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有无“真事”隐于其中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红学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可以说“索隐”伴随着《红楼梦》传奇经历的始终。什么是索隐？索隐就是从文本的故事中寻找出它所影射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把他们同生活的原型对应起来。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承认里面隐有真事为前提；二是以政治的或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在《红楼梦》刚刚开始流行的乾隆年间，人们就开始揣测书中的内容是否确有其事，并对里面的“真事”进行了大量考证，由此便产生了“索隐派”。“索隐派”探索出的结果可谓五花八门，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顺治和董鄂妃爱情说；康熙朝大臣明珠家事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影射康熙年间史事说。然而，当人们把这些事饶有兴趣的与《红楼梦》的内容一一加以比较时，却发现牵强附会者居多，靠谱的几乎没有。

“索隐派”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感，他们把它讥之为“猜笨谜”，并对其所谓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严厉质疑。此后，随着“考证派”的崛起，“索隐派”逐渐失去了市场。所谓“考证派”，就是以考证曹雪芹的家史为目的，不考虑存在其它的可能性。他们确信这部作品就是出自江宁织造府曹家公子曹雪芹之手，里面的故事是以他自己的家庭历史和他本人的身世经历为主要创作素材。“考证派”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先生，他一开始就认为，红学研究所要做的不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而是要“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等，这些问题才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他把“索隐派”的做法斥之为“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研究方法，并断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可以说，胡适先生的这些观点，为今后的红学研究确立了方向，此后人们的思路再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

虽说“考证派”的兴起，让“索隐派”备受冷落，但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书中是否隐有“真事”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息过。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都很充分。赞成的理由是：《红楼梦》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肯定隐藏着某个家族的真实历史，具有政治小说的性质，否则作者“将真事隐去”的表白就毫无意义。反对的理由是：“索隐”只是在扑风捉影，故弄玄虚而已，书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事”，这种猜字、猜文、猜寓意、猜谐音的解读方式，只会把红学研究引向形而上学和神秘学的歧路上去。由于赞成的一方总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反而给对方提供了反对的理由，反对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都是以探索里面的隐事为目的的，在本质上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目标并不确定，搜索的范围比较宽泛，让人难以把握。而后者只把目标锁定在江宁织造府曹家身上，研究的对象十分明确。当然，目标不同解读的方法自然也不同，前者主张以探佚的方式进行解读，后者主张以考证的方式加以印证，由此便形成了“索隐”和“考证”的尖锐对立。由于“索隐派”搜索的范围比较广泛，目标游移不定，且附会出来的事大都不能自圆其说，难免给人造成无中生有和哗众取宠之嫌。相比之下，考证派“出言必有据”的做法显得更加务实，更加客观，更容易被人接受。正是这个原因，“索隐派”日渐式微，而“考证派”成为了当今主流。其实，实事求是的说，到目前为止“考证派”的考证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作者即曹雪芹，曹雪芹即自江宁织造府后人的认定外，其余的考证，比如他的经历，他的创作过程，他的生卒年纪，他的生存状态等这些问题都难有结果。所以“考证派”的“曹雪芹家史说”或“曹雪芹自传说”同样是疑点重重，难有定论。

不管怎么说，“真事隐去”这个有趣现象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总想从这桩疑案中找出更有价值和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弄清楚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的真实意图。既然“索隐”和“考证”都没有结果，那么现在就判定谁对谁错，孰优孰劣，未免有些操之过急。这样做只会禁锢人们的思想，对探索真相反而不利。不管是“索隐”还是“考证”，涉及的只是方法问题，而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哪种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真正解得“其中味”，这才是衡量对错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索隐”被人抛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方法本身，而是捕风捉影和穿凿附会惹的祸。虽然“索隐派”已经注意到了这部作品所隐含的政治内容，但他们不是在文本的研究上下功夫，而是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号入座，把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在上面，弄一些啼笑皆非的东西出来招摇过市。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同时也让“索隐”跟着受累，为这种荒唐行为买单。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否定“索隐”的理由，因为索隐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运用这种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