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简介

明思宗[1]朱由检（1611－1644），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刘氏。崇祯为朱常洛第五子。同时也是最为勤勉，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

“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朱由检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明光宗朱常洛生有七子然活着长大的只有朱由检和其兄长朱由校），16岁的崇祯继承帝位。此时明帝国因为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在诛灭魏忠贤势力的同时，也促使明末庞大的文官势力更加膨胀。

十六岁登基的崇祯执政时，明朝处于内乱、外患、地方势力割据、庞大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整个明帝国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崇祯勤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明末庞大的文官集团抗争，十七年来用尽心力意图复兴明室，最终城破自缢。

要正确认识崇祯，必须要了解他执政时期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其第一为明末的文官集团，其二为崛起的满清，其三为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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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表

1611年：崇祯出生，他的生日在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也有人误为1610年。实际上按照阳历，已经是1611年。

1614年：崇祯地母亲去世。

1620年：父亲病逝

1622年：被封为信王

1627年：兄长天启帝病逝。即位为帝。

1628年：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全国性大灾荒。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1629年：三月。定立魏党“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别惩处。

五月，以徐光启主持用“西法”修定历书，至崇祯8年修成《崇祯历书》137卷。

1630年，崇祯三年永平四城失守，畿辅震动，诏天下勤王，各方将领自保不暇，逗留不前，独秦良玉慷慨誓众，率翼明捐资济饷、裹粮率师；袁崇焕昼夜兼程，驰援京师，并收复永平四城。后崇祯将袁崇焕下狱并处死。

1630年：春，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对农民军剿抚并用，部分农民军流动至山西。

十二月，加派“辽饷”153万余两，合原加派“辽饷”共计680万余两。

1631年：正月，赈济陕西灾民，定议对农民军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1633年：农民军大批度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区。

1634年：正月，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主持围剿河南、陕西等处农民军。

1635年：正月，农民军克凤阳，掘皇陵。明廷调集各省精兵7万余在中原进行会剿。

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

十月，下罪己诏。

1636年：秋，张献忠、罗汝才部进入四川，攻克大批州、县。

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复振，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

1642年：新年，揖拜阁臣，再图振兴。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继破，洪承畴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围开封。

七月，皇贵妃田氏病故。

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尽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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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境遇

崇祯即位之初，这个16岁的少年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贤。民间欢呼不已，称颂他为“圣人出”（《五人墓碑记》），然而明朝庞大的文臣集团对君权的限制，使这个末代帝王无能为力。他的一生在不断的为了国家奋斗，也在不断的与文臣集团对抗挣扎。

据有的史学家分析，崇祯是我国最勤政的皇帝，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到2小时。又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

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朝乾夕惕。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满清，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满清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却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满清入侵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反清复明的声音在民间仍然没有停止消亡过，文字狱的大背景下，乾隆御用文人放出明朝杀袁崇焕是崇祯中了反间计的谣言，影响极广，真正的事实如何，尚未有定论。

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曾这样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

《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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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太子之谜

皇太子生死之谜

与明朝国祚休戚相关，皇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的下落，成为明清鼎革之际引人注目的焦点。在兵荒马乱的改朝换代之际，缺乏顺畅的信息来源，关于太子等三人的下落，都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被野史记录下来，矛盾和歧异是在所难免的。以下是笔者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一些传闻，未必一定是信史。

却说亲信太监接受崇祯皇帝嘱托，藏匿了太子等三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发布悬赏令，寻找这三个重要人物的下落。太监见利忘义，为重赏所利诱，很快交出了这三个人，邀功请赏。李自成鉴于他们还未成年，没有处死他们。太子乘机向李自成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不可惊动祖宗陵寝；第二，迅速安葬父皇、母后；第三，不可杀害百姓。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推断，李自成似乎接受了这些建议。

