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早起床，我站在窗前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心中充满了希望。突然腰被人捅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儿子。“今天怎么自己起床了？”我问。

“爸，咋样？”儿子小声而可怜的问。

这一问把我给问懵了，一时间没转过弯来。我问：“啥咋样？”

“就是送我去学习班的事。”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睡着了吗？”

“我是假装睡着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孩子自己关心的事，连起床穿衣都不用人照看了。看来，孩子的事必须成为他自己的事，才是教育上上策。“你想知道？”我问。

“特想。”

“那——我来告诉你。”我故作神秘。

望着儿子屏气凝神的样子，我更加喜爱他了。

“你妈同意了。”我说。

“同意什么？是去，还是不去？”儿子急切地追问。

他那焦急的神色，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是，不去。”我说。

“万岁，万岁，妈妈万岁！”儿子叫喊着返身冲向了妈妈。望着他与妻子在床上嬉戏的背影，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电一样向全身流去，也看到自由对生命是何等的重要。越是幼小的生命，越是如此。

心情一好，看什么都顺眼。今天一进校园，平日歪歪扭扭的垂杨柳在我眼里变得婀娜起来；平时老实巴交的松树也被喇叭花打扮成青翠欲滴的美少女。生机昂然的景色让人心胸惬意而宽广，我不由伫足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此时妻子的手机响了，“刘老师有请。你儿子又‘立功’了。”待她打完电话不悦地说。

中学部与小学部只有一墙之隔，步行也就三五分钟。我寻思了一下，刚与儿子分开能出啥事就匆匆去了。

刘老师是儿子的班主任，四十多岁，她以要求学生严、考试成绩好而著称。实事求是地讲，她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教师。她穿着白色带花的上衣，乳黄色的裤子；乌黑的头发，不长不短，柔顺地梳向后面，关怀着她的脖子；刘老师身上没有佩戴什么装饰，但给人一种打扮得体的感觉。她中等个头，说话特别注重道理。因为后面总是跟随着所以，似乎是个无理不说话的人。刘老师话虽然说得保守但颇有感染力。这种自说自答的谈话方式，可以说是应试教育的教室里培养出来的经典之声。

刘老师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和刘老师曾打过照面，但面对面坐下来谈话还是第一次。一开场她麻利地为我搬过把椅子，“王老师，你家王喜乐身上的毛病太多了，上课做滑稽动作，怂恿同学，趁老师不在还敢在班里说话，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刚上学时我看他挺机灵指名让他当班长，可他根本管不住自己，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上个月我把他的班长给撤了；我又让他担当体育委员，他不但领不住队，自己还乱跑。你家王喜乐特别爱打闹，不管为什么只要教室里一乱哄总是有他。前两天我又把他的体育委员给撤了。今天叫你来这还不是主要的，王喜乐除考试成绩不好外，时常还有不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今天的作业又没完成。”

刘老师的话似一串串炮弹一样，让我感到儿子的问题比想像的要严重。她拿过作业给我看。原来儿子在作业中把简单的写了，把难的又留给了老师。

“这孩子写作业经常这样，且不改错，除非老师盯着。即使这样都不行，能少写就少写，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一点作用都没有。这孩子真是软硬不吃，必须地找个解决的办法。”

“孩子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心急地说。

“可不是。从小没有好习惯，长大就没好未来。没有好得一年级就没有好得二年级。所有的事情只有抓好基础才有成功的可能。”刘老师正说话的时候进来位送本子的学生，她说，“去，把王喜乐叫来。”她接着说，“我教了快三十年学，这种孩子还是第一次遇到，已往碰上调皮的孩子多批评几次就改好了。我对你家王喜乐所有的手段都用过了，就是没效果。”刘老师正说着，一声熟悉的“报告”声传了进来。

儿子一进办公室，一下子就发现了我，神色马上惊恐起来，他一只眼看着刘老师，一只眼不停地向我这边扫来。

“王喜乐，你昨天的语文作业咋没写？”刘老师问。

“写了呀！”

“王老师，你家王喜乐老是这样，死不认账。”刘老师一脸无奈地说，“王喜乐，你得作业本在你爸那，你给你爸说说你是怎么写的，不要让老师冤枉了你。”

儿子站在刘老师那边不动。刘老师起身把他推到了我这边。当儿子的目光与我相对时，我看到他那两只满眼泪水的眼晴里充满了无助与恐惧，似乎一场大难将要临头了。

“爸爸，我错了，我错了！”儿子好像气有些不够用急速地肯求说。

“王喜乐认错特积极，就是不改。”刘老师强有力的说。

听着刘老师的话，看着儿子的作业，我脑子“轰”的一声，火往上窜，真想狠狠教训一下儿子，但见他已哭成泪人，早上欢天喜地扑向妈妈怀里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世界在一小时内实现了一个轮回。我本能地抓过儿子的手，说：“喜乐，你没有把作业写完就交给了老师是一种欺骗行为，你不但欺骗了老师，还欺骗了爸爸妈妈和你自己。”

儿子哭得更伤心了。“爸、爸，我错了，我一定改。”他嘟囔着说。接着，我用衣服为他擦干眼泪，正言正气地说：“喜乐，比起原来你在退步。”

“爸爸，我一定改。”

此时早操铃响起，刘老师让儿子跑早操去了。“作业有问题并不是你家王喜乐一人，为了杜绝这种情况，今后我让家长为孩子的作业签字，以便检查学习情况，希望家长配合。”刘老师对我用一种命令似的口吻说。

“那肯定，那肯定。”我赶忙说。

上课铃响了，我们结束了谈话。我清醒地意识到儿子的学校生活已失去先机，面对分数，儿子一点优势也没有。他今后的一切，必将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现在最现实的是想怎样的办法能让儿子获得心理上的支持，为自我改变争取空间，并不是参与分数竞争和行为规范的遵守。因为他还那么小，根本没有那么快产生那种成人化的思维意识。

回到中学，妻子问我咋回事，我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情况。她生气地说：“也就是你脾气好。要是我，早就把他领回来了。”

“你可不能那样，他还是个孩子。”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