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进了军大以后，先是在预科学了半年，因表现不错，获准升入本科。在填写系科志愿时，他和所有人一样，简单写了个“服从组织分配”。因为自己喜欢舞文弄墨，老烟在“个人爱好”一栏填的是“文艺”，结果真被分到了文艺系。老烟当时激动万分，以为从此可以走上梦寐以求的作家之路。不料报到以后，才知道文艺系是为部队培养文艺演员的，由京剧队、戏剧队、歌舞队三摊子组成，与作家根本不搭界。这下老烟可傻了眼：他虽然性格活跃，却不是当演员的料，尤其怕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可是自己写了“服从组织分配”，又怎好轻易反悔呢？

文艺系对老烟这“骨干分子”挺重视，安排他学大鼓，还找了个老艺人给他当师傅，可把他给整惨了！老烟的手指拿得了笔杆，却拿不了鼓槌，乒乓一通乱打，毫无节奏感，让师傅听得头皮发麻。每天早晨天刚亮，老烟就跑到花园里吊嗓子。周围绿树成荫，十分幽静，是个练声的好去处。可惜老烟五音不全，扯开喉咙一喊，比驴叫都难听，搞得旁人纷纷闪避。如此折腾半个月，大家受不了，老烟更受不了，最后壮起胆来，拉着个同病相怜的陈君去找教导员求情。

我们因为无力把握命运而信起神来。我拣了块小瓦片，与陈君一起认定“凹面朝上为吉”，然后使劲向空中抛去。4只眼追踪落下的瓦片，在地面弹跳几下。凑近一看，居然如愿以偿！这使我俩信心倍增。陈君的阅历远胜于我，一路上他编排了不少说服教导员的理由。

进了大队部，发现有几位同学也因分配不称心来找领导，教导员正在做思想工作。这形势显然对我们不利，但我俩还是鼓起勇气，跟教导员对上了话。估计这位领导对我们的印象不错，所以还能耐心听完我俩的申诉。接着他问道：“那你俩想去哪个系？”“去政教班。”这是我与陈君商议好的口径。教导员当即给团部写了封介绍信，我们当天下午就去政教班报了到。

在这节骨眼上，教导员是个关键性人物，如果他不开绿灯，后面我的人生轨迹就要改弦易辙了。至于是凶是吉，倒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判断。也许大鼓一直打下去，我还真打成了角儿呢！至少不会打到北大荒去吧……世事浮沉，哪个说得准？

政教班全称为政治教员训练班，团一级建制，下属6个中队。近800名学员，是从上海招来的大学生和旧职员，政治思想情况比较复杂。招生时言明只经过4个月的学习培训，即可按各人专长分配工作，所以报名者极为踊跃。规定的时间转眼过去了，可短训班的思想改造却煮成了夹生饭：不少人连自己的政治历史都不愿向组织抖落干净，哪还谈得上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于是校政治部决定将学习期限延长半年，并从预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具有高中文化的团员去充当骨干，这种做法即后来所谓的“掺沙子”。我和陈君刚好赶上这个机会，所以转系立获批准。我被分配到5中队10班当团小组长。

到新单位一了解，才发现这个“骨干分子”不好当：老学员对上级延长改造的决定本来就牢骚满腹，我们这些来者不善的“外来户”，自然会遭到他们的白眼。不过他们“敢怒不敢言”：按照规定，凡是团员，每天晚上都要主动找小组长汇报思想，否则就被视为“组织观念不强”而受批评，因此我不仅忙，而且风光无限。在人们心目中，我俨然成了班上的“小政委”，与管行政的班长和抓学习的副班长形成领导一个班的“三驾马车”。

不难想见，老学员中团员的思想汇报质量不会高。他们对“沙子”们躲避还来不及，哪肯主动袒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平日闲暇时间，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坪上打桥牌，而不玩当时流行在军人中的“21点”，认为玩那种大老粗的扑克游戏，有失绅士们的高雅风度和情趣。自己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无所不谈，但如果骨干分子从身旁走过，他们立即换用英语交谈；用的桥牌书也是来自海外的原文版。听说他们中不少人就读于教会大学，英语挺棒。