李自成出征山海关兵败后，把太子等三人，交给了吴三桂。多尔衮命令吴三桂不得进入北京，向西追击李自成，吴三桂不得不把太子等送到太监高起潜处暂时落脚。

随着政权的迅速更迭，兵荒马乱之中，太子等三人便不知下落了。野史传闻多种多样，有的说，他们后来到了外公周奎家中，还和长平公主见过一面，大家抱头痛哭。皇亲周奎害怕引来祸水，把他们逐出家门，被巡逻的士兵逮捕。有关部门以为这是假冒的，刑部主事钱凤来奉命审问这三个假冒太子的犯人，非常顶真，叫来太监辨认，都说是真太子；又把他们送入宫中，考察他们对宫廷的熟悉情况，都对答如流。另一些投靠清朝的前明官员为了避免麻烦，极力证明太子是假的。一时间众说纷纭，真假莫辨。

摄政王多尔衮的态度很明确，不必继续争论，真假都无妨。随后处死了主张太子是真的官员，又在次年四月初四，公开布告天下，说太子是假的，然后把他们秘密处死。从清朝的立场考虑，这当然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他们不愿意承认前明的太子，果断处死，是为了避免改朝换代之际引起民心动摇，以及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被处死的太子究竟是真是假？还很难说。因为后来太子在南方出现了，引起了南明政坛的极大震动。皇太子生死之谜，愈来愈复杂。南明当局非常不欢迎这个太子，宣称是假的。

南明小朝廷既然打着继承明朝正统的旗号，理应欢迎太子的出现，为何千方百计要证明他是假的，似乎令人费解。

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关键是权力的争夺，或者说是权力的归属问题。福王朱由崧已经登上皇帝宝座，把明年改为弘光元年，崇祯皇帝的嫡亲太子出现，势必威胁到朱由崧的帝位，引起权力再分配的一系列问题。

他登上皇位不久，就考虑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制造舆论，证实太子已经死亡。消息的直接炮制者就是淮扬巡按御史王燮。据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说，这是掌握南明小朝廷实权的内阁大学士马士英密谋策划的。由于南京的南明政权建立之初，人心都希望先帝的血脉——太子继位，马士英密令王燮假造太子已死的消息，断绝人们的希望。他已经把朱由崧捧上皇帝宝座，由自己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当然不愿意太子真的出现，打乱现有的政治格局，所以很快给朱由检追加谥号为“烈皇帝”，庙号为“思宗”，与此同时，追加太子的谥号为“献愍”，永王的谥号为“悼”，定王的谥号为“哀”，正式宣布他们已经死亡，杜绝了太子再度出现的可能性。

然而，太子还是出现了。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太子从金华抵达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这是当权者忌讳的话题，故而正史语焉不详，只有野史有所涉猎，比方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计六奇《明季南略》、顾炎武《圣安本纪》、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等。把他们的叙述加以综合，来龙去脉大致是以下描述的样子。

慑于多尔衮的命令，吴三桂不得进京，他在途中释放太子，在皇姑寺把他交给太监高起潜。高起潜和太子前往天津，由海路抵达扬州。他发现南明当局并不欢迎太子的出现，想杀死了事。他的儿子高梦箕（原任鸿胪寺少卿）极力反对，挟带太子渡江，辗转来到苏州、杭州。当时正好是元宵佳节，太子不堪旅途劳顿，在街上观灯时浩然长叹，被路人发现了身份。高梦箕害怕太子身份暴露会连累自己，便向马士英告密。马士英派太监李继周前往杭州跟踪，太子已到金华。李继周赶到金华，在观音寺中见到了太子。李继周原先在宫中当差，见过太子，有些面熟，下跪叩头。太子说：我认得你，姓名记不起了。李继周告诉他，奉新皇帝旨意，迎接小爷进京（南京）。

三月初一，李继周护送太子来到南京，首先报告马士英，然后报告弘光帝。弘光帝一面把太子安排在兴善寺暂住，一面派遣从北京南下的太监暗中察看真伪。不料两位太监一见太子，就抱头痛哭，见他衣服单薄，脱下衣服给他穿上。弘光帝听说后大为光火，说道：真假还没有搞清，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即使是真的，让位与否，还要我点头，这厮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立即下令把两个太监处死，知道内幕的李继周也被毒死。

