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区有朋友误会中国舰队是中国的舰队的意思。。在这里说明一下：

这个资料乃是转载于网路。申明一下。

前言

十九世纪以来，西力东渐，中国门户大开，中外通商传教等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各国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在华利益以及保护其侨民安全，纷纷派遗海军来华，诸如英、法、德、俄、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皆曾组成远东舰队在中国沿海及西太平洋各地展开活动。或者3艘、5艘；或者10艘、8艘，其中尤以英国的“中国舰队”规模最为可观。经常维持在20艘左右，而且铁甲、巡洋、快船、汽艇、炮船等各类战船无不齐备，是以其战斗力最为强大。自鸦片战争后设立，至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撤回，前后纵横西太平洋海上历时约有百年

之久，隐然执掌远东地区海军的牛耳。非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以及军事息息相关，同时对于东亚大局亦时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惜乎，迄今仅有葛雷汉(Gerald S. Graham)的《中国舰队：战争与外交》(The China Station : War and Diplomacy)一书传世(197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而且仅及于1860年为止。其余则概付阙如，迄今当未见有人继续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资料及时间之所限，只能就甲午战前该舰队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学术先进。

一、十九世纪英国海军之世界分布概况

自十六世纪新航路及新大陆发现之后，欧洲各国莫不竞向海外拓展，以争夺殖民地与海外贸易市场，最初有葡萄牙、西班牙；其后荷兰、法国、英国继之。遂使海上战争相续不断，最后则以英国为最大的赢家。自七年战争(1856-1873)及特法拉加之役(War of Trafalgar， 1805)等役击败其强敌法国，其势力即如日中天，成为名符其实的“海上霸王”。

由于英国殖民地遍及于五大洲，而有“日不落国”之称，且其商业势力凌驾于世界各国，是以为了保障殖民地及航运的安全，乃将其皇家海军(The British Royal Navy)有计划地分驻于世界各主要地区，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战略网。从其舰队的名称，即可了解其海军分布概况：

1. 大西洋舰队(The home or the Atlantic station)

2. 地中海舰队(The Mediterranean station)

3. 南非舰队(The South African station)

4. 东非舰队(The East African station)

5. 海角舰队(The Cape of Good Hope station)

6. 东印度舰队(The East Indian station)

7. 西印度舰队(The West Indian station)

8. 北美舰队(The North American station)

9. 太平洋舰队(The Pacific station)

10. 中国舰队(The China station)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这些舰队的成立并非同一时期之内，而是从十八世纪逐渐演变而来。其兵力的大小，也多依据当时的环境而定，并无定制。其中以本国舰队最大，地中海舰队次之，但其后的东印度舰队及“中国舰队”则取地而代之。再者，英国的海军舰队之精良不仅在其装备，而在其组织与训练，尤在其有远大的理想与健全的制度。以装备而论，在1830年之末，英国海军所用的尚皆为木质的帆船。其后受到法国的刺激，方才开始制造蒸汽轮船。1840年，虽曾制造了一艘铁甲舰“奈米西斯号”(H. M. S. Nemesis)，参加了鸦片战争、但仅为辅助性质。直到1859-1860年间方才先后制造了两艘装甲战舰──“武士号”(The Warror)及“黑王子号”(The Black Prince)姊妹舰。自此开始一个以铁甲舰为主力的“铁甲船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此外，英国海军的早期在制度上也存在许多的缺失，直到1832年方才经由海军部长高理汉(J. Coraham)大力改革。统一海军的事权，减少内部的消耗浪费；限制人身的体罚，改良升迁不公；建立海军服役及退休金制，增造海军新式战船。并将海军船只依据不同吨位及马力，划分为铁甲、装甲、巡洋、炮船、帆船、汽艇等级，以便配合编制。同时还严密舰队组织，加强兵员训练，维持严格军纪，因此气象为之一新。高理汉所订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使英国的海军做到“经济”、“有效”、“保持世界的优势”(具有世界海军二强的标准)。同时，还要与新发展的科学技术随时并进，实可以说是英国海军的一次革命。[1]

二、“中国舰队”成立的时代背景

“中国舰队”成立的时间，史家的观点颇有不同。一说于1834年东印度公司告终， “China station”即自东印度舰队(The East Indian station)脱离而产生。一说是在1865年东印度舰队在中国之部分船只独立成军。[2]尚有人以为自1864年东印度舰队已经分化，“中国舰队”开始以香港为总部，而成为一个分离的个体。但仍作为一个东印度舰队的支队(The East Indies Divisian)，而由一位准将衔的舰长指挥。其防地则限于红海至北婆萝州阿琴湾(Achin Head)一带的区域。至于负指挥此二支队的舰队司令则由一位少将担任。他既负责管理印度洋事务、也负责管理中国方面的事务，故此时的中国及东印度舰队，实可以称之为一个“联合舰队”(The Dual Squadron)。其兵力包括一艘大型战舰或旗舰“爱勒考特号”(H. M. S. Agincourt)，2艘五级战船(“Cambrian”及“Castor”)，4艘六级战船，5艘本质炮船和三艘蒸汽轮船。除调查船2艘不计外，合计有大小战船15艘。但其中仅有4艘快速战船，2艘木帆炮船及一艘蒸汽轮船留于东印度舰队。其余则全为“中国舰队”所有，其舰队司令则为考希伦(Thomas Cochrame)[3]。可是根据英国海军部的档案记载，却认为该一舰队(China station)成立于1864年。同时，并指出它在过去曾经隶属于东印度舰队，其后成为联合舰队的一个主要支队。其活动范围，有一个时期曾西抵澳大利亚、北达白令海峡。俄之海参威以及中国、日本海岸，甚至还包括中国的内河等广大地区。[4]综合以上所述，可知“中国舰队”乃由东印度舰队中脱离而独立成军，应无疑问。

