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塞缪尔，但大家都叫他闪姆。他生下来八天被父母抱去做犹太割礼，开始他的哭声嘤嘤咿咿，突然一下“哇”声大作，他那非犹太裔的妈妈难过地把眼睛闭上。

他小时候险些死了。半夜里，他哭着哭着忽然噎住了，没了呼吸，父母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幸亏医院离家近，他算捡了一条命，但大病一场，住院若干天。到现在，他都显得不如妹妹精力充沛。

逃过一劫，他慢慢长大。两岁时妈妈给他添了个妹妹，在医院第一次看见妹妹他挺高兴的，小心翼翼地摸摸她亲亲她。但是当父母抱着妹妹要出院回家时，他诧异地问：“为什么她要跟我们一起走？”

三岁时，父母外出，把他放在我们家。他要看动画片《白雪公主》，我们没有《白雪公主》的录像带。他很生气，爬上椅子，端起桌上的菜放到门外，关上门，像个小狗一样守在门口说：“没有《白雪公主》，就不准吃饭。”

他从小跟我先生关系要好。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先生说：“你就是我的大哥儿们。”还从自己玩具中挑选了一只玻璃小鸭当礼物送给他。他妈妈说，有一次抱着他坐地铁，旁边有几个中国人，他看见中国人就以为是我们，竟对着人家张口叫我们的名字。三岁那年夏天，他芬兰籍妈妈带他回芬兰老家过暑假，他坐了飞机却不知道坐飞机是怎么回事，在电话里跟我们说：“这里很好，你们赶快穿上鞋来。”

四五岁时，他欺负妹妹，趁她不注意就把她从椅子上推到地上。他也喜欢钱，像个守财奴一样一个铜板都不放过，见到就要据为己有。他还爱撒谎，经常说假话捉弄大人，小伎俩一得逞就乐不可支。他爸爸为此烦恼，忧心忡忡地说：“这孩子将来长大可怎么办？”

六岁时，我们带他去公园玩，他骑骆驼、看狮子好不开心。回来天色已晚，他妈妈问他作业做了没有。他完全忘了作业，登时大哭，在地上打起滚来。

我们去他家吃饭，不知怎么他耍起小脾气，赌气不上桌子，自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正是七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大家都不理他。我们走时，他爸爸送我们去车站，说周末要带他去上两门课——篮球和芭蕾，他自己选的，颇为得意地邀请我们去看他的芭蕾演出。

再见他，他又蹿高一截，书包里带着芬兰语课本。他和妹妹已上小学高年级，夏天妈妈一个人带他俩回芬兰并不比带两个小宝宝更省心。因要在伦敦转机，妈妈头疼两个孩子不听话，吓唬他机场常有孩子走失。“然后呢？”他好奇地问。“然后再也没人见过他们。”妈妈没好气地答。他歪头思索着，他不是小孩了，不那么容易被大人的话糊弄。

再大一些，他受时尚风气影响，吃东西要读包装盒上的热量指数，并开始不吃“有脸的动物”（指哺乳类）。他渐渐对大人的话题有兴趣了。他爸爸出数学概率题，他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聊相对论与时间机器，他听得津津有味，还要发表意见。他已经不再跟妹妹吵嘴打架，不过偶尔还是会偷吃妹妹的蛋糕。到我们家来玩，他要借书架上黑泽明电影《乱》的影碟。临走，他把弄乱的沙发靠垫一 一整理好。

十三岁，家里按犹太教仪式在会堂给他举办成人礼。会堂里满满当当坐了应邀来观礼的客人，他在台上用希伯来语诵经，唱了几支圣歌——嗓子还带着童音，最后发表了以“嫉妒”为主题的演讲。他举手投足稳重得体，有了谦谦君子的雏形。

十五岁，他考上了纽约著名的公立学校史岱文森高中，史岱文森差不多是常春藤的摇篮，我们就等着看他以后是上哈佛、耶鲁还是哥伦比亚了。他的学习成绩很好，父母花了不少钱给他请家庭老师辅导，但与一般孩子不一样的是，他小小年纪已经具备了独立观察与思考的能力。他告诉我们，学校里六七成学生是亚裔；他和同学们崇拜的英雄是参加过“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学长。

他爸爸动手术开刀，妈妈每天去医院，家和妹妹都交给他照料，他在电话里向我们报告爸爸的手术情况。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他是不足小臂长的婴儿，现在已是可以依靠的男子汉了。

最近一次见他，他个头比我先生还高，像个电影明星一样丰采斐然。据说，情人节他收到许多女孩子寄来的贺卡。他拿了一张唱碟跟我先生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他爸爸又惊又气地大叫：“这个歌星抽*，你你你！你怎么听这个？！”他不以为意地一笑，他快成年了，世界对他不再是1+1=2这么简单，他分辨得出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知道汲取什么，抵制什么，懂得怎么选择他想要的东西。

想想他的成长经历，就觉得生命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