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李兰芳

48床是一个兴山患者。被同村一个司机碾翻在地，在兴山医院治了几天后，腊月二十八转到宜昌，被11病室的人笑话为是赶到这里过年的。我挺欣赏他的姓名――李兰芳，听起来挺有含义的，我以为他的名字是南方，那片广袤的土地令人心驰神往。等我配上眼镜，从床头标签上发现他却叫兰芳时，又想是否是像单前芳，刘兰芳似的，富有另一种韵意，他的女儿告诉我，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是“芳”字派，我大失所望，想想也好笑，一个兴山古夫镇的农夫，还能有多少文学造诣？只能怪自己太富有联想了。

李兰芳是一个消瘦的男人，50岁，失血过多，面色憔悴，有些苍白无力的感觉。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几乎从没听过他说话的声音。元宵节前，他几乎整天躺在床上，睁着无神的眼睛望着输液管发呆。他的肠胃不好，只能吃稀饭，儿子曾帮他买过一听蒙牛牛奶，结果拉稀不止。医生用尽办法，甚至会诊，最后几颗黄连素解决了问题。我出院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到卫生间解手，扶着胖老婆在外二的过道里慢慢踱踱步了。看来他是相信我的信念；依靠自己，坚定信心，加强锻炼。

老李的胖老婆无疑是这个病室里最无能，最愚蠢的女人了。每天早上最早起床，霸着卫生间好长时间，结果全是为自己梳洗打扮；老李拉肚子，控制饮食，别人送的饼干，水果，还有饭菜，都使她大快朵颐。我曾经吃惊的看见她一口气吃下四节香蕉，再吃下几块糕点，动作之快，令人折服；其余时间就是打瞌睡，坐着能睡，趴着能睡，躺着更能睡；清醒的时间喜欢和别人拉家常，不论你是否愿意，她能站在你面前噼噼啪啪说上好久，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文化，头脑简单的农村妇人。

老李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在温州，大女儿在兴山电信工作。长得挺秀气的，红色长羽绒大衣，皮靴。到底是昭君故乡人，脸色白里透红，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十分雅致。这可能就是老李的胖老婆所说的那个刚结婚的女儿。“女儿把情钱拿走了，我只得了一本帐本。”女儿对父亲的感情深多了，喂饭，洗脸，买东西，显得体贴大方。最苦的莫过于那个肇事司机，三天两头跑来交钱，还咕噜着说老李也负有责任，说还有第三方。不管怎么样，老李正在恢复健康，这是最值得高兴的。

14．贾云龙一家人

49床的贾云龙是五峰湾潭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27岁，长得还是挺精神的。他有一件‘大洋摩托’的夹克服，这大概就是他曾经的爱骑。他就是骑着大洋摩托在走访学生家长的路上出的车祸。他摔得很厉害，她妹妹后怕的说：“脑浆都摔出来了”。出事之后，五峰的医生有些束手无策，还是贾云龙的干爹提醒，才长驱大半天，从五峰赶到宜昌，这才救了他一命。

贾云龙的面部从头顶一直到鼻梁，斜斜的爬着一道长长的可怕的疤痕，他的脑浆都摔出来了，应该是颅内受伤。他脖子上的伤痕证明他曾经被切开气管。他是11病室入院时间最长的病人，已经一个多月过去，除夕夜就在医院度过的，还有两万多块钱的治疗费用。看来命是保住了，只是右手失去了知觉，不会说话，[也许是不愿和别人说话]。只要醒着，贾云龙就睁着茫然的眼睛观察着病室里的一举一动。

他能听懂所有人的话，有时会一个人悄悄的发笑。自从开始高压舱治疗，理疗医生每天都来进行脉冲治疗和干扰素治疗以来，贾云龙已经能自己坐起来，突如其来的，经常吓人一跳。他上身穿一件他妹妹买的条纹睡衣，下身光裸着，长得茂密的**和发育良好的家伙一览无遗。他已经丧失了羞怯感，十分坦然的裸露着。他有时是哗哗啦啦的小便；有时是坐在支架上解大便，哼哼哈哈的，把整个病室弄得臭气熏天。更多的时候就只是简单的坐着，木然地望着窗外那棵塔松绿意盎然的树梢发呆，一不留神，他又悄悄的躺下了。