海军为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论及“中国舰队”成立的目的，实与英国在远东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英人自1805年即从印度的恒河流域进而扩张至印度的全部，1814年-1816年，征服了尼伯尔；1824年-1826年，控制了缅甸。同时，又于1826年越过了麻六甲海峡而进入南洋群岛，占据了马来亚及新加坡，而北婆罗洲等地亦皆入其势力范围。及至鸦片战争以后，除获占香港之外，并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而使英国通商的范围从南洋的新加坡、经过香港到达上海，连结成为英国人在远东所缔造的一个“松散商业帝国”。在英国人商业重于领土的传统观念之下，海军显然对于维护殖民地及商业的利益远较陆军更为重要。是以于该一地区驻扎一支海上舰队，实属必要。[5]

其次，是海盗问题。南洋一带海域辽阔，岛屿纷岐，港湾丛错。而政治版图又相当复杂，分由当地的土酋及欧洲的殖民当局所管辖。因此乃使海盗大肆猖獗，经常出没海上，掠夺往来商船，杀害船上商旅。自麻六甲、马来亚、婆罗洲、苏门答腊、以至菲律宾的苏禄岛及民答那莪等地，无不有海盗活动其间，造成商业往来的极大危害。自1820年起，英国即不断地派遗其海军协助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对之征剿。惟以兵力有限，而范围太大，依然无法将之肃清。此外，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也经常有海盗为患。尤其是连接大陆的澳门、海南岛及香港等地，更是海盗的渊薮。中国的地方官吏因为绿营水师腐败，海军力量薄弱，对之几乎束手无策，无可如何。有的官吏甚至对之实施安抚政策，“诱以官职，招以金钱”，以求无事，[6]但所收成效却不大。及至英国人占领香港，其海军即以镇压海盗为其主要任务。一方面调查港澳之间及广东沿海的岛屿港湾，以便了解海盗的藏身之所。一方面与广东的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共同合作，对海盗进行不断地打击。虽然取得相当的成绩，但仍须英的海军长期留驻于此。[7]

再者，“中国舰队”的成立也与鸦片战后中英关系紧张有关。 1842年，中国虽因战败而订城下之盟，但一般民心并未屈服，不断地有抗英行动。或者趁机对英人袭击报复，或者加以暗杀泄愤，有时甚至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尤以拒绝修约和进城最为严重。虽经英方一再地抗议与交涉，均无结果。因之英国外相帕麦斯尊(Lord Palmerston)乃决心采取强硬政策，增强海军的兵力，以迫使中国屈服。[8]

三、“中国舰队”的组织与兵力

“中国舰队”的组织与英国其它舰队一样，使用同一原则，采取混合编制，自现代的铁甲到传统的帆炮船都有。大小不一、数量也没有限制，完全视情况需要而定。如同在鸦片战争之初，航行于中国海面的船只多达48艘，其后增援者尚不为计，但战后则又减至16艘左右。及至英法联军前夕则又增至64艘战船，而且其中大部份已换为蒸汽战舰。

1864年，“中国舰队”与东印度舰队正式脱离关系而单独成军。至1869年左右，其所拥有的兵力，计有21艘，其中最大的是旗舰(Flag-Ship)“奥狄莎号”(Audicious)，排水量为3774吨，是一铁甲战舰。其次是“泰利亚号”(Thalea)1459吨，为一巡洋舰。其它皆为炮艇及机帆炮船之属。其名称分别是“卡亚得斯号”(Charyadies)，“摩提斯特号”(Madeste)，“朱诺号”(Juno)，“伊吉沙号”(Egesia)，“莉莉号”(Lily)，“伦达夫号”(Ringdove)，“古鲁号”(Curlew)，“洛普文号”(Lopwing)，“侏儒号”(Dwarf)，“赫尔奈特号”(Hernet)，“米吉号”(Midge)，“西斯尔号”(Thistle)，“苍蝇号”(Fly)，“吉斯瑞尔号”(Kestrel)，“儆醒号”(Vigilant)，“蚊子号”(Mosquto)，“史文吉号”(Swinger)等。其中以“史文吉号”为最小，排水量仅有295吨。[9]

“中国舰队”的此一兵力规模，其后并未作重大的改变，一直维持在20艘左右。从1882年的资料，即可证明。是年计有铁甲战舰(旗舰)一艘、快速舰4艘、帆炮船3艘、炮船4艘、炮艇5艘、通讯及补给船各一艘，合计19艘，载炮110门，官兵2567员名。兹将各船舰名称、吨位、马力、炮数、舰长及兵员人数附表于后，藉以了解其兵力之实际概况。

