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卷大地，人民公社社员则如农奴一般，为公社服牛马苦役。奉贤干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实行“全民专政”，无论男女老幼，略有不如其愿，**送进“劳改队”，儿童则关进“儿童集训班”。

奉贤县委把农村中的不满情绪，看作是富裕中农代表的一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潮，是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势力，必须坚决打击。所谓富裕中农思潮的典型言论和行动有以下表现：例如，有一个富裕中农，听到要办人民公社，就告诉其他富裕中农：“要办人民公社了，物件充公”。于是卖家具，杀猪宰羊，人心惶惶。

有的富裕中农在办公共食堂时，不愿把家里的粮食充公交给食堂，东藏西藏。有的人不愿意吃食堂，说：“公共食堂象喂猪的”，“吃又吃不饱，活又太重了”。

在组织集体生活，集体居住时，有的人在搬家前杀鸡宰羊，大吃大喝，并说：“现在杀两只吃，以后恐怕杀不成，吃不成了”。

其实这不过是农民的心里话，但奉贤县委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坚决打击。要动群众，大鸣大放，惩办富裕农民及地、富、反、坏分子。惩办那些牢骚、讲怪话，对“三面红旗”不满的坏分子，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积极性，实现农业大跃进。

1958年1o月，奉贤县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在农村，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广大贫下中农要坚决向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农村资本主义开展斗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决定，全县要动群众，开展对富裕中农辩论、斗争的运动。

大会由县委书记王文忠主持，撤职、斗争了一批“右倾保守”、“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在会上强调，干部撤职以后，“如何安排由社党委自己考虑，也可以去劳动改造”。一时造成完不成任务、放不出“卫星”的“右倾保守”干部一律撤职送劳改的风气。干部怕送劳改队，必然不顾一切加强迫害群众。

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基础上，奉贤县委大力推动起第“四化”，即“专政劳改化”。它成为公社化的强大支柱，成为干部们推动工作的有力手段。

1958年4月，江苏省公安厅下达了《关于举办‘集训’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不满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流氓进行集训式劳动改造。经县委批准，奉贤县公安局在南桥乡江海合作社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劳改队”，命名为“跃进队”，后改名为“劳改队”。各社送来一批所谓地、富、反、坏分子，集训劳改。县公安局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举办“劳改队”、“劳教队”。

8月，公安部通过并下《公安工作的一些问题（草案）》。《草案》提出：集训是公安工作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可以多快好省地解决对敌斗争和社会改造中的若干问题，在农村和城市都可以兼用。集训对象主要是流窜犯和地、富、反、坏分子，也可以用来改造二流子懒汉。

8月上旬，经奉贤县委书记处讨论决定，全县城乡要掀起“集训”**，各人民公社，各管理区要普遍开展集训工作，设立集训队。很快，全县建立起集训队、劳改队17o多个。一时间，社社设立劳改队，各管理区争相成立集训队。

集训队、劳改队不但“劳动改造”所谓地、富、反、坏分子，从家乡逃难外出当作“流窜犯”的农民群众，改造所谓“二流子懒汉”，即因各种情况完不成任务的社员群众，以及被干部认为牢骚，思想不满，或被干部看不顺眼的社员，就连完不成任务的“白旗”干部，“思想右倾保守”的干部，通通都被送劳改。

起初，“劳改队”关进去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地、富、反、坏分子和流氓分子。随着大办“劳改队”风起，劳改对象急剧扩大，一些基本守法的富裕中农、部分被撤职的干部，甚至连一些完不成任务，或者是抗拒干部的贫下中农社员，以及干部看着不顺心的社员，都被纷纷送进“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据县委在整风运动时检讨说：“当时，许多领导把送劳改当成主要工作手段，大路小道。捆绑送劳改的不绝于途。”

公社化后，县委决定对干部要加强工作力度，批斗不够压力，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劳改。

