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生了饥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严峻的粮食短缺，不得不放宽农村政策，提出人民公社也要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1959年4月，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包产一定要落实”。但是，允许的“包产”是有限度的，底线就是生产小队，决不能包产到户。

广大农民对“出工一窝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制度早在高级社时就有意见，他们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经营和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也就是种地自己说了算，不要干部的瞎指挥，生产的农产品交足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剩下的全归自己支配，不要干部来卡自己的脖子。他们最希望包产到户。了解农民的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深知民意，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是克服饥荒的最有效的政策。于是，很多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政策时，越过了画出的底线，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试验。1957年反右时遭到批判的包产到户，在1959年的5、6、7月，“春风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乡是盛产粮棉的富庶地区，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折腾下，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于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产奖励（奖励7o%——9o%）”的主张。他坦率地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农民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吃饭也不自由了。现在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农民生产不积极。”他还主张，把5o户以上的生产队都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的指导下干活。并强调：“告诉社员，长期固定下来，可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在他的主张下，新乡地区6o%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包到户，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观点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张并推行“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散固定到户，根据土地好坏确定包产指标，再确定所需要的工数。收获后进行评产，产多少奖励多少，减产多少处罚多少。并规定：牲畜、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组和户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在王智慧的极力主张和坚持下，洛阳地区有8oo个生产组实行了包产到户，1oo多个食堂散了伙。

除河南外，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给农户经营。

对包产单位是有严格限定的，即只能包给生产小组以上的集体组织，决不能包给家庭或者个人。包给家庭或个人，就是单干，就是破坏集体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管群众如何拥护，不管实践效果如何好，都必须严格禁止。尽管主席一贯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创精神”，“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但是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的那些关于“群众”、“实践”的话，统统作废！

“包产到户”，就像一个被通缉的东躲西藏的罪犯，它必须时时刻刻伪装自己，一旦被现，就要大祸临头！耿起昌主张的“包产到户”，尽管改名换姓不承认是“包产到户”，还是被河南省委现了。省委对耿起昌进行了批评，要他立即纠正。耿据理力争。洛阳地委也批评了王智慧，王不服，仍然要保留个“试点”比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