1882年“中国舰队”兵力一览表

名称舰别马力吨位指挥官载炮官兵学生水手合计

IRON DUKE

(Flag Ship)铁甲舰42706010Capt. Richard

E. Tracey14门3524661459

Cleopatra快舰--------

Curacoa快舰25402380Sumuel Long141943636266

Comus快舰24502380James W. East141943636266

Encounter快舰21301970George Robinson141593631226

Pegasus机帆快船9701130Edward F. Day61041124139

Albatross机帆快船840940Arnold J. Errington4941219125

Daring机帆快船920940F. J. J. Eliott4941019123

Lily炮船830720R. Evans383611100

Swift炮船1010756William Collins56291182

Kesrel炮船830610William M. Lang46241278

Fly炮船490603Adolphus F. St. Clair45941174

Zephyr炮艇530438Geo. N. A. Pollard44741061

Foxhound炮艇470455John. M. Mc. Guhae4474960

Moorhen炮艇390455James Henry Corfe4474960

Sheldrake炮艇370455Marcus L. Bridger4474960

Mosquito500430H. Francis4474960

Vigilant补给船18101000

Victor Emanuel补给船5157W. H Caning6511480

总计1911019572423682567

※资料来源：英国海军部档ADMI/6618. P.2657:China station， 1882， Efficiency of Her Majesty’s ships under steam and sail.

不过，到了1886年，“中国舰队”又换了一批新舰。从是年5月其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 Adm. R. Verey Hamilton)参观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所率领的十艘战舰，即可知其中出现了几艘新船舰。[10]

1. Audacious(旗舰)铁甲炮14门新

2. Constance炮14门新

3. Campton炮14门新

4. Cleopatra炮14门旧

5. Leander炮10门新

6. Pegasus炮6门旧

7. Wander炮3门新

8. Firebrand炮4门新

9. Linnett炮5门新

10. Swift炮5门旧

虽“中国舰队”的船舰时有更换，但其装备却未随着工业科学的发展而常除旧布新。到了1888年，其舰的陈旧落伍，非仅不如法、俄的远东舰队，即中国与日本向欧购买的新式铁甲，其性能之优越也使英人大为难堪。如在1888年3月10日的英文《天津中国时报》上，即有人撰文指责“中国舰队”的船舰，不但大部份陈旧失效，而且迄今尚为采用1860至1870年代的前瞠炮(the muzzle-loading guns)，实为英国海军的耻辱。为了迎头赶上法、俄等国的海军，他以为英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将“中国舰队”的船队汰旧换新，把那些苍蝇级(Fly-class)和宝石级(Gem-class)的老船统统淘汰掉。诸如“Cockchafer”， “Espair”， “Firebrand”， “Linnet”， “Merlin”， “Rambler”， “Swift”，以及所有老船舰，并以新式的船舰取而代之。至于其它二艘重装甲舰 “Orion”与“Wyvern”，虽亦属陈旧，但因其具有厚甲及重炮仍可留于港内作为防守之用。其它如“Constance”虽然装置旧炮，但其性能尚为不错。至于其余之船如“Alacrity”， “Cordelia”， “Heroine”， “Leander”， “Mutine”， “porpoise”， “Rattler”， “Satellite”， “Wanderer”均属优良，尚足以维持英国在远东的海军优势。设使英国政府能再添加一艘“Aurora belted Class”和一艘新的River Class者像是 “Mersey”号那样，当为更佳。[11]

“中国舰队”的最高长官为舰队司令，亦称为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or C-in- C.)，正式官名为提督(Admiral海军上将)。但一般官至上将者极少，大多为副提督(Vire-Admiral海军中将)，甚至有时还以一位海军少将(Rear-Admiral)代理总司令之职者，根据并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可知有以下数人曾任此一职位：

考希伦(Thomas Cochrane)1844-1846

英格利斐德(Samuel.H.. Inglefield)1846-1847

黑木(Black Wood)1847-1849

柯利尔(Collier)1849-1850

奥斯汀(Charles Austin)1850-1852

裴洛(Fleetwood Pellew)1852-1854

施泰麟(James Stirling)1854-1856

西马(Michael Seymour)1856-1858

何伯(James Hope)1859-1861

凯古柏(Cooper Key)1861-1862

吉来特(Henry Kellelt)1869-1871

瑞德尔(A. J Ryder)1875-1877

喜而雅(M. Hillyal)1878-1880

欧威尔(George O. Willes，或译作韦力士)1882-1884

陶威尔(W. Dowell)1884-1886

哈密敦(Verey Homilton)1886-1888

沙尔曼(Namell Salman)1889-1890

李查理(Frederick Willson Richards)1891-1892

斐利曼特而(E. Fremantle)1892-1895

四、英法联军时“中国舰队”的活动

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间曾经发生二次大战，一为鸦片战争(1839-1842)，一为英法联军(1857-1860)。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政府都采取“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而以其优势的海军为先锋。在鸦片战争时以东印度舰队为海军的主力，到了英法联军时则以“中国舰队”为其主力军。当时指挥作战的舰队司令为西马(Michael Seymour)。西马出身于海军世家，其父是拿破仑战争(The Napoleanic War)时的名将。而他也自幼时即参加海军，具有四十余年海上的经验。他本在波罗的海海军那皮(Sir. Charles Napier)将军之下服役，嗣以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行将结束，而远东又行将多事。海军部为借用他的长才，特将他晋升为海军少将(Rear Admiral)，以接替施泰麟(James Stirling)为“中国舰队”司令。西马于1856年之春到任，其所受的训令有二：一是监督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一是协助港督包令(John Bowling)与中国交涉修改南京条约及进城事宜。[12]

