都会播放关于耶稣的节目。今年的仿真纪录片以拍电影的手法还原历史场景，耶稣受难时就是这样被放倒在地上的十字架上，双臂打开，绳索一道一道缠上来，捆住两腕，捆住脚脖子，然后在手掌和脚背钉钉子。

耶稣受难是为了信仰，我的受难是为什么？

病床的床头是抬起来的，从高危病房转移到手术室的这一分钟里，我猛地从直坐状态变成平躺状态，一下感觉呼吸不畅，鼻子骤然堵塞了。我叫道：“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一个氧气罩扣在我脸上。

我感到肚皮上尖锐的划痛，右下腹被剌开了，我大叫一声——不是因为疼，是我不想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肚子被一刀一刀地切开，我想让医生知道我还有知觉。第二刀接着第一刀的位置从右向左纵深前进，在喊出第二声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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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告诉我之前，我一点都没有想过，一大群医生护士把我推进手术室后，她一个只会几句英文的老太太独自留在病房，会是什么感受。

她永远不会说忐忑、慌张之类的话，当她能明确意识到恐慌、担忧时，恐慌已经远远过去了。妈对陌生环境、陌生人物、突发事件的反应总是慢、粗、浅、短，她的感觉粗放反应滞后虽然经常让我恼火，但有时候也让我羡慕。

现在，妈在床头小心翼翼地告诉我，我被推走后，她想给保罗打电话——医生进来说了些什么一句也听不懂，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推走，怎么能不慌张？怎么能不害怕？女婿是除了女儿外，在纽约这个庞大城市里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却又不见踪影。她当然要给他打电话。

她拿起我的手机，总算按出了contact（联系人）键，在一长串英文姓名中认出了lee，以为是保罗的手机号，电话一通她就急不可待地说：“桑原进手术室了。”那边的人却用僵硬的中文问她：“你是谁？”

她打到保罗的弟弟家里，准确地说是保罗母亲和弟弟的家。结果，不知道我怀孕的婆婆和小叔子被劈头告知：“桑原进手术室了。”

我埋怨她：“他的英文名字你还能不认识吗？再说是不是他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

她分辩道：“电话已经通了，我该说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们了。”

“什么也不用说，不是保罗你就挂掉电话。”

两个人都不高兴，她气我挑三拣四吹毛求疵，我气她粗枝大叶唏哩马哈。

我很快消了气，她这把年纪还要在美国探病陪护，已经是我欠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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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来了。他是一个瘦削、和蔼的东欧人，四十岁左右，有一头黑色卷发。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国家，因他长得像某部罗马尼亚电影里的某个角色，就在心里叫他罗马尼亚人。

他是第一个手术后来看我的医生，我理所当然地把他当成手术医生。

我向他抱怨口渴，他说可以给你些冰块嚼嚼。这一次我没有拒绝，如果拒绝，很可能到明天都没有任何东西解渴了。

上一次他说要给我冰块是在两天前的星期二。星期二夜里，我刚从高危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四五个小时，就从普通病房又转回到高危病房。第一个进来的医生也是罗马尼亚人，和他一起来的是相貌古典、带有东方神韵的美国女孩，她直直的长发扎了一束，顺溜地垂在脑后，我立刻在心里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春桃”。春桃利索地戴上白色胶皮手套，温柔体贴地说，我的名字叫xxx，我是xxx方面的医生，现在我要给你做检查。

检查完了春桃不动声色地说，只剩两指。手套的指尖上沾染了鲜红的血迹。

不同的医生们来来去去，忽而又没人来了，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好像没人管我了。进来一个年轻黑人护士给我换吊瓶。听到春桃说“两指”，我从如履薄冰“咕咚”一下坠入冰河，看见护士还在不紧不慢地量血压、量体温、换药水，而医生们不再露面，我生气地问：“什么时候做手术？”

正巧罗马尼亚人进来，这个黑人女孩误解了我的话，一边忙着手头的事，一边用匪夷所思的语气对罗马尼亚人说：“她想让贝比出来。”

罗马尼亚人看看我，说：“才二十五周多，相当早啊。”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几乎愤怒了，转而绝望，眼泪涌了上来，悲哀地对罗马尼亚人说，“我觉得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次药起作用，我觉得这次药没起作用，我的背和腰都疼。”

上次也不过是五天前我刚入院时，输液打了安胎药我又感觉到了胎动。

“你现在休息一下，好好睡一觉。”罗马尼亚人安慰我，“还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我可以喝水吗？”自从住进高危病房，每一项行动都要呼叫护士，包括喝水，我只好让妈从家里拿了两个水杯，一个装冷水，一个装热水保温，放在床头餐桌。

