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娘子和小青扮作女记者，走村串户，进行采访调查，决心把奉贤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白娘子和小青的采访调查行动，早有人报告了奉贤县委主要负责人，说现两名女记者，如此这般、形迹可疑。县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把公安局长呼来，当面指示：“据反映，有两个自称是记者的女人，走乡串户搜集攻击污蔑‘三面红旗’的材料，很可能是潜伏特务在组织、煽动反革命暴乱！你要亲自带领精干警力把她们抓捕归案，严加审讯，及时向我汇报。”

公安局长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得力公安干警，下乡抓捕“潜伏特务”。在一个村庄他们遇到了白娘子和小青。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出示证件！”局长表情严肃，口气蛮横。干警们把她俩围了起来。

“我们是某报记者，这是记者证，请您查验。”白娘子和小青从容不迫，把记者证递过去。——当然，这记者证是假的，但是和真的一模一样。

公安局长接过记者证来粗略地一看，厉声说：“这记者证是伪造的！把她俩铐起来，带回局里！”

难道局长是火眼金睛，一眼就辨出了记者证的真伪？不是的，局长根本就没有仔细看。他是不管真假，先按县委领导的意见，把“潜伏特务”先抓起来再说。

几个干警拿出手铐扑向白娘子和小青，不料刚一近身，就受到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的撞击，他们像足球一样被撞到5米开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局长一看，懵了：这是咋回事？难道她俩身怀绝顶武功？有什么武功也不会刀枪不入，我要用枪击伤她俩，她俩再闹就击毙！这些想法一闪而过，他立即掏出手枪，喝道：“你们敢拒捕，老子击毙你！”对准白娘子的大腿扣动扳机。不料，子弹却在白娘子身旁拐了弯，打在了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一名干警的大腿上，那个干警“啊呀”一声，又摔倒在地。

这时候局长真的慌了，他招呼刚刚爬起来的干警们：“我们走！”说着就要上警车。

小青说：“慢走，我送你一程。”说吧，对着局长吹一口气，只见就地卷起一股旋风，把局长裹住旋到空中，局长吓得大喊“饶命！”转瞬间，局长就没有了踪影。吓得几个干警汗流浃背，跪下磕头如捣蒜，哆嗦着喊：“饶，饶命！饶，饶命！”

小青喝道：“你们走吧！你们的头头已经到了县城，正躺在医院里。”

1958年11月，奉贤等7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白娘子和小青把调查采访的材料交给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和市农委在接管和检查工作时，也现了奉贤县生的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大量惨案的问题。**上海市委对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高度重视，市委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该案调查工作，奉贤县干部违法乱纪事件，被定论为“奉贤惨案”。

当奉贤惨案的问题开始暴露后，奉贤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极力阻挠市委工作组的调查工作，有计划地封锁消息，还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工作组是去“找岔子”，整他们的。甚至布置一些有问题的人员，包围市委工作组，用种种非组织手段，进行抗拒。

为迅查清案件，**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请示。**中央决定由中央监察部负责处理此案。**上海市委专门派出实力强大的工作组到奉贤调查。工作组负责及时将调查情况直接向市委主要负责人汇报。

1959年4月24日晚，**上海市委在奉贤县召开全县广播报大会，组织全县广播，群众收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广播大会上宣布了“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会上，市委通报了奉贤县部分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活动的情况，宣布调整和改组奉贤县委和有关组织，并宣布将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撤职查办。

1959年4月，市委成立了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集训班，对奉贤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的涉及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和处理。与此同时，调整和整顿了基层党委组织，并对受害群众进行了抚恤和救济，对以前受打击迫害人员，分别做出结论，恢复名誉。

消息传出，全县城乡一片欢腾，人心振奋，广大群众竟然按捺不住激动情绪，当场高呼起：“**万岁！**万岁！”并说：“这是重见天日，第二次解放。”人们对县委书记王文忠、李少峰等人，恨之入骨，说：“他们一手遮天，一手霸地，如果让他们再蹲下去，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

对奉贤案件作的结论为：“奉贤的错误，实际上是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互相作用的结果。”王文忠被定性为政治品质恶劣，“蜕化变质、严重违法犯罪”，经上海市委批准，196o年3月，市监委将其开除出党，撤消其县委书记职务。同时，开除李少峰党籍，撤消县委副书记职务。1961年3月，上海市市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王文忠、李少峰二人有期徒刑2年。

经奉贤县委决定，市委批准，1959年12月，将宫茂敏定为品质极端恶劣的违法乱纪分子开除出党，196o年3月，将戴纪群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戴还被定为“伪装混入党内的中统特务分子”，196o年11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以“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和“反革命罪”判处宫茂敏、戴纪群二人死刑，11月3日在奉贤县招开万人大会，宣判后二人被枪决。

由于奉贤县问题面临的情况复杂，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和罪行的干部比重很大，在县委、县政府、局长、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中，亲自动手，或直接指挥他人捆绑吊打群众性质严重的即有4o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35.4%；生产大队一级干部犯有违法乱纪错误和罪行的386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51.4%。当时在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中，受到开除党籍、团级以上处分的共有23人，其中，判刑1o人，管制1人，劳动教养5人，开除党籍15人，开除团籍公职1人。此外，留党查看6人，撤消党内外职务8人，严重警告9人，党内警告5人，免于处分2o人，不予处分7人。此案涉及处理人员合计87人。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决定将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作为重点案件进一步进行查处。196o年4月11日，**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上海市奉贤县蜕化变质分子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坏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人民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是一起严重教训。

历史翻到八十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大潮中，奉贤原受处分的干部纷纷上诉。中纪委对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复查。1984年4月，中纪委复查结果认为：“‘奉贤案’原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没有出入，定为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性质是恰当的”。中纪委批复又指出：“原认定‘奉贤的错误，实际上是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互相作用的结果’的结论，鉴于经复审查与事实不符，可作相应改变”。批复对原来在该案中部分人员的处理作了更改，其中，“王文忠、李少峰同志违法乱纪严重，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如表现好，可重新入党，可恢复他们的原行政级别。”“撤消原给予宫茂敏同志‘混入党内坏分子’的结论，党籍不予恢复”；“撤消给予戴纪群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在消灭越冬棉花红铃虫烧拆房屋问题上是有错误的。”

根据中纪委的批复精神及上海市纪委的意见，从1984年6月开始，在奉贤县委和市纪委的领导下.县委成立了复查“奉贤案件”领导小组，根据是纯属工作中的错误，还是有其他错误；当时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还是非主要负责人；是贯彻执行上级决定过程中犯的错误，还是自己别出心裁；是后果严重，还是一般后果等四个方面的界限，对此案涉及人员进行了复查。复查结果，原先受法纪处分的（判刑、劳教的16人）均改为“撤消原判，宣告无罪”，或“撤消原判”、“撤消劳教”。原受开除党籍处分的31人中，给予恢复党籍的22人，党籍不予恢复的9人；在原受留党查看处分的9人中，撤消原处分的2人，免于处分的3人，改为党内警告处分的4人。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