西马在英法联军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广州之役(1856-1857)时。当西马抵达香港后不久，适以“西林教案”(1856年7月25日)和“亚罗事件”(1856年10月8日)先后发生，事态变得相当复杂。为了加强对华交涉，港督包令及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S. Parkers)都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凭借武力迫使中国屈服。于是西马遂成为执行此一任务的关键性人物。虽然此时法国与美国亦于同时参与攻打广州的行动，但仍以英国的海军为其主力。在西马的指挥之下，分由其部下懿律准将(J. B. Elliot)等率领兵船 “Syhille”， “Barrocouta”， “Cormandel”， “Encounter”， “Sampson”， “Colcutta”， “Winchester”， “Bittern”， “Elk”， “Camille”， “Niger”， “Aukland”等。对于广州外围的军事据点，如猎德炮台、威远炮台、横档炮台、虎门炮台等地展开猛烈的攻击，并予以占领。同时，且以船炮对于城内的总督府大肆进行轰击，施行空中威慑。又与中国的帆船水师发生大战，以七艘炮艇将二十艘中国水师击溃。尽管西马等对广州不断地进攻，并向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再提出警告，甚至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应允英方所提出的修约、进城、赔偿、道歉等条件，但叶氏却绐终未予理会。一则由于省河水浅，英军大船无法驶入。再则由于英军兵力不足，无法大举。于是包令及西马只得求援于印度及海峡等地总督派兵相助。适以印度有兵变(1857年5月13日)，一时无法如愿。直至是年(1857年12月24日)才由联军大举攻陷广州，俘获叶名琛。此一战役始告一段落。计自1856年10月到1857年11月止，前后长达年余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英美两国都曾对于台湾发生兴趣。西马拟派人赴台调查，美使伯驾(Peter Parker)亦拟梁指，因之特为照会包令，表示反对，其事遂告终止。[13]

第二个阶段是大沽口之役：广州失守后，英方为了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于是乃决定挥军北上前往白河口，威胁北京的门户。由新任的英使额尔金(James B. Elgin)会同法使葛罗(B. Gros)组成联军。从双方所出动的兵力来看，可知英军比较法军占有优势。英船15艘、法船11艘，英炮192门、法炮164门，英军2088人、法军1000人。故知此次战役的主力仍由西马负责指挥。由下表即可知英法联军兵力的概况。[14]

国别舰名舰类火炮(门)舰员马力(力匹)

英国舰

队加尔各答号帆舰84720

煽动号快速帆舰40270

愤怒号明轮蒸汽护卫舰6220400

纳姆罗号蒸汽炮舰6120180

鸬鹚号蒸汽炮舰898200

瑟普莱斯号蒸汽炮舰898200

富利号明轮恭汽炮舰8160515

克罗曼德尔号明轮蒸汽炮舰560150

期莱尼号蒸汽浅水炮艇54880

莱文号蒸汽浅水炮艇54880

鸨号蒸汽浅永炮艇34860

负鼠号蒸汽浅水炮艇34860

坚固号‘蒸汽浅永炮艇34860

弗姆号蒸汽浅水炮艇34860

海斯坡号蒸汽供应舰554120

国别舰名舰类火炮(门)舰员马力(力匹)

法国舰

队复仇者号快速帆舰50

果敢号快速帆舰50

普利姆盖号蒸汽炮舰8

弗勒格顿号蒸汽炮舰8

监禁号蒸汽炮舰12

梅耳瑟号蒸汽炮舰12

雪崩号蒸汽浅水炮舰6

霰弹号蒸汽浅炮舰6

火箭号蒸汽浅水炮舰6

龙骑兵号蒸汽浅水炮舰6

雷尼号轮船(租用)

资料来源：采自戚其章《晚清海军与衰史》页66-67。

英法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强权。此一战役出动如此庞大的兵力，自非封建落后的中国海军之所能抵挡，实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海战发生，甚至连原先由西马与法国提督所拟妥的“攻击大沽炮台计划”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在大沽口仅有有守军9000人、大炮30尊、英法联军仅以斯莱尼号(Staney)及鸬鹚号(Cormorant)等六船，花费二小时，即在五月二十日将之全部占领。接着又占领天津，并胁迫中国政府与之议和。继鸦片战筝15年之后，中国再度地与之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西马与额尔金二人的不睦，双方曾在英国政府里互控而引起一激烈的辩论。尽管其后香港的商会对西马大为颂扬，并且致以酬金，但额尔金却对之深为不快。[15]