“从现在起，你不能喝水吃东西，以防有紧急情况需要做手术。如果你吃东西喝水，手术时你可能会呕吐，呕吐物进到气管就危险了。”

我不吃饭贝比的营养哪里来？“明天早上也不能吃不能喝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笑。每次他被问到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和蔼地笑笑。他从来没有“这是愚蠢病人之愚蠢问题”的表情。

“可是我很渴啊。”我坚持着问，他总不能不解决饥渴问题吧。

他通融地说：“我可以给你一些冰块嚼嚼。”

“可是我不吃冰块。”这个时候可以吃冰块吗？我的中国身体中国胃中国*里的中国贝比，能经受起冰块的寒凉吗？

他爱莫能助地笑笑。

拒绝了冰块，一直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后医生解除禁食令，我才喝上水。

那一晚，我以为我会像前几晚一样睡不着，不一会却迷迷糊糊睡去，罗阿尼亚人的劝慰像安眠药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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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按照罗马尼亚人的吩咐拿来了冰块，妈在旁边一块一块塞进我嘴里，融化的冰又凉又甜，有如甘露。一会就吃完一小杯，又找护士要了一杯。

妈在美国的口头禅是：“国内如何如何……”“国内哪儿会是这样，哪儿会是那样……”凡此种种，都是声讨美国的不通人情不合道理，现在她亲手拿冰块给我吃，我等着她说“在国内，生完孩子哪有吃冰块的”，她说的却是：“你入乡随俗了嘛。”

她也入乡随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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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将至，日头渐长，八点半以后天仍是大亮。

晚上八点多，我让妈趁着天还亮回家去。路虽然不太远，但要坐两趟公车，赶得巧车马上来的话，不到半小时就能到家；要是每趟车等十几二十分钟，那就一个小时也到不了。步行回家也不过四十分钟。

这个恢复室跟我住了一周的14号高危病房一样，一扇窗户都没有，永远不见天日，总觉得时间还停留在午饭前我进手术室之时。

布帘左右两边各有一位产妇。左边广东人，右边俄国人，都是剖腹手术后被推来此处观察的。广东人对来探望的人说，孩子有八磅，怕生不下来，所以剖了。俄国人问值班护士，孩子六磅，够份量吗，护士答，正常范围内。

几个小时后，广东人俄国人先后转移到病房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去病房。

妈走以后，麻醉彻底失效，疼痛像不断生长的海藻，把我全身缠裹起来，海藻里有一只狰狞的八爪鱼爬上了我的头，触手恶狠狠地伸下来，几百个吸盘强力吸在我身体上，那是难以忍受的揪扯抓挠。闭眼躺着也感到头晕目眩，好像乘着一艘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忽上忽下颠簸。即使妈还在这里，我也没法跟她说话了。

病床应该是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比正常的病床窄小，左边的护栏竖起，一些管子从护栏间穿过，带按钮的镇痛棒绑在上面，护士告诉我，疼的时候按一下。我忍了很长时间才第一次按了镇痛棒。疼痛是暂时减缓了，头却更晕了，伴随着恶心的感觉，在惊涛骇浪的颠簸间我晕船想要呕吐。

我就在八爪鱼与惊涛骇浪之间来回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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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第二次来时，我的精神状态比第一次还差，有气无力眼睛都不想睁，但我提了一口气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去病房？”

他说：“你失血太多，晚上抽血检查一次，如果情况好转就可以去病房了。”他关切地问：“还是很疼吗？疼就按一下镇痛棒，会给你输入少量的止疼药，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可是镇痛棒让我想吐，我宁肯忍着疼了。”

他又是无奈地笑笑。

麻醉醒来之后情绪总是不稳定，遇到好脾气的医生护士，说话就有些怒气冲冲，顾不上礼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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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在地上，手机在包里，我用能自由活动的右手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还是不让保罗来了吧，他来了也是在这里干坐着，真有事要帮忙，他还可能越帮越忙。

家里电话没人接，妈还没到家，保罗已经出门了。

九点了，他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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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恢复室清静了，只有我一个病人。护士进来，出去时忘了拉上帘子，我看到对面沿墙紧密地排列着柜子和桌子，房间中央几张桌子对拼起来，桌子上几台电脑，左边有一个洗手池。这里也许兼作护士办公室。

我的胖黑人护士七点钟下班，然后我好像没有固定护士照管了。有一个叫弗吉尼亚的护士在房间值班，其他护士进来一下就出去了，只有她总呆在这里。

一个年轻的黑人护士来抽血，扎了四针都没扎进血管，第五针找了另一个护士来扎才成功。抽了三四管血，拔出针头后黑女孩发现，少抽了一管！于是我又挨了一针。

九点半以后，保罗来了，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表情，说他去看贝比了。

“你看到了？”我诧异，放保温箱那种病房可以进去吗？

“早上他刚出来我就看到了，大概几秒钟，然后他们马上送他去尼克由 。”

