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日，王喜乐正式成为银川某中学初一新生，由于我们这里是“五?四”学制，而银川是“六?三”学制，有些事情处理起来还比较麻烦。

王喜乐所在的中学地处银川中心地带并与中山公园相邻，其人数是他原来学校人数的四倍之多约有三千多人。

入学的第一学期王喜乐成功入选了校篮球队，他自豪的说他们学校初一全年级一千多人只有他入选了校球篮球队，全队一共有十二人，初二年级有三人，8名初三的老队员。他们的球技十分好，球队在银川这所200多万人城市的初中学校，常年保持在前六名的水平。教练员主要看上了王喜乐投篮很不错，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一名投手。

初一这一年王喜乐的学习成绩在第十二班五十多名同学中处于第十五到第二十五间的水平，一切都在平稳中渡过。

2010年9月上旬，刚上初二的王喜乐从银川二姑家打电话回来说他当选学校学生会主席了，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因为学生会主席这一职务，在任何学校都是品学兼优者担任的。

十月“国庆节”放假，我与妻子一同去银川王喜乐的二姑家看望儿子并达谢任课老师。到了银川我问起他当选学生会主席是咋回事。

“初二一开学，学校有一个学生会各职位竞选演讲活动，我看那些学习前几名的同学都报了名，所以我也想试一试，于是就报了名。当时，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还讽刺我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让我心里很不服气。那几天，我看到从初三到初一，所有准备参加竞选的同学都在拚命背诵自己的演讲稿。”王喜乐说。

“那你是怎么做的。”我问。

“我看了看别人的东西，然后以学生会是学生、学校、老师间沟通的桥梁，是一个关乎好朋友间如何执行学校制度及和谐相处这一主题思想方向组织了我的稿子。不过，爸爸你知道我是怎样演讲的吗？”王喜乐说。

“咋演讲的？”我问。

“我是那些众多演讲学生中唯一脱稿演讲的学生。”儿子自豪的说。

“脱稿演讲！脱稿演讲对你们这么大的小娃娃来说难度太大了。”我说。

“那可不。当时我一上台，脑子一下子就大了，原本很清楚的东西一下子全忘了。不过我也没管什么，把脑子里能反应出来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大声说了出来，讲完了我也不知道自已讲了些啥，然后向台下黑压压人群深深的鞠了一躬，就灰灰溜溜的跑下台去，没想到一周后我还当选了。”

十一期间，我与妻子及二姑一同达谢老师们对王喜乐的照顾，席间各位老师说对王喜乐都有特别的好感，特别是政教主任十分诊重的说，第一王喜乐是学校五十多年历史上第一位从外地转学过来的学生会主席；第二王喜乐是他担任政教主任这些年来使用最顺手的学生，虽然学习不拔尖但篮球打的非常好，因为我也量一位篮球爱好者。

就这样，王喜乐的初二学生生活很快结束了，全年学习最好名次在班里最好达到过第十五名。这一年，王喜乐被学校推荐当选为银川市三好学生，班主任马老师说一个学习中等生，能被学校推荐成这一级别的“三好学生”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因为十二班学习每一名的学生才得了个校级三好学生的称号。

确实，一方面在老师的指导下王喜乐对学生会的工作组织的很不错，与此同时他的篮球打的更帅了。在吉兰泰的时候，学校就有不少的小粉丝，现在在更高水平的校队打球，粉丝也应更多了；另一方面从小到大王喜乐亲近自然，使得身上有一股天然的亲和感，与人与事相处，无论事情怎样其情绪不会波动太大，总能根据实际情况积极面对问题。

但任何美好的品性，一旦步入升学分数之争，就变的什么也不是了。

2011年9月，王喜乐开始了初三的学习生活，这阶段班里的一切明显是为能考上银川高中的同学服务，像王喜乐这类400分级水平的学生基本被学校游离于竞争之外。此时，我们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对一校外辅导上，大人与孩子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年后，到2012年7月，这种宣传的神乎奇神的“一对一”重点辅导，并没有给王喜乐的中考带来要质的改变，还在400分级晃悠。

王喜乐中考失败了。当年在银川只有585以上才有高中可上。想想我们吉盐场中学的高中分数线只有300级水平，我一下子感到在弱势环境长大的王喜乐，可能终身不会在这种极高强度的学习竞争中取得什么优势。

面对中考失败，妻子对儿子很是生气，她从数落开始发展到用在“一对一”中花了多少钱来责怪王喜乐。而王喜乐则把自已反锁在里屋里并失声痛哭。

我看妻子用花了多少钱来责怪孩子的中考分数就马上出面制至了她，然后用激励性的语言鼓励王喜乐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让母子俩都面对现实。因为责怪吵闹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可能制造出意想不到的灾难。

离奇的高中分数线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寻找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银川这几年人口从100万迅速攀升到215万，可高中学校只增加了一所。

人口增加了115万，高中才增加一所，显然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治国的政治问题。因为人接受通识教育的时间越长，长大成人后犯罪的概率也就越小，看来我们经济发展中的服务方向是有点问题的，但问题的本质在哪呢？它只是个学校数量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