英法联军之役，于1858年大沽一战之后一波三折，至1959年6月，因换约问题，于大沽口再度发生冲突。此时英使已由额尔金易为其弟普鲁斯(Frederick Bruce)，而法使则以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取代葛罗。另外，“中国舰队”司令英国海军提督西马也换成了何伯(James Hope)。这一次英国所出动的兵力计有战舰20艘、大炮174门、官兵2000人；法国则有军舰2艘、大炮50门、官兵数百人，故战争的主力军仍在英方。

6月24日，英法联军驶抵大沽。因不顾中方守将的警告，强行由大沽登陆，双方遂发生冲突。6月25日上午10时，英军派船11艘、法军兵船1艘开始军事行动，各舰依次为：“欧掠鸟号”、“杰纽斯号”、“鸻鸟号”、“鸬鹚号”、“庇护号”、“茶隼号”、“巴特勒号”“纳姆斯号”、“负鼠号”、“佛里斯特号”。“高飞号”。由于大沽口内水浅，仅能以较小的炮艇作为先锋，由“负鼠号”(Sposum)领先、“鸻鸟号”(Plover)、旗舰“鸬鹚号”(Cormorent)及庇护号(Pique)与高飞号(High fly)等继之。因不知此时中方守将僧格林沁已将大沽炮台暗为增强，加以英军轻敌深入。双方经过激烈的炮战之后，英军大为失利。军舰5艘沉没、6艘重创、2艘被俘、官兵死伤500余人，而海军提督何伯腿部亦受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英国作战罕有的胜利，也是英军所遭遇的一次沉重打击。[16]

兹将此次战役英、法两军所派船舰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戚兵章《晚清海平兴哀史》页80。

国别舰名舰类火炮(门)舰员马力(力匹)

英国舰

队切撒皮克号蒸汽巡洋舰51520400

高飞号蒸汽护卫舰21240250

巡洋号蒸汽炮舰1616560

魔术师号蒸汽炮舰16220400

纳罗姆号蒸汽炮舰6120180

鸬鹚号蒸汽炮舰898200

富利号明轮蒸汽炮舰8160515

科罗曼德尔号明轮蒸汽炮舰560150

负鼠号浅水蒸汽炮艇54880

阿尔及林号浅水蒸汽炮艇3

庇护号浅水蒸汽炮艇3

巴特勒号浅水蒸汽炮艇3

佛里斯特号浅水蒸汽炮艇3

鸻鸟号浅水蒸汽炮艇3

欧掠鸟号浅水蒸汽炮艇3

杰纽斯号浅水蒸汽炮艇3

茶隼号浅水蒸汽炮艇3

高贵号浅水蒸汽炮艇3

协助号蒸汽运兵船6118400

海斯坡号蒸汽供应舰554120

法国迪歇拉号蒸汽巡洋舰50

舰队诺尔札加拉号浅水蒸汽炮艇

为了对华报复，英、法联军于1860年三度北上，领军的公使再度易将，仍由额尔金与葛罗回任。英军方面除海军提督何伯之外，又增加了陆军提督葛兰忒(J. Hope Grant)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这次的规模更为庞大，仅英国即派步骑炮兵一万余名，海军战船70艘，运输船只143艘。法国则派陆军7000人，总计有18000人。举凡新式的阿模士庄大炮(new Armstrong guns)及新式的辎重车队(new military train)均全为出动[17]。分由烟台(法军)和大连(英军)出发，于大沽口之外会合。8月1日，英法两军在毫无抵抗之下登陆。14日陷唐沽，21日陷大沽，23日陷大津，10月13日占领北京。一路势如破竹，清政府只得完全屈服与之订立“北京续约”，而使侵略者饱获一切。此时北方大熊俄国则利用此一良机趁火打劫。除得到通商以及外交等特权外，且侵占中国黑龙江以东及以北的大片土地。比起英、法、美更形凶恶与狡诈。

五、“中国舰队”在“云南事件”交涉时期的作用

英法联军之役的同时，适以太平军之乱方殷，英法于战争结束后，最初尚保持中立，及于1860年间，从清政府方面获取许多利益，为确保其通商，乃转而对清廷加以支持。英国之“中国舰队”司令海军提督何伯为保护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贸易安全，乃决定与清军配合协同作战，长达年余之久。表面上看来，英国对华政策似乎有了转变，表现友好。实则其一切的作为乃在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不意，双方相安无事之后的数年，又因“云南事件”引发中英之间的轩然大波。

云南事件(Yunan Case)发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因为英国翻译员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在云南被杀，故又称为“马嘉理事件”(Margary Case)，此次为英国的探测队由缅入滇、英方原本即含有阴谋，故为云南当局所不欢迎，因而有此一不幸事件之发生。说来本是一椿地方个别事件，不难加以解决。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熟悉中国官场情形，加以想借机建功，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大，向中国政府进行敲诈勒索，虚声恫吓。并提出最后通碟，扬言如不答允所提条件，即将断绝两国邦交，下旗回国。而英国在华的海军“中国舰队”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力，随之推波助澜。