“他很漂亮！”保罗意犹未尽地说，带着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遗憾。

漂亮？足月胎儿刚生下都红紫皱巴，早产三个半月的胎儿生下来会很漂亮？

我凄楚地一笑：“今天白天，旁边这个广东人说，她的贝比有八磅，她嫌太大了才做的剖腹产。我想到我的贝比连两磅都不到，我真难过……”

“别管别的人，我们照顾好我们的贝比就行了。”

照顾？怎么照顾？他甚至不能自己呼吸，我怎么照顾他？他现在应该躺在暖暖和和的*里舒舒服服地睡觉玩耍，他在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来了，他没有准备好，我也没有准备好。

“手术以后，我碰到阿塔拉医生。他跟我说，你是胎盘提前剥落，这个很危险，如果你那时不在医院，会非常危险的。”

“会非常危险”的意思就是会死。

我听了无动于衷，死吓不了我，比死更可怕的事多的是。

我看他在这里也是磨时间，让他早点回家，晚了连出租车都不好叫。这些天，他基本上都是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不，我要去看贝比。”他早就盘算好了，翘首以待，“尼克由二十四小时开放，父母亲随时可以去看。”

“你每天从外面进来，身上有很多细菌，会传染给他的。”

“我洗手，每次进去时我都洗手。”保罗立刻正色声明，“医生希望父母亲去看，这个对贝比有好处。他们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知道，父母在旁边他们会知道。”

我真不忍心打扰他的好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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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走后，我又疼又累又沮丧。抽血化验后没有了下文，今夜是不可能转入病房了。想起围城里的一句话——“今夜的睡眠像唐晓芙一样不可得”，对我而言，今夜的睡眠像病房一样不可得。

晕啊，身体更加飘忽，好像一粒无依无靠的宇宙尘埃在漫漫太空游荡，只盼望赶快遇见一颗小行星让我附着上去。

夜里，天花板的日光灯还是通明的，时不时有人进来，或者取个东西，或者跟弗吉尼亚交谈几句。一个应该值班的护士要外出，说三点回来。三点她没回来，有电话找她，可能是上级。她回来后，弗吉尼亚转告她电话内容，并说：“她知道你不在。”

整个晚上，弗吉尼亚只照顾我一个人，查看液滴速度和药水余量，一小时检查一次排尿量，倒空小便袋。输液监视器因为流速变化，不停地发出各种刺耳警报。

一个电话打来，应该是印度医生阿塔拉，弗吉尼亚详细地向医生汇报我的排尿量，清晰准确，如数家珍。

罗马尼亚人第三次来，看见小便袋里排出的尿量，称赞：“她的肾功能不错。”

不知几点，弗吉尼亚来抽血。我只感觉有东西轻轻地搭在手背上，针头就扎进了血管，丝毫没觉得疼痛。可见，黑人护士三四针也扎不进血管，并非由于我的血管太细或太滑。

我微微睁眼，第一次看见弗吉尼亚：一张清瘦不起眼的脸，穿着长袖连帽套头衫，大概是夜里有点冷，帽兜拉上来戴在头上，帽子下是削得薄薄的短发。

我有点不敢相信。弗吉尼亚的言语和工作都无可挑剔，让我在众多护士中轻易地把她记住。她的声音让我以为她有英国王妃凯特那样的脸型和眉眼，留着过肩长发，发梢还打着卷；她的声音是电视台那些胸怀天下、政治正确、思维敏锐、教养良好的时事节目主持人的“标准美国”声音；她的声音散发着继承了美国文化中优秀部分、让美国具有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标准美国”魅力；她的声音体现着各行各业都有的人品端正、业务精干、举止大方、谈吐得体的“标准美国”精神……而眼前，弗吉尼亚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青春期大男孩。

不会是同性恋吧……

看起来像男人的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男人，都可能是同性恋。同性恋又怎么样？我在同性恋身上所见过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尚未在异性恋身上看到。

我还真八卦啊。

自从住院以来，我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就交在医生和护士手里，我情愿交在阿塔拉、罗马尼亚人和弗吉尼亚这样的医生护士手里，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还是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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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又来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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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凌晨五点，一个女人带着一身寒气进来，竟然穿着羽绒服。前两天保罗曾说天气一下子变得很热，像夏天一样。看来是下雨降温了。

大约六点，上早班的护士陆陆续续进来，又出去了。

我终于支持不住，昏昏沉沉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