面对这样一个“后进”群落，我深感责任之重大，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为他们做出表率：听政治报告正襟危坐，不打瞌睡，不交头接耳，即便是“懒婆娘裹脚布”式的报告也认真写笔记；每次开讨论会发言次数最多；节假日主动帮厨，打扫厕所；从不骂人，说脏话，连“***”这一国骂也决不会出自我之口；对同一居住区的文艺系漂亮姑娘，我绝不会像老学员那样油腔滑调地评头品足……。我对言行举止的要求一丝不苟，几乎达到自虐境地。更有甚者，为了实行有效的自我监督，忆起上中学时读过《富兰克林自传》，提到富氏少年时为了纠正顽固性缺点，专设一小本，划表登记自己几种主要缺点的出现频率，周末统计后，再订出下周的纠正重点。我也照样画葫芦，搞了这么个本子。说句实话，这种活法真够累的，因为它遏制了年轻人自由活泼的天性。

“富氏改造法”执行一周后，我却出了点不大不小的事儿。起因是在班宿舍的《学习园地》栏上，我贴出一份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学习心得，被指导员过目一遍，临走时嘱咐我复抄一份，后天到团部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经验交流会。为此我兴奋极了！

――我将在全团学习积极分子面前宣读这份2000字的心得，多么光彩啊！不，如果能撂开稿纸，将它背诵下来岂不更好！

晚饭后，我独自来到大草坪西北角僻静处，在昏黄的路灯下，一直背到10点半，总算完成任务。这时周围已不见人影，回宿舍还得走一段路，尿已憋了半天，经过文艺系宿舍楼，东侧有个厕所，就急冲冲往里进。厕所内灯光昏暗，一进门发现有个人蹲着，模糊地看见半拉白花花的屁股，我没在意，可从那里爆发出尖厉的喊声：

“你要干吗？快滚！”

来自异性的这声喊叫把我吓懵了，猛醒过来，转身往回走，心房怦怦乱跳，还生怕她提起裤子撵上来……。我总算蹩进自己的宿舍楼，匆匆上完厕所，悄悄推门进屋，摸黑上床，原先内心充溢的一腔快乐被这“飞来横祸”全搅了。我翻来覆去地考虑明天要不要向指导员交代实情。

――凭天地良心，我的确不是有意的。灯光这么暗，估计她也不会看清我，既然如此，我又何必主动向组织汇报呢？如果我不说，他当然不会知道，可是假如那女的已经看清我的模样，明天登门告状，我岂不陷入更大被动？一旦指导员怀疑我思想不健康，不仅出席交流会的事泡了汤，连团小组长的位子也难保！

就这样，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子夜，竟然悟出一点哲理来：

――既然自己没有妄生邪念，事情过程又不复杂，本应该容易弄清的，而我又为什么这般地焦虑不安呢？哦，原来害怕别人误会，也就是害怕他人不接受自己的事实。这就是说，一个人思想行为的是与非，光由自己认定是没有用的，必须由他人来鉴定，但别人哪能像自己这样清楚明白呢？这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距离，庸人的烦恼和困惑是否由此而生？

我从不把自己视为平庸之辈，因此应超越一般见识对待这个问题，最后说服了自己：

――既然误入女厕所并非是妄生邪念所致，又为什么不敢向组织说明原委呢？怕因此而失去出席会议的机会，正是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情绪在作祟。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意味着在思想改造战场上当了逃兵！

最后，我带着“明天一早就找指导员汇报思想”的坚定决心，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醒，昨天的事似乎又变得没那么沉重。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翠竹，我断然做出决定：“既然自己并非妄生邪念，就没有必要向组织汇报。”可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直打鼓。见到指导员时，我留意他的每个面部表情，看来看去，好象没什么异样。一连过了几天，也无人找我说这事。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

要是厕所那位女学员当时已经认出了我，事后却没去上告，那我真得感谢她的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