此时的“中国舰队”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Vice-Adm. A.G. Ryder)，从英国海军部所藏之档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瑞德尔在此次中英交涉期间所作的活动情形。他除了曾在英国公使馆内与威妥玛密商大计之外、并将其兵舰有计划地分布于中国各重要港口：天津：“克鲁夫勒号”(Groveler)，烟台：“吉斯瑞尔号”(Kestrel)，上海：“塔利莎号”(Thalia)及“哈尔奈特号”(Harnet)以及旗舰“警醒号”(Vigilent)，汉口：“蚊子号”(Mosquito)，厦门：“赫特号”(Hart)。[18]不过，瑞德尔与威妥玛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威妥玛为了向中国施压，认为兵力不足，拟向英国政府求援增兵。但瑞德尔却不以为然，认为以“中国舰队”现有兵力已经足够应付当前的环境。故当1876年8月21日烟台会议时，瑞德尔非特亲自陪送威妥玛从上海到烟台，且还令其部下兰布尔(Lambert)率领一支所谓的“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前往大连及牛庄，以为声援。[19]故当李鸿章将由天津出发前往烟台谈判时，一部份天津士绅乃出面请愿，要求李氏不要轻易前往，以免为英人挟持。李氏识破其计，不以为意，依然如期前往，并乘机参观英、德军舰，而与其它各国使节联欢，以示其不受要胁。[20]卒于是年9月13日与威妥玛达成协议，签订烟台条约。除允诺赔偿恤金200，000两外，并又增开重庆、芜湖、宣昌、温州、北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依据史家米契(A. Mickie)之见，以为从表面上看来，烟台协议的关键似乎系于停泊在数百里外大连的“中国舰队”之“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故“中国舰队”对于此一事件所发生的作用，仅在于为其外交的后盾，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21]此说的正确性如何，尚值得再加讨论。

六、“中国舰队”与其它国家海军之关系

(A) 与法国海军舰队的关系：英、法皆为西方海上的强权，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虽曾发生长期战争，但也曾因有相同的利益而结合为同一战线。如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4-1885)，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58-1860)。到了中法战争时期(1884-1885)，双方则因立场不同，而发生龃龉。法为侵占越南，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的陆上门户，同时还欲攻占中国沿海城市、迫使中国对之赔款。故除在越北用兵外，又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在台湾及福州之间大肆骚扰。而英国则因在华贸易额冠于他国，一旦中法发生大战，必然波及到其在中国沿江沿海的许多通商口岸，影响其侨民的安全与商业利益。故而乃借口中立，出动(中国舰队)，可以保护。

当1883年底中法谈判濒临破裂之时，英国政府即决定采取防范措施。宣布立场中立，并呼吁作战的双方均需维护英国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同时，又联合欧美各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由“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Vice-Adm. George， O. Willes)负责居中协詷(Concert)各方。经过外交途径联络的结果，德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政府都表赞同，愿意派遣其海军与英国合作，共同巡逻各通商口岸，保护侨民，维持中立。唯有日本与俄国曾经发生问题。日本虽欲出兵，但以中国当局对之有所顾虑，而表示反对。嗣以英国对华进行劝说，谓其行动仅限于上海作为护侨，中国方才应允。日本原拟派遣三艘战舰，后减为二艘，分别为：“Faso”及“Kan”，由Rear-Adm. M. JUNZO率领，此举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日本的海军已受到西方国家所承认，并居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其后(1902)日、英同盟一线远景，意义殊为重大。反观俄国则为不然虽曾接到英国所作的参加中立国之邀请，但以英、俄素有猜嫌，俄以顾及双方协调困难，以及中立国之间兵船分布等问题而加以婉拒。[22]

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A. A. P. Courbet)不宣而战，向我马尾海军攻击，因之发生“福州海战”，造成我军重大损失。次日，又炮击我福州船厂，中国乃被迫对法宣战，不久法亦对我宣战并转而攻击台湾。可是，英国此时并未严守中立，且仍不断地将煤、米、军火等物质接济法军，甚至中国向之抗议时，英使巴夏礼(Harry Parkes)犹以“中国未将宣战明文照会各国”为词，加以狡辩。适以此时英舰在闽江口又受到华军炮击，伤亡多人，引起意外的纠葛，(9月6日)英使乃向中国抗议，终以闽省愿意赔赠3500镑及500银元而结案。10月1日，法军攻陷基隆，10月2日，又炮击沪尾(淡水)，以刘铭传死守未能得逞。于是孤拔乃决定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至是英国方于10月26日以承认中法正式交战，而宣布禁止法舰在香港装煤修理。接着，又于次年1月29日密允英舰“威利号”为中国运兵援台。至3月8日，法国海军封锁广东北海，禁止米粮北上时，英国则又以“太平洋封锁”(Pacific Blackade)违反中立法，并以米粮不能视为战时之违禁品，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政府也对英提出反驳，认为法有封锁之权利。直到4月6日中、法在巴黎达成停战协议，英、法之间在华的磨擦方才落幕。[23]

(B) 英、俄在华海军之矛盾

俄国亦为海权大国自1856年即开始派舰南下活动，于英法联军时又乘机与之配合，水陆并进向中国谋取巨大利益，而其远东舰队之兵力亦颇为可观。英国因与俄国为夙敌，自克里米战争(1854-1856)以来，即不断地监视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各种活动，极力阻挡其势力的南下，并使其范围仅限于西太平洋之北部。不过，到了1886年时却因朝鲜巨文岛问题，双方又发生冲突。