贾云龙的父亲被全病室的人尊称为贾老师。他也真是一个老师，和儿子不同，他是中学老师。微黑的脸庞，国字脸，背头，眼睛炯炯有神，端正挺拔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角，是一个很标准的英俊男人。贾老师与我同庚，比我大几个月，把我叫做“王同志”。我想是因为我是城里人的缘故。病室里习惯晚上11点左右熄大灯睡觉，一觉醒来，已是凌晨时分，昏暗的灯光下依然能看见他抚卷长读的身影。清晨，打开水的勤杂女工把人们闹醒，睁开眼睛，贾老师那身皮夹克就已经在病室里晃动了。

贾老师信命，说，52年生人都很苦。正值读书时候，特殊时期开始了；好不容易熬到结婚生子，又碰到计划生育。他认为儿子的不幸也是他命中的灾难。他告诉我：“算命的说过，我59岁是一大劫难。”他很认真，很虔诚。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劝解过他：“与其畏惧将来，不如把握现在。”他笑着连声称是，又发出爽朗的笑声。

事实上，贾老师是很豁达的，是很开朗的。一日三餐总有一杯山里的苞谷酒相伴，二两左右，不知是一些什么下酒菜，他就这样摇晃着头，将酒喝下去了；想抽烟时，就会走到电梯口的那排塑料靠椅前去过烟瘾。他衣着虽然简单，却穿得整整齐齐，颇有为人师表的风范。贾老师负责除了做饭以外的对儿子全部的照料工作。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令我回想起1968年的那个酷暑，武汉月湖的那家招待所里，父亲不也这样照料过我吗？心头一热，父爱之伟大可见一斑。

我提醒过贾老师，要尽快地扶着儿子下地走路，“越早越好”，我强调说。否则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将后悔莫及。贾老师却不及为然，他相信儿子一定会走路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到时候他自然就会走了”。我无言以对，只能盼望命运之神能够眷顾他的儿子，使贾老师的美梦终将成真。

贾老师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初中老师。他既有为人师表，处事严谨的一面，也有诙谐幽默，叫人哭笑不得的一面。他有对46床那个姓李的小男孩的拼音进行辅导的一丝不苟，也有照料儿子时那种无微不至，还有对病友们的问寒问暖，他和我闲谈时告诉我，湾潭从来没有出过百岁老人，最多的只到99岁。我恭维他打破这个怪圈，他连连摇手：“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贾老师对我妻子称赞有加，说她是“女强人”，说她是“文武双全”。我有些好笑了，当然，和他那个体态早已变形，似乎更关心她自己的老婆相比，自然是天壤之别了。贾老师好像很少到宜昌来，对新事物，新思想显得很好奇。征得老婆同意以后，决定买一部手机。我郑重地向他推荐诺基亚的一款助销机型3100，打电话，发短信样样行，价格只要500元。贾老师的回答差点没让我晕过去：“那它能唱歌吗？”天哪，贾老师居然想要手机上还要附带MP3！真是真人不露相，叫人大吃一惊。

医院的时间是最充裕的，贾老师最多的时候都是在看书。报纸自然是一页页仔细翻过，从《楚天都市报》到《三峡晚报》，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人民检察报》；小册子不少，《故事会》，《兵器知识》，什么都看；他最得意的就是买了一本《今古传奇》。说是小书摊上根本没有，我看了一下封面，从台湾总统府到大陆中南海，全是所谓政治内幕，居然把**列为反对**的第一干将，不知是谁写的，难道连**舔**的马屁不成才匆匆反对**的事实都不知道吗？不过我却知道了，《今古传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武侠版，一个就是贾老师买的这种戏说历史的史料版。