这种杀人灭口的做法，反映了弘光帝对太子到来的心虚，因为牵涉到“让位与否”的问题。他暗示臣下，不得轻率承认太子的身份。这就为太子事件定下了基调。此后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点而展开的。

朱由崧派遣原先的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前往探察虚实。卢九德知道皇帝的心意，见了太子不敢表明态度。

太子大声喝道：卢九德，你为何不叩头？

卢九德嘴上不承认，腿却软了下来，下意识地叩头，口中轻轻地说：奴才无礼。

太子接着说：多日不见，肥胖成这样，可见在南京享受了。

卢九德不敢分辩，叩头说：小爷保重。说罢，立即告辞。他对在场的人自我表白：我没有服侍过太子，太子为何这样说？看来有些相象，却认不准。

得到卢九德的报告，弘光帝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禁止文武官员谒见太子。随后把他转移到锦衣卫都督冯可宗的官邸，秘密拘禁。他和马士英商量对策，马士英极力主张太子是假冒的，有三个疑点：第一，太子脱离虎口，应当直奔南京，为何前往杭州？第二，听说太子为人凝重，很少言语，此人能言善辩；第三，日前左懋第从北京写来密信，说北京也有一个假太子。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向弘光帝献计：派卢九德等太监和曾经为太子讲课的官员，盘问他关于先帝、永王、定王的生辰，以及宫中制度，所学功课，如果露出破绽，立即公开处决，以正视听。如果是真的，可以让他住进宫内，但不要让他出头露面，惑乱人心。

在这些人准备辨别真伪之前，弘光帝召见他们，先定下调子：太监审视后报告，都说面貌不对，语言闪烁。言外之意，这个太子是假的。因此一干人等审视的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他们在向皇帝汇报时，异口同声地说，太子根本不认识这些官员，回答也文不对题。在场的大学士王铎大声喊道：是假的！结论得出来了，弘光帝喜形于色，嘉奖道：由此可见各位忠诚大节。

于是乎，太子被押入监狱。官方正式宣布：太子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假冒的。

于是乎，对假冒太子的王之明进行会审。会审之前，弘光帝亲自召见会审官员，向他们交代：如果太子是真的，朕的地位怎么安排？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意思是会审结果必须证明他是假的。因此所谓会审，便成了一场提线木偶的表演。

三月初六，第一次会审。官员们故意出一些难题，如指认紫禁城地图，背诵讲课内容等。太子不耐烦地说：你们以为假就假，我原本不打算与皇伯（按：指弘光帝）争夺帝位。

三月初八，第二次会审。官员们指证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太子说：你们不承认也就罢了，何必为我更改姓名？又说，是李继周拿了皇伯的手谕来找我，不是我自己要来的。驳得审问官哑口无言。大学士王铎见情况不妙，赶紧下结论：千假万假总是一假，不必再审。

刑部尚书高倬、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匆匆草拟了一份审讯结论，这样写道：据王之明供认，此人十八岁，保定府高阳县人，买一头驴，与仆人出走，受人威胁利诱，假冒皇太子。

都察院随即在大街上张贴布告——“王之明假冒太子”。

如此荒唐的结论一公布，舆论顿时哗然。

江北四总兵之一、靖南侯黄得功首先发难，在奏疏中声称，太子未必假冒，先帝之子就是陛下之子，怎么可以不明不白就关进监狱？大臣中谄媚的人多，敢讲真话的人少，即使明白认识，谁敢出头证实而招来灾祸？他还警告，如果恣意妄为，本镇将带兵赶到南京，处死那些说假话的人。

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容易愚弄，他们对于马士英之流把朝政搞得**不堪，早已不满，养成了一种逆反心理——马士英以为“假”，舆论愈加以为“真”。