巨文岛位于朝鲜西南部之济州岛附近，又名“汉弥尔敦港”(Port of Hamilton)，原为一个荒岛，并无战略价值，但以此时俄国拟向朝鲜发展，并拟租借永兴湾以为其海军基地，自然引起英国的关注，于是乃决定先发制人，而于1885年5月12日派遣“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Vice-Adm. V. Hamilton)将该岛正式占领，并要求朝鲜承认。朝鲜当即拒绝，向英提出抗议。俄国驻汉城总领事韦宝(Mr. Waeber)反应尤为激愤，除极力鼓励朝鲜政府反对外，并扬言如果朝鲜同意英占领该港，则俄亦将占领朝鲜另外领土，以作为抵制。一时几成僵局。嗣经李鸿章多方斡旋，从中调处，一方面劝告俄署使拉德仁(Ladygensky)，声明俄无意侵占巨文岛或其它朝鲜土地之意。一面要求英国自朝鲜撒兵，归还巨文岛。同时，并命丁汝昌及琅威理率领“定”、“镇”等六舰于访问海参威途中，经过永兴湾之元山、釜山进行实地查看。而“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亦以为该岛仅可作为中途加煤站，无法作为海军基地，更无法与俄之海参威相提并论。因而乃于1887年2月17日正式自巨文岛撒退，而使此一事件获得解决。[24]

七、“中国舰队”在华的活动

“中国舰队”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动范围，但与中国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在以保商护侨为借口，而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治海沿江自由进出大肆活动，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Treaty Ports)住扎，即未开放的港口，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前往勘查。从“中国舰队”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举凡各种商情、政情、军情等无不包括于其内。其中尤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动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诸如装备、教育、训练、人事、军港、炮台、船坞等各项军情均为涵盖于其中。有时且绘成详细地图，以说明其工程的进度，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暴露于英国人的监视之中，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

不过，平情而论，“中国舰队”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特别是北洋舰队。一则由于其主要干部大多曾留学英国，接受英式训练，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再者船只亦大半购自英国，而为英军所熟悉。特别是在琅威理(William M. Lang)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因为琅氏原即服务于“中国舰队”，曾经担任“吉斯瑞尔号”副舰长(Command of the Kestrel)，其后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来。1890年虽以“香港事件”迫使琅氏辞职，造成中英之间的不快，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情与协助。

“中国舰队”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曾于1886年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其司令哈密敦(Vice-Adm. V. Hamilton)亲率10艘军舰前往观礼。于5月20日至旅顺拜会醇亲王，隔日(5月22日)，又到烟台口外，联同法国水师提督理尧年(Adm. Rieunier)鸣放礼炮21响，向醇亲王致敬。接着又登“海宴号”晋谒，宾主相谈甚欢，并摄影留念。同日晚李鸿章亦偕善庆等登英国旗舰(H. M. S. Audacious)及法国旗舰(Turenne)回拜。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检阅时，“中国舰队”司令李查理(Willson Richards)亦曾前往参观、并对其海部作报告。[25]值得注意的是，当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尚曾邀访“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E. Fremantle)作三次长谈；第一次会见是在旅顺北洋舰队提督的旗舰“定远号”上，时为1894年5月14日。第二次是在大连，由李鸿章回拜，在“中国舰队”的旗舰 “Alacrity”号上，时为1894年5月17日。第三次在威海卫岸上，时为1894年5月21日。在这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曾一再地强调中英之间应为一“天然的同盟”(A natural allies)，希望与英国共同合作，甚至曾言如英国进攻海参威，他也可以命令中国的海军从旁协助。李鸿章于甲午前夕所发出此一讯息，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能拉笼英国对抗日本(或威慑日本)。可是事实证明，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国际间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其优先，而非单方的一厢情愿。[26]

结论

“中国舰队”是英国海权于世界戢略布局之一环，也是英国在远东海军力量的一个代表。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执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牛耳，二十世纪之初，则与后起的日本海军争霸，终则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为美国海军所取代。于今看来，虽然已成为明日之黄花，但从远东海权史上观之，则仍有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容加以忽视。

“中国舰队”的成立，与英国在远东殖民势力的扩张有关，亦与其在远东之国际贸易不可分，故知此一海上的武力，实为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商业利益，以及航运安全而设立，也是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工具。

“中国舰队”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南起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半岛，北抵海参威及白令海峡，东至日本的长崎及韩国的仁川，西至中国沿海各大口岸。但论其商业及外交利益，实以中国为中心，因为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最多，商业利益最大，外交特权最广(不平等条约)，战略地位最高。兼以其兵船可以纵棋于沿江沿海各口岸，自由进出，畅行无阻而无户庭之限，更使英国在中国居于重要地位，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产生大的影响。

“中国舰队”由于活动的范围过广，自1875年之后，曾经分为“南方支队”(South Division)及“北方支队”(North Division)二个部分。但此一分工，并未影响其人事的布局，而仍由舰队司令负责指挥，其司令一职例由副提督出任，但亦有为准提督所兼代者，由于远东地位的重要，曾有数字“中国舰队”司令，如凯古柏(Cooper Key)、哈密敦(Vice-Adm. V. Hamilton)、欧威尔(George， O. Willes)等晋升为英国海军部长。又“中国舰队”司令除军事外，有时亦兼负外交事务，如1854年“中国舰队”司令施泰麟(Vice-Adm. James Stirling)曾经率队前往日本，继美国舰队司令裴理(Commodore Perry)之后，与日本订约，并取得同样利益。1882年“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亦曾率舰前往朝鲜，签订英韩条约，取得通商的权利。