贾老师有一个年轻女儿，[他一男一女，叫人羡慕]，圆圆的脸蛋，容貌端庄属于那种比较经看的一类。最叫人敬重的是，哥哥车祸以后，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七千多元钱，这是她全部的私房钱，也是她对以后生活的期待，她全部放弃了，的确不容易。从湾潭到五峰，再到宜昌，她一直照料父亲和哥哥的饮食，还帮着给哥哥喂饭，端茶倒水，削水果，洗衣服，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花季女子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的。

我们叫她小妹妹，正是含苞欲放的年华，笑得甜甜的，有些浅浅的酒窝。她每天就睡在哥哥床前的一张从家里带来的木躺椅上，晚上十点以后就销声匿迹，早上起来，钻到卫生间里磨蹭半天，又站在大玻璃幕墙前打扮好久，一转身，嘿，美兮笑兮，出水芙蓉似的，给人全新的感觉。不过发起脾气来还是挺厉害的，她和她父亲的一次争吵，其激烈程度把全病室的人都搞得目瞪口呆。

白天她总是忙忙碌碌的，要做三顿饭，出去买菜，到夷陵商业城改牛仔裤，病室里总能看见她穿着浅红羽绒服的身影。闲下来就坐下来，一个人静静的嗑瓜子，声音很响，很脆，是那种今年春节期间颇受欢迎的黑色，小籽，六块钱一斤的葵瓜子。她嗑得很精心，不说话，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神情好看极了，神秘极了。

从她父母的口里得知，她曾在宜昌的一所美术学校学过三年美术，后在桥边的一家厂里当过描图员，慢慢的，女孩也有每月千元的工钱，但她不满足，决定转行学美容。已经决定春节后就到鹤峰拜师学艺。贾老师还在犹犹豫豫，女孩的母亲却很支持，说是学到手艺在身，以后自己独立一些，不会受男人的欺负。我却有些担心了，很小心的，很注意用词的向那个体态臃肿的像河马的女人说出担心的理由。那些挂着美容院，发廊的背后，几乎全是****的龌龊勾当。

妻子和她五姐看上了她，想把她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永华做媒，她们是很干脆的，直接把她叫过来询问情况。女孩子涨红了脸，羞答答但很明白，坚决地?与了拒绝。几天以后，来了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来访，女孩子招待得十分热情，那才叫含情脉脉，风情万种。她说是以前的同学，到深圳打工去的。那张木躺椅当晚没有女孩的身影，她没有回医院睡觉。我就有些犯疑，找贾老师一问，三个人中那个相貌英俊，举止拘束的小伙子果然是她的男朋友。秭归人，移民子弟，但从相貌和年龄上看，妻子的侄子还是稍逊一筹的，也难怪女孩子拒绝的如此轻松。

来替换小妹的自然是她的母亲，贾老师的老伴。我曾经不止一次的遐想过风流倜傥，性情豪爽的贾老师的妻子如果不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人儿就是仪态端庄，举止文雅的大家闺秀，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只是一个难看而臃肿，愚蠢而无能的山野村妇，就是那种闭着眼睛在路上一抓一大把的极其普通的女人，甚至感觉太过于低下了。

贾老师对他的糟糠之妻赞扬有加，总是夸她是内当家。那女人却也不谦虚，逢人就说：“如果不是我汇钱来，看他们在这里怎么办？”这个女人来后，女孩子就走了，而这个当母亲的似乎对儿子不太关心，每天只是做饭而已，其他时间就坐在一边独自吃水果，或者和48床老李的胖老婆拉家常。

贾老师更忙了，每天忙得团团转。早上理疗，11点高压舱，下午输液，以前的那种悠闲，从容，慢条斯理都不见了，紧张极了。我曾经在女人面前着力表扬她的女儿对父亲的帮助，对哥哥的照料。贾老师的老婆似乎听不懂我的话外音，依然扬着她那张类人猿般的大脸，莫名其妙的点着头，若无其事的继续吃着她的苹果。那才叫无可奈何呢，不过，愚蠢不也是一种防御工具吗？

