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江苏有“包产到户迷”浙江出“单干理论家”

江苏省两位农业中学的年轻教师，一位叫钮维新，一位叫蔡抚民。面对196o年生的大饥荒，开始思索农业展的出路问题。他们认真研读有关农业政策的书刊，以青年主席为榜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实地调查了江苏、安徽、山东的许多地区，走访了上千名农民，记录下5大厚本《农村调查记实》和《农民谈话录》。被访谈的农民中，绝大多数都列举了事实，述说人民公社干活大呼隆、大锅饭，社员没有积极性，农业没出路，最好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他们听到一苏北民谣：“入社好，入社好，家无粮，户无草；十二条六十条，不如包到户一条。”

1961年，钮维新和蔡抚民写了《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提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展农业的出路。除了用大量事实外，并且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给以论证。《意见书》建议：一，通过试点，迅把“包产到户”推广到全国；二，认真总结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

钮维新和蔡抚民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将《意见书》通过接待部门呈送给主席、周恩来、邓子恢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他们又于1961年12月，将《意见书》油印数百份分别寄给中央委员和省、地、县委书记。

他们，后来又撰写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农村包产到户试行办法》、《关于包产到户的说明》等文章，寄给中央、省、地领导人。他们对“包产到户”的推崇达到了痴迷程度。

浙江还出了“单干理论家”，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冯志、杨木水和陈新宇。

冯志在1962年4月写出了《半社会主义论》，批评了人民公社的弊病，赞扬了“包产到户”。文章说：“什么是我们农业的出路？包产到户！”文章讥讽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的生产力，真是荒谬透顶。想将胚胎取出当作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不行的。”他凑钱亲自来到北京，把文章分别送到**中央办公厅、《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

6月，他又写出一篇文章，题名《怎么办？》，简直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文章揭露了农村的悲惨景况，问道：“错在哪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五风”只是表面现象，生错误的总根子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杨木水是农业技术员，是马寅初的同乡。1961年冬，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肯定“包产到户”的好处及推广的必要性。他把此信寄给了马寅初，请马寅初转交给主席。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马寅初接信后，立即回乡面见了这位小老乡。马老鼓励说：“正确的意见不要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

陈新宇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一连写了八封推崇“包产到户”的信寄给《人民日报》，其中的第六封登在“读者来信”栏目。

后来，主席知道了这三个人的“事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

陈新宇是浙江新昌县人，出生于1924年11月，青年学生时代思想进步，1947年为新昌中学学生会主席，领导过护校学潮。为向往革命，渡江前夕就参加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村的民主反霸、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和建立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与农民朝夕相处，看到广大农村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当家做主人，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年轻的陈新宇打从心眼里爱上了农村。

1955年7月，主席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规模空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掀起。因合作化运动的需要，陈新宇要求离城返农村，成为专职办社干部。在《浙江日报》上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题为“我爱农村”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满腔热爱：“我爱农村，我回到农村来了，亲爱的，熟悉的农友们，我将随你们一道前进，直到把我们的合作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满幸福的乐园。”

许多地方在急风暴雨式的入社声势之下，由于办社太仓促，不仅社员的思想准备不足，社内的管理也始终跟不上，所以不少农户形式上入了社，思想上却一直没有稳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日益严重，有些人甚至偷偷地退出合作社。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的新情况，1958年，原在萧山从事农村工作的陈新宇，为“支援新昌合作化”，被调到家乡新昌从事巩固合作社的工作。

在196o年冬饥荒下，新昌县出现了农民自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野火，大有越演越烈星火燎原之势。农民为什么如此不顾一切地实行包产到户？这引起了陈新宇的深沉思考。他下决心要认真弄清这一被称为大是大非的问题。

陈新宇来到当时的姚宫管理区天公丘大队，做新式农民。这个大队共有8o多户农民，他挨家挨户详细了解社员生产、生活及思想情况。在调查中陈新宇现，奇怪的是原本作为说服工作突破的弱劳力户也都认为“包产到户”对自己有利，说能增加收入，且肯定收入可靠，检查他们的生产情况也都不差，对承包后较重的农活，他们采取了亲友帮工的办法互助，而对承包使轻工辅助工有了保障，甚为满意。通过调查，使多年从事合作社工作的陈新宇大吃一惊，他开始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农业合作化工作。