8月4日，奉贤县委组成437人的生产检查团，由县委负责人和省委、地委6名干部带队，对全县农业生产进行分片大检查，至8日结束。胡桥乡曙光中心社青年队有11块水稻田和棉花地评为三类苗田，被插上“白旗”。该社当夜就出动全社主要劳力，“开夜工，闹通宵，赶制土化肥，消灭三类苗”。声称一定要实现粮食亩产过五千，棉花亩产双百。结果该社干部还是挨了批判和处分。

8月下旬，县委又组织了77365人，由县委负责人会同省委、地委派来的干部15人，在全县进行了“对秋熟作物全面检查鉴定”。“插红旗，拔白旗”，全县掀起了定跃进措施，报高产指标的“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狂潮。凡指标不理想的，一律“插白旗”，批斗、撤职、送劳改。

1o月，奉贤县委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决定将撤职干部送“劳改队”劳动改造。会议以后，县委还布置各公社进一步排队，对所谓“工作消极对抗”、“思想右倾保守”、“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都准备撤职查办。恰好此时江苏苏州专区公安处要求加强展组织各地的“劳改队”。经县委同意，奉贤县公安局召开各公社公安员会议，强令各公社的每个营，都要成立一个“劳改连”。

因而，一场全局性的悲剧逐渐形成。各个公社迅成立“劳改队”，一些原已办起“集训班”的营纷纷扩办起“劳改队”。一个大办“劳改队”的浪潮迅席卷奉贤。“送劳改”成为县、社、营、队干部推动大跃进、“争上游”、“放卫星”，以及干部惩罚群众的法宝。

“劳改队”的主要“改造手段”，一是体罚，二是强度劳动任务，三是对继续改造不好的实行饿饭，监禁，毒打。

1o月下旬，泰日公社党委根据县委指示，要求各营组织“劳改队”。公社党委副书记到三营布置落实组织“劳改队”工作时规定：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社会可疑分子、手脚不干净的小偷、被撤职的干部、生产不积极的懒汉，均可作为劳改对象，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他还定下指标，要求每连必须送2——3人，最多不过5人，但不能不送人。他还同意在押送劳改分子去“劳改队”时，绳捆索绑。

泰日公社党委书记还以“不服从领导”、“右倾保守”等罪名，将光辉公社的一个身为江苏省党代表、省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而放高产卫星不力的支部书记斗争、撤职，然后送公社办的“劳改队”劳动教养。

该公社党委副书记带检查团深夜到二营四连检查生产。因社员姚某等5人（均属所谓富裕中农、地、富、反分子）当晚开夜工时提前收工睡觉，正好撞上了。副书记立即勒令未开夜工的群众起床紧急集合，他指挥检查团的干部将姚某等5人紧紧捆起来，要他们坦白罪行，然后宣布将他们捆送一营“劳改队”。其中，富裕中农王某在“劳改队”中因强迫劳动过度，劳累死亡。

新寺公社一营干部，在深翻土地运动中，强迫该营“劳改队”成员每人每天深翻土地一亩一分，约合15o立方米土。并规定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不准休息。不仅如此，干部还对“劳改”对象施以种种刑罚。有人被吊打致死，有人活活累死。据当时调查，该营在7个月中，先后有9o人被送入“劳改队”，遭受捆绑、吊打、关禁闭的有25人，造成死亡1o人（其中吊打后死亡4人，自杀3人）。

对死者，该营干部认为：“这些家伙自己要死的，不愿改造死了算，少麻烦了。”奉城公社共斗争富裕中农424人，其中有贫下中农395人，占被斗争人数的93%。富裕中农因被斗而自杀死亡2人。

后据**上海市委工作组奉命复查，奉贤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o2人，其中死于“劳改”、“集训”的23人（打死7人，自杀16人）；全县被送入“劳改队”进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共有57oo多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o余人。

据奉城公社调查，在死难者中，贫农占5o.8%，中农占41.5%，地、富占7.7%。据对泰日公社两个“劳改队”1o6人的调查，属完不成高额任务而扣上“生产不积极”罪名，因饥饿难耐偷了庄稼吃而扣上“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甚至“吃饭抢先”也被治罪送劳改的即占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