15．陈氏兄弟

靠在我病榻左侧的是50床，一个从万县[如今早就改为万州市了]分水到宜昌打工的小包工头。他叫陈明权，30来岁，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突患头痛，越来越厉害，即来医院，诊断为脑部血管畸形，进行了分流术以后，暂时保住了性命，但依然需要到武汉进行伽玛刀根治手术。

刚开始，他们只知道不是同济医院，元宵节前一天，陈主任才说明是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那不就是我所熟悉的原武汉军区总医院吗？于是我大为推崇，十分看好。在我的心目里，武汉军区总医院无意是中南地区一所最好的医疗场所。四十多年前，这家医院曾经成功的挽救过我的生命，二十多年前，又成功地用冷冻术治好了我儿子额头上的血管瘤。我对这所医院始终存在着感恩戴德的心理，始终存在着温暖圣洁的回忆。如今这个男人也要到那里去了，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但我还是坚定地相信，武汉军区总医院一定能够用伽玛刀治好他的病。

我不喜欢陈明权，一则是他长得十分凶残，相貌很横蛮，冷冰冰的眼睛，透露出警戒的眼神，狮子鼻，招风耳，一张有棱角的嘴总是惦记着吃饭，由于动过脑部手术，手术前花20元钱剃过一个光头，一个月过去，已经长成板寸了，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虽然我们距离不过咫尺之间，我却始终没有听清过他的一句话。

刚入院的时候，我曾认为病魔使他已经丧失了自理能力，但很快的，我就观察到他实际上依然活动自如，然而，他却十分愉快地接受他妻子的喂饭，乐意支配他的哥哥，要求他哥哥给他端屎端尿，十分坦然地在一个王老吉的饮料罐里把尿拉得声音很响。我发现他最喜欢他女人给他擦身，惬意的，舒服的，全身**的暴露在众人面前。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主动地提出要求，擦洗他的生殖器，硕大的，隆起的，黑色的，包皮的，看上去丑陋极了。临去武汉的前两天，他在自己的女人和哥哥的搀扶下，走到卫生间解了大便。一个勤杂女工碰巧目睹了这一切，惊奇的叫道：“他解了好大一摊。”全病室笑成一团，空气里一片臭烘烘的，能走动的人都跑到外面去躲躲。这更证实了我开始的判断，他只是喜欢让人伺候，也乐意看见他人为着自己忙得焦头烂额。

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那种近乎病态，贪得无厌的本性。我真佩服他对食物的爱好，他的第一爱好就是吃。他的妻子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病床旁边用一个小电饭煲给他煮东西吃。米饭，汤团，面条，白菜，萝卜，腊肉，其中还不包括他哥哥在外面给他买来的包面，馒头，面皮，饺子，等等，等等。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腊肉浓郁的怪味，作为讨厌腊肉的我来说，在这十五天的住院过程中，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而是那一股股，几乎连绵不断，令人作呕的怪味。

这个男人的确能吃，每顿两大碗，每天要吃四顿，食欲好得惊人，不论是白菜，萝卜，还是牛肉，香肠，统统都是“三光政策”。他恶狠狠的骂他的老婆：“把那些腊肉，香肠煮给老子吃。”他还向儿子要瓜子吃，儿子把恰恰香瓜子抓一把放在他的手上，他磕得飞快，就那么躺着，随口乱吐，被窝里，床单上，嘴巴边，瓜子壳狼藉一片。他向他哥哥要烟抽，我好意制止，他却咕噜着骂道：“管你屁事。”

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对至爱亲朋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酷。逢年过节，回老家看年迈的老母亲，居然心安理得的“什么东西都不买”，他哥哥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家搬到女方的地方。两口子在宜昌打拼，却把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寄养在乡下的女方的姐姐家，如果是儿子呢，相信定会是另一种待遇了。