对马士英专擅朝政心怀不满的实力派将领、宁南侯左良玉，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满朝大臣只知逢迎君主，不顾大体。李自成尚且能够善待太子，不敢加害，为何一家人反而视为仇敌？他以此为借口，发兵从武昌沿江而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矛头直指马士英，声称“奉太子密诏”前往解救。

这一下，事态闹得不可收拾。湖广巡抚何腾蛟、九江总督袁继咸，公开声讨马士英。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希望皇帝妥善处理太子事件，平息事态。

正当南明各派势力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清朝军队大举南下，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五日半夜，弘光帝在太监、卫兵簇拥下，逃出通济门，前往皖南的太平府避难；马士英也仓皇逃离南京。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犹如昙花一现。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十五日清朝的豫王多铎率领军队进入南京，向投降的官员询问太子的下落。有人告诉他，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多铎不以为然地说：逃难的人自然改姓换名，如果说“姓朱”，你们早就杀了。有人说太子自己并不承认是王之明，是马士英之流强加的。多铎大笑说：奸臣，奸臣！

十天后，朱由崧被捕，押解回南京，多铎问他：先帝遗下太子，从远方逃难而来，你既不让位，又要多方加害于他，这是为什么？朱由崧始终一言不发。在旁边的太子不解地问：皇伯用手谕把我召来，不但不认，还更改我的姓名，施加刑罚，难道是奸臣干的，你不知道？朱由崧支支吾吾，汗流浃背。

据说，几个月以后，多铎回京，带着太子、朱由崧同行，在北京被清朝当局处死。清朝方面的行动，使得真假太子之谜蒙上了又一层政治色彩，更加难以辨别了。

明清鼎革之际，北京和南京先后出现的太子，究竟哪个是真的，似乎难以判定。明清史权威孟森《明烈皇帝殉国后纪》以为，北京所杀的太子是真的，南京的太子是假的。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当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赞同吴伟业《鹿樵纪闻》中的观点，以为东林、复社人士故意和马士英唱对台戏，主张王之明就是真太子朱慈烺。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太子朱慈烺下落明了以后，他的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照不知所终，引起了反清复明人士的浓厚兴趣，终于酿成了绵延数十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

朱三太子的最初出现是在顺治八年（1651），有人告发，前明崇祯皇帝的三皇子藏匿于民间。

朱三太子的再次出现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北京有人自称是朱三太子，还建立了政权。

真正引起清朝当局重视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反清复明”的一念和尚聚众起事，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号。次年，一念和尚、朱三太子先后被凌迟处死。

孟森以为朱三太子是朱慈照，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微乎其微。因为崇祯十七年时他十岁，到康熙四十六年时，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翁，如何能够和一念和尚四处奔波？

看来，所谓“朱三太子”极可能是民间假托的一个偶像。因为这个“朱三太子”处死以后，又冒出一个“朱三太子”。那是康熙六十年（1721）在台湾起兵造反的朱一贵之子，自称是朱三太子。

所以，雍正皇帝也明白“朱三太子”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地奸徒造反，动辄用朱三太子的名义，如一念和尚、朱一贵。

看来“朱三太子”确实是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符号而已。

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皇太子生死之谜的一个环节，给历史增添了不少扑朔迷离的色彩，更显出它诱人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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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次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掘朱元璋祖辈之明皇陵并焚毁之，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朝廷匆忙调集各省精兵八万余人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八月，洪承畴负责督剿西北，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剿灭农民暴luan军之战事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

诏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过，淬励将来，上下交修，用回天意，总督总理，遍告行间，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约联络，合围大举，直捣中坚，力歼劲寇……。”对于一向十分孤傲自负的崇祯帝而言，能下这样一份措辞深切自责的“罪己诏”，实属不得已之举。假如再联想到他即位之初的中兴之梦和踌躇满志，则更体会到崇祯亲自御笔撰写此诏书时的痛苦而矛盾的复杂心境溢于言表，可谓危局使然之，实出于亡羊补牢之忧患。

