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看到门口那双熟悉的棕色皮鞋。

他总算回来了。

长途的奔波一定让他累极，他在熟睡。酣声在安安静静的黄昏此起彼伏。这声音很亲切，像镇上的家里我的小房间里那盏温柔的壁灯，自我住进，它就在，看到它，就像看到安全与温暖。他卧室的门开着，我走近他的床，他并没有被惊醒。脸上是密密的胡须岔儿，想必是好多天都没来得及收拾他自己。

床头依然是林果果的照片，我知道他回来前去了她的墓地。他心情很好地告诉我，地震对她的墓没有丝毫影响，墓前青草很盛，他给她带去我的照片，还有一大束她喜欢的蓝色六角果鸢尾。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哭，但我想是一定的，她始终住在他心底最柔软最隐密的那个部份，是何其幸运，又是何其不幸。

我回到客厅，看到沙发旁边放了一个很大的敞开的纸箱，最上面的是散装的麻辣豆干，想必整整一箱子都是四川特产。又不是去度假，他还有心带礼物给我，即使再顺便，也算一种格外的恩宠了吧。我还看到摆放在茶几上的一张蜡笔画，青山绿水，红太阳，还有一个冒着炊烟的小房子，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送给张伯伯，祝一生平安。

我莞尔，看来他在四川一定有很多经历和收获，说不定，四川话复习了一遍又进步了不少。我转身来到厨房，打算给他做点吃的，等他醒了，就可以吃顿现成的了。可我笨手笨脚，还不知道能不能下得好一碗鸡蛋面。自从跟着他一起生活，他从不让我干任何粗活重活，更别说吃苦了。可是我能为他做的，一直都那么少，少到令人羞愧。

又起风了，这些天都是这样，无缘无故地一阵大风，叫人有所期待什么，但阳光反而更嚣张了，滴雨不下已经多日。我把厨房的小窗户关起来的那一刻，雨点终于密密的砸到窗子上。

我承认，我怕雨。

所有不快乐的事，仿佛都发生在雨天。

我回到我的房间，打开电脑，百度。查到如下内容：一般未成年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说的话是不能在法庭上当证言的。基于对未成年证人的特殊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专门规定，询问不满18岁的未成年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我反反复复看着这几句话，像做语病题一样来来回回寻找其中的纰漏，终于败下阵来——没有退路，看来只有求他。

尽管他是个大好人，但我并没有多少把握他会答应我。听上去都很荒谬，更何况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和将来，想必他一定会慎重。

果不其然，当他醒来，高高兴兴地吃着我做的那碗难吃的面并听完我结结巴巴的陈述后，干干脆脆地回答我两个字：“不行！”

“可是……”

“就这样，马卓。”他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如果他是清白的，相信法律一定会还给他一个公正，可是，这些都与我们无关。”

“我可以保证以后都不跟他来往。”我天真地试图用我的保证打动他。

他愣了一下，把面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不说话。

我知道他在生气。他几乎不对我发火，这算是最严重的警告。我默默站起身来，往自己的房间里走。我动作很慢的关上房门，只希望拖延时间，盼望事情还有转机。可是当我动作缓慢得不能再缓慢地合上门的那一瞬，我看到他起身拿着面碗走进了厨房。我有些赌气般地难过，我明知不该抱有幻想，我明知他点头的可能微乎其微，可我还是逼他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份对他而言不堪回首的往事，实在是活该。

我坐在窗前，看着城市的灯火已经亮起，星群藏在漆黑的夜空深处。我的脑子里忽然清晰地想起他的模样，他的眼睛，他的笑，他说话时坏坏的样子。他从不是一个过客，叫我如何把他当成一个过客？

叫我如何可以不管他的死活？

我鼓足勇气，正打算再出去求他的时候，他却来敲门。

我装出矜持的声音说道：“请进。”

他推开门进来，手里拎着给我买的那些零食，把它们往我床头柜上一放，他说：“马卓，我才在你妈妈墓前发过誓，一定要让你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明白吗？”

“可是，”我看着他说，“你不是从小教我，不可以做一个自私的人么？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他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从小就没有。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姐姐，他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明知真相却见死不救，就等于让一个本来就不完整的家庭变得家破人亡，不是吗？”

他貌似被我的话打动，走到我身边，伸出手，抚摸我的头发一下，感慨地说：“不知不觉，你真的长大了。”

我用恳求的眼神看着他。

他叹息一声做为回应，不知道算不算是默许。

“谢谢你。”我打蛇随棍上。

他走到门边，再叹息一声，然后对我说：“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费心了，让他姐姐来找我好了。”

那一刻，我真想冲上去，将他紧紧地抱紧，跟他好好地说声谢谢。其实从开口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绝不会袖手旁观。

他刚关上门离开，我立即找出夏花的电话激动地打过去，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是，电话一直没人接。我又打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打通后，那边说话的却是一个男人：“你朋友喝多了，你赶紧来接她吧。”

我正在反应中，夏花忽然把电话抢过去了，用神神秘秘的声音对我说道：“别来，小心，这里有很多坏人。很多，很多，千万别来……”

她仍然咳嗽得很厉害，说着说着那边忽然传来一声剧响，紧接着，电话断了！

我手忙脚乱地再打过去，又是好半天才有人接，还是那个男人，在那边大喊道：“她疯了，你来不来，不来我可报警了！”

“来来来，”我连忙问道，“在哪里？”

对方报出一个地址，听那边吵吵闹闹的声音，应该是一个酒吧。可我完全不知道会在哪里。我只能飞快地把地址记录在一张纸条的背面，然后推开门，跑到客厅里对正在一边看地震新闻报道一边喝茶的他说道：“她喝多了。”

“谁喝多了？”他显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夏花。”我说。

“谁是夏花？”他说，“有事你好好说。”

“就是那个，毒药，他的姐姐夏花，喝多了。”我语无伦次说，“我想，我们得去看一下。她一个人，好像出了什么状况。”

“怎么这件事也归我们管？”他的样子看上去很无奈，好像我在讲一个笑话。

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捏着那张地址条左右为难地站在那里，我觉得我不能强求他，但同时也不能不管夏花。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这一次我按了免提接听，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后，传来那个男的几近声嘶力竭的呼喊：“她要杀人了，限你二十分钟必须到！”

我把纸条往阿南面前一递，说：“快点！”

他朝我瞪眼。

我大喊一声：“快点啊！”

他终于站起身，拿起外套，和我一起往门外走去。我知道我过分的任性，我也知道，他会容忍我的这种任性，这是他性格里最不好的部份，对自己喜爱的一向宠溺，包容，哪怕被伤害也在所不惜。

天地良心，我并不想利用他的弱点，只因这一次我实在是无路可走。

我不能不管夏花，更何况是在他被抓进大牢生死未卜之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