从他们全家的言语里听不清陈明权在宜昌是否发了财，只知道他租住在西陵一路上段403厂附近，给三峡大学做工程。这次患病，已经花去两万多元，陈主任告诉他们，到武汉做伽玛刀，还得一万多。我有些苦笑了，医生说得何等轻巧，手术费用实际上是小头，接踵而来的住院费，药费，诊疗费才使大头呢。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他就乘车到武汉求医去了，病室里少了一个热闹点，加上我下午也要出院，贾老师有些伤感，感叹他还要在这个病室呆下去，我夸张地说：“下个星期小贾也要回家了，。”这才使他稍稍宽心。那天，贾老师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50床不吉利，前一个是个脑部肿瘤患者，临上手术台前，整整吃了一夜的东西，“就像知道去死似的，”贾老师叹息道。那个人果然没有走下手术台。天知道这个来自五峰大山深处的老师是否有所指的。反正他说今天晚上就睡我这张床，他指着空着的，已经被勤杂女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50床说：“这床死过人，不吉利。”

陈明权的哥哥在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连夜乘水翼船[他说是“快艇”]赶到宜昌，带了一千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苦笑着说道。他总会满足他弟弟的要求，一碗包面，些许牛肉，还有吃的零食。他自己每天要抽一包多烟，抽的是那种便宜的，两块五一包的[红金龙]。

病室里的人都叫他“老大”。为了弟弟，星夜救驰，兢兢业业的服侍弟弟一月之久。面对弟弟的百般刁难，忍受弟媳的冷嘲热讽，依然任劳任怨，始终如一，在当今这个社会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行动始终感动着我，扪心自问，我不如他，我的至爱亲朋也不如他。就如同洪战辉带着妹妹上大学那样，老大的事迹也是足以感动中国的。我起初想向《楚天都市报》的《宜昌新闻》提供线索，却被他的弟媳的态度吓住了，之后不了了之。但我确信，老大那可贵而朴实的行为，憨厚而诙谐的面容却是我这一辈子永难忘怀的。

老大已经四十多岁了，长脸，眼睛里总带着慈祥的笑意，喜欢和别人交谈，他说是“摆龙门阵。”他比他弟弟瘦多了，除了坐在弟弟床前，给他梳头，挠痒，端屎端尿，倒茶喂饭以外，不论谁有难处，只要一声“老大”，他就会满面笑容的出现，和其他亲友一起喊一二三把病人抬上推车去检查，去手术，去做高压舱。

与老大相处久了，会发现这个至今尚未婚配的男人事实上有些木讷，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他跟着别人做工程，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二。一个是郑州，“火车站大得很，”他满脸都是崇拜；第二个是武汉，“下车以后下雨，路又远，把我们走惨了，身上淋得湿透，”他在沮丧的摇头。老大告诉我，他现在带着母亲，两个人只有一亩多地，种地还要向别人借牛，“还要割牛草，”他有些失落。家乡有人打电话下来找他，他大声的对着电话吼叫：“买三百斤。”老大给我们解释：“化肥还是要买的。”

老大对弟弟很有些不满，私下里，他告诉我们，他跟着弟弟干活，每天只给37元，弟媳的娘家人却每天给47元，“亲兄弟都不照顾，”他很是不解。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在外面打工了，“说起来搞了好多钱，结果是空的。”老大这样说：“家里还是有蛮多事可以做的，收入不一定就比外面差。”我倒希望他能继续走出去，趁着现在还有力气，至少能挣点现钱，手头活络些，也好找到一个老婆。

老大一直是单身，加之一直在外打工，对于个人卫生不是很在意。接到弟弟病重的消息后，匆匆从老家赶到宜昌，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一件。那天我和老大闲聊，建议他去理个发，刮刮胡子。自称学过理发，又认得理发师傅的46床的小男孩的父亲就自报奋勇的领着他去了。过了好半天，老大回来了，焕然一新，乱蓬蓬的杂毛被修剪成齐整的板寸，下巴和嘴边的胡子也被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容光焕发。大家都在赞叹老大似乎变了一个人，年轻了十几岁，老大却羞涩的笑着，有些不满意地说：“我也没谈价钱，剃完后他要了我五块钱。”的确是有点贵，但大家马上又笑起来，因为贾老师这样解释：“你两个月不理发，别人费劲些，当然要收贵点。”老大也同意这样的怪论，憨憨的笑了。