在一次生产队的评分会议上，陈新宇试图说服社员放弃包产到户，结果形成了公开争辩，他宣传的集体生产优越性在社员眼中却是另一番估价。生产收入本是社员切身的事，体会最深的应是他们自己。会后，陈新宇根据记录，总结了社员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是“与单干有六大不同”，“包产有十大好处”。陈新宇被社员摆出的事实说服了，认识也开始了进一步转变，在这基础上，经过酝酿，他写成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又经过对全村的逐户走访，排查资料，陈新宇思想认识又深化了，弄清了社员生活改善的因素与变动规律，又撰写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一文。在完成对林木、烟叶、畜牧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后，陈新宇已对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形成了“不能割断过去，要在继承上求展”的观点，不再对个体生产抱敌视态度了，而认为集中与分散应“因事制宜，各取所长”。

当陈新宇现包产到户并非洪水猛兽，而且还能解决办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与困难时，便感到有阐述自己看法的必要。他看到周围许多干部口头反对，暗地里却赞同包产到户的情况，想到过去由于自己也曾经参加过刮“五风”活动，不相信群众，凭主观设想给农村造成困难，深感愧悔。于是想到自己年轻无家室之累，作为一名干部应该为民代言执言。当时许多人知道陈新宇有这一想法而劝他不要飞蛾扑火，当然他也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陈新宇仍抹不了这一闪念，说明真相，向上反映，已成为陈新宇求得内心平衡的需要。为了追求真理，求得良心平静，陈新宇思想斗争了两天两夜，还是决定把文章寄出。从此他下定决心，“一人做事一人当”，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为的是不株连别人。“文革”中造反派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单干”，就是说他不但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自家愿光棍一条。

陈新宇一旦下定决心，就“打破脑袋不回头”，一不做二不休，接连给人民日报去**封信，顽强地反映包产到户问题。

1962年6月间，《人民日报》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刊用了陈新宇的第六次来信《重谈包产到户》，并加了编者按：浙江省新昌县读者陈新宇，从去年六月至今，先后六次来信来稿，要求报纸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他第一次来信说，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他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坚决主张包产到户。他的论点有四：（1）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问题，不是改变所有制，因而不是方向问题。（2）包产到户是个人负责制与产量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3）包产到户由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而来，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4）正确态度是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成为群众的自行动，用党的群众路线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要惊慌失措，回避现实或强行纠正……来信还说：“一年来我成了包产到户的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主要原因：（1）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农民的作法完全正确；（2）12年来自己参加过破坏生产力的行动，为五风助风，内心自疚，一种强烈的赎罪念头，迫使自己坚持自以为能迅展生产的想法，补救上这一段的损失，因而对种种压力只能看作对自己意志的考验；（3）自己确认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主张……”

1961年7月中旬，陈新宇曾连续三次收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共25元5角。除了买些稿纸，其余买了几十斤桃子，与同事们共享。《人民日报》复信中，透露出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中央尚在研究中的迹象，请他继续反映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陈新宇出提倡包产到户的文章后，1961年8月，省委农村工作部还通知陈新宇到杭州参加经营管理座谈会。会上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具有“敢钻研，敢反映，敢逐潮流”的精神。

但好景不长。过了四个月，新昌召开批判大会，责令陈新宇在会上宣读自己的“毒草”，供大家批判。

1962年初，新昌县正准备处理陈新宇。时任县委书记的王淮亭从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归来，亲自召开座谈会，邀请陈新宇参加。王淮亭传达了主席关于扬民主的讲话，强调把思想认识问题与组织原则问题区别对待，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省委也打来长途电话，县里不要随便处分干部。年轻人思想问题不要过分为难，让他们去工作。

时隔不到半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主席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二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指冯志、杨木水和陈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