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头脑十分清醒，可是又无可奈，山高皇帝远，朝廷中枢对于基层吏治的**也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尔！为此，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详见《明季北略》卷十三）

崇祯皇帝的第三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五年）

崇祯十五年（1642）新年伊始，崇祯帝在奏对朝臣时格外谦卑地揖拜阁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齐心协力、再图振兴国事之举。正月，在崇祯帝的默许下，朝廷派马绍愉为特使，同关外清庭进行谈判，以期减缓明朝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二月，闯王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辽蓟总督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归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帝悲痛欲绝、日不思饮、夜不成寐、痛不欲生。八月，对清庭议和机密被朝臣泄露，朝廷舆论大哗，迂腐言官大肆抨击，崇祯帝恼羞成怒，情急之下，竟将无意泄漏国家机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问斩，明清之间的和谈彻底破灭。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酿成明末巨大人道灾难，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郏县击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俘获人口三十余万人丁，杀害官吏数百人。闰十一月辛丑，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诏曰：“……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寇以赎罪戾……”云云。

崇祯皇帝的第四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六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闯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哗变。四月，清军进犯出塞。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张献忠残忍地打入囚笼沉入长江溺死），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随后，内阁首辅周延儒被罢官。六月，崇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悲愤地向天下官绅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

崇祯皇帝的第五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李自成随即分兵两路剑锋指向北京进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帝隆重地在平台为即将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举行“遣将礼”。不料，风云突变，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写道：“……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托付之重……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难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驺挽栗，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磐，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处，疫蔓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前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驭失宜……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紧接着，崇祯帝又在罪己诏之外痛心疾首地写下了下列文字，同样令人读罢之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痛心之感：“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云云。崇祯言辞是够沉痛中恳，也真正有负疚忏悔的诚心，奈何天下糜烂、敌军压境、军心涣散、大势已溃，一切为时晚矣。

崇祯皇帝的第六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临终遗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打精神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后，崇祯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灿、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帝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崇祯帝的临终遗诏这样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公元1644甲申年的3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每逢此日，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往事如烟，至今已三百六十二年矣，后世人当凭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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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那不定，遂误国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1]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於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评价思宗说：「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後，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满清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流贼传》中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编纂的《明史》依旧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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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家庭

後妃

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明亡之际依思宗命自尽而死。清顺治帝，諡周后曰庄烈愍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名曰思陵。

贵妃袁氏，1644年明朝亡国之际，依思宗命自谥却未死，清朝入关後因其为明思宗最後的遗孀，得到清廷之哀怜与尊重，并由清廷赡养其终身。

恭淑贵妃田秀英，1643年病死。諡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葬昌平天寿山，即思陵也。

顺妃王氏，原为选侍，生长平公主後病死，追封为顺妃。

兄弟

熹宗朱由校

简怀王朱由-

齐思王朱由楫

怀惠王朱由模

湘怀王朱由栩

惠昭王朱由橏

子女

子

献愍太子朱慈烺，母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李自成封为宋王，李败退时不知所终。

怀隐王朱慈烜，母庄烈愍皇后周氏，早殇。

定哀王朱慈炯，母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不知所终。

永悼王朱慈炤，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1644年不知所终。

悼灵王朱慈焕（1633年—1708年），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明思宗第五子，康熙四十七年被捕，後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罪名遭处死。

悼怀王，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二岁殇。

(无名)，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三岁殇。

女

坤仪公主（名不详），母庄烈愍皇后周氏，早夭。

长平公主朱徽娖（1629－1645），王顺妃所出，由周皇后抚养（《明史》称为周皇后所出，但同年周皇后生朱慈炯，盖误），驸马周显，1645年病逝。

昭仁公主（名不详）（1639－1644），1644年被思宗杀死。

馀三女皆早逝，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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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之谜

“南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朱由检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朱由检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安乐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快捷键:←)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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