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严厉批评，**代表**中央宣布撤销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代以李葆华。

实际上，曾希圣的被撤职，不仅仅是刮“五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各地都有，都存在，这是一个大气候，关键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问题触犯了主席，被看成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与中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o年代初，全国有2o%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o%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

当形势稍有好转，主席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责任田”，但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全省各级干部中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搞调查、写文章，呼吁延缓“改正”，继续实行；还有一些干部直接给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写的。为了这封“保荐书”，他在文革时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始终无悔，坚持认为自己的“保荐”是正确的。这份《保荐书》已被收录在多种农村改革的论文集或资料汇编。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钱让能“上书”的艰难过程吧。

1）面对饥荒想为万千农民请命我之所以决心“上书”，因为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是为万千农民请命。我原在**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o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o个村庄，1o个大食堂，走访了1oo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去尝试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有的社员偷偷对我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

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几乎队队都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我：“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无法忘记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的景况，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屋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当时，我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由点到面迅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责任田”推行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在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oo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ooo斤，少的也有1ooo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为了保荐责任田给主席写信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当时我正率党校一个班进行轮训，来自实践的学员们对“责任田”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学员认为，中央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三月底，在贯彻新改组的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我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进行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我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主席主席。所以我想，要上书就直接给主席主席上！

我“上书”中央主席是我的权利，如我“以言获罪”，那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钱老在讲到如何确定“上书”的标题时说，当时我想到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最后我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钱老说，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完全有采纳的可能。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钱老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错成败，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建国后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农村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问题出在哪里，执政党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他一定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

第二，**对人民一贯情深意笃。他热爱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广大农民，他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倾注了大量心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使得农村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也无不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党性的**员，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尽管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处世哲学不同，但是热爱脚下的田园国土，忠诚于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则是起码的道德。封建社会士大夫尚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我作为一名**员和国家干部，一定要如实禀报。当时我想，只要他老人家了解到真实情况，肯定会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责任田”也许有保住的希望。

第三，“民以食为天”。当时全国粮食空前紧张，城乡人民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既然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施行一年多之后，农村人民群众的口粮问题已基本缓解，有的食足有余。那么这种办法可以使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得以解决。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可留待以后去解决。我想，即使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主席也会完全赞同的。更何况1961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当面请示过主席同意的。

基于上述想法，五月下旬，我便着手写这份报告。为了严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那时太湖县小电厂一到晚上11点就停电，我只好用煤油灯照明。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写成“上书”的初稿。

我问钱老，当时有没有感到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有风险？钱老说，怎么会没有？在写成初稿后审校文字和推敲内容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次犯颜直谏，面临极大的风险。“上书”表面上是对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持有不同意见，而实际上则是对公社体制提出问题。所以，几天之内辗转反侧，不能决断。特别是想到庐山会议上彭总“上书”被批，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现实时，“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就响彻在我耳际，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脑子时时浮现出来的农村那一幕幕惨景，更有广大干群的殷殷重托声在耳边回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亡祸及家身、国兴福连黎庶”等先贤哲言使我不再犹豫。即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也绝不能后退。这是一个**人应有的品格。古往今来，“没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严格按党规国法办事，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对我实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实质是“文字狱”的悲剧重演，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更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用毛笔写上“北京：**中央主席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城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3）“保荐书”被批判不出所料，不久，“保荐书”被批判，上级派人来和我谈话，让我作检讨，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已派来一个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名义上是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实际是奉命来罗织罪名，对“责任田”大加挞伐。省里的那位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给中央、主席写信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错，但在政治、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于是他从公文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给我，要我认真阅读，然后再和他谈感受。第三天我将文件交回，他问我想得怎么样？我说：“我从组织上服从，但认识上予以保留。”他正色说：“你的报告是**批示的，属于认识上的错误，如果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望你三思。”随后他叫我陪同工作组下乡调查了几天。调查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他们在调查之前就有了结论。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看到的省委调查组1962年1o月15日写出的那篇调查报告，《“责任田”应该保荐吗？———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报告》说钱让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错误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观察问题，二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具体分析，三是不了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区别，不了解“五统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矛盾。

写出《调查报告》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名义上是作调查汇报，实际上是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之后，又促使广大干部转“思想弯子”，召开更大规模的干部大会，批判“责任田”。

由于我在“上书”《保荐书》时准备比较充分，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的面前，我个人倒显得很平静。省委调查组负责人再次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你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我说：“我个人服从组织，但我思想认识是由来已久，给主席的报告，并非偶然冲动，如果勉强要我写检讨，那只不过是违心的。”他接着又厉声训斥：“这是组织上的意见，你能不服从？”

我回到家后静夜自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好友、时任太湖县监委书记的李俊谈心。从5o年代我们都在安庆地委工作，彼此了解。为了保护我不再受更深的伤害，他经深思以后对我说：“庐山会议彭老总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个交待，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

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些负责同志都以我为反面教员公开点名进行批判。省党校、省干校每期轮训班上（全省公社书记参加）都要以《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

1o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34号文件上报主席、**中央和华东局。报告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势力那一边去了。”

由于省委做出示范，各地、市县也都起而效尤。在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也是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