“中国舰队”在中国的活动最为频繁，对于中国海军之发展以及之建设最为关注，经常有详细之报告于其政府，从其海部所藏之“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即可发现大量此方面的资料。以其内容复杂，限于篇幅，拟于其后再以专文讨论，此处从略。不过，一般而论，其对中国海军的态度尚称友善，尤其在琅威埋出任北洋舰队总查时期，更是如此。由于英国对华的政策仅在谋求商业的利益，而无领土的野心，此点与日本及俄国大为不同，故其海军在华活动的目的，亦以护商保侨为侨为主要的目的。

在“中国舰队”中与中国海军相关之人士除琅威理(W. M. Lang)之外，其它尚有一人值得一提，是即为阿斯本(Sherard Osborn)，阿斯本原为“中国舰队”中 “Furious”兵舰之舰长。1858年，英法联军时曾载英使额尔金及译员李泰国(H. N. Lay)北上，攻陷大沽口。1862年，中国为了向英国购买兵舰，特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英休假的李泰国代办，李泰国因与阿斯本有旧，而聘之为“中英舰队”(The Anglo-Chinese Fleet)的轮船统领，率舰回华。不意，以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阿斯本愤而辞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购舰之事亦归于失败。[27]

附注

[1]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 Chinese pirates”， 1940 London pp2-4 10-17

[2]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 –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1978. Oxford pp267-268.

[3]Ibid， p.241.

[4]根据英海军部于1844年7月25日发给Rear-Admiral Sir Thomas Cochrane的训令： “East India Station， Limits from 25 July 1844: On the North by the shores of Asia， on the west by Africa， north of the Equator. Thence along the Equator to 66°E. Longitude， thence by 66°E. Longitude to Latitude 10°S.， thence by Latitude 10°S. to Longitude 75°E.， Thence by Longitude 75°E. to the Antarctic Circle. On the East by 170°W. Longitude， on the south by the Antarctic Circle， Adm 1/5543 ； Adm 2/1330. No.126.

[5]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Soci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1969 London p.47.

[6]如在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即采取招抚文策，而被清廷撤拏向。参看《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页14-15，嘉庆10年11月“庚申谕”，页36“丁巳谕”。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民国51年，台1版〉，页238-243，“嘉庆东南靖海记”。

[7]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 Chinese pirates” (1830-1869)， 1940， London， p.p.32， 108， 176；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Vol I. p.p.229-307， 1900 London； 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 –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p.p.268-275.

[8]关于鸦片战中英冲突情形，可以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125-167，民国5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刊。

[9]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 Chinese Pirates” (1830-1869) pp.20-22.

[10]参看“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s Herald)， May 28，1886. p.559.及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p.450。按“Audacious”与 “Iron Duckk”为姊妹舰铁甲战船，二舰分别为“中国舰队”之旗舰达十余年之久。

[11]“The Chinese Times” March 10th， 1888， p.149-150.

[12]Graham之前引书， p.294.

[13]Graham之前引书， p.302-320， 英美拟据台湾之事，可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256。

[14]参看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北京人民出版社，页66-67，所转引自1985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页200-201.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按因未注明各舰英、法原文，颇难一一查对，下表亦同。

[15]Graham之前引书， p.364，至于谓西马曾于1860年占领大连时，将大连命名为“Adams”；将旅顺命名为“Arthur”(见Encyclopedia Britannic， 1968)Vo1. 10 p.p.256-257，尚待查考。

[1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980，香港，页142。

[17]参看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页52， 59，注5。

[18] ADMI/IND 6391. Ryder to Admiralty. Nov.11， 1875。

[19]ADMI/6378 L 167 M/Aug1876. Ryder to Admirality. July 26， 1876. “Vigilant”号。

[2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7，页38-39，“烟台议结滇案折”。

[21]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2Vols， London， 1990， Vol2 p.267。

[22]英国外交部档案“Central Asia” No.5 (1885) State of Affairs in China， p.p.387-405。

[23]Ibid， p.p.450， 484， 487， 489-450。

[24]参看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015， Oconor to Sir. Of Reseburg， 1885； ADMI/6810. L334/66. Hamilton to Admirality， May5， 1886；李鸿章：《李文忠公集》(七)，(电稿)，页27-29。

[25]英国海军部档ADMI/7066. S123/1891 June 19. No.205 Parag 13。

[26]ADMI/7149. L77/1894 report of Interview with H.E. Li Hung Chang， Shanghai， 25 May 1894。

[27]1858年时，李泰国为额尔金手下之译员，二人曾同乘“Furious”号兵船北上(舰长为阿思本)，故李泰国与阿思本为旧识。此外，曾在福州船厂教习海军的英国教习德勒塞(Captain Tracey)亦为“中国舰队”出身，后且曾出任旗舰“铁公爵号”(Iron Duke)的舰长。 (作者：王家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