有着洁癖的妻子发现老大身上有股怪味，她悄悄地告诉了我。在和老大的闲聊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话题转到他弟弟即将到武汉治病上去。我婉转地说：“这次和你弟弟到武汉去，可是到大城市去了。得注意形象，有空的时候，好好洗个澡。”老大奇怪的望着我，辩解道：“我每天都洗了澡的。”我提醒他：“把两件毛衣分别脱下来，叫你弟媳帮你洗一下。一天洗一件，放在烘房里，第二天就干了。”

老大采纳了我的建议，乐呵呵的开始洗淋浴澡，把毛衣换下来。只是换下来的衣服弟媳根本不予帮忙，最终还是老大自己洒上洗衣粉，笨拙的自己洗干净的。到他弟弟转院到武汉，广州军区总医院时，他已经浑身清爽了，臭味消失了，干干净净的，满面笑容的推着他弟弟逐个的和病室的人告别。

陈明权的老婆是一个矮小，精干的乡下女人。身体结实，长相平常，一笑就看见两排不太干净的牙齿，她从早到晚都在旋风般的忙碌中度过，当然这绝大多数的忙碌全在为她男人弄吃的。她在床头的地上隐蔽的放了一个小电饭煲，无论是肉，菜，饭，面，她都一骨碌的全都放进去，早中晚，也许还要加上夜宵。我几乎都要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腊味熏得窒息了。在这个世上，除了她的男人，她什么都不关心。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可能还要比这更多的钱，她说她认了，“他会好的。”她对妻子说：“到武汉治好病以后，还得疗养，我们就回老家住几个月再说，家里总是便宜些。”妻子表示赞同。

她是个很刻薄的女人。老大的衣服，她就是不洗，有时和老大拌了几句嘴，就眼睁睁的听凭老大吃白饭，一根菜叶也不给。全病室的人都看不下去，她却向妻子声称，等老大年老体弱，他们还要负责老大的养老问题。我很是表示怀疑，如果这样天天看白眼，还不如自己去死好了。

她也是一个很勤俭的女人。走前连着收拾了好几天东西，几乎所有的都被她带到武汉去了。“那里也许也可以弄饭吃，”她是这样希望的。她的哥哥在他们走后，又收了一编织袋乱七八糟的破烂，等到勤杂女工前来收拾被褥的时候，只扔掉了陈明权一件破毛衣，一袋用过的碘盐给了贾老师的老伴，妻子也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剩下的三个生鸡蛋和一些食品留给了那个山里女人。

分别已经好久了，陈明权夫妇的相貌都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只有老大那憨厚，木呆而又爽朗的笑脸总在眼前呈现，久久不能消失。

老大是个好人。

16．来访者

每天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是病室最热闹的时候。大多数的治疗都已经结束，几乎每个人都有来访者。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来看我的人很多，亲戚朋友都有。自家的有弟弟一家。平时两兄弟很少交流，碰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这次住院，他却能长久坐在我的床前，注视着我，安慰着我，并举出自己04年骨折后的恢复情况，“一年多才能将胳膊举过头顶。”说明伤口的恢复，身体的康复不是一朝半刻就能完成的。侄儿辰辰最令人感动。几乎每天都步行到医院探望，摇着胖胖的身躯，冒着满头大汗，进门的第一句话总是：“大伯，今天好些了吗？”平时很少和他交往，这次住院却谈了不少。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我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正为东西多得拿不下而犯愁，辰辰突然出现，大为高兴，一辆的士把我们拉回刘家大堰。两天后，他就要返回武汉参加一个个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了。

妻子的亲戚都来了。大哥，克荣，克华，晓红夫妇；大姐夫妇，华子在出事现场当即不乱，抱住我的头，努力唤醒我；胡二开着自己的桑塔纳2000飞快的从新场赶回宜昌，争取了时间，车厢里血流狼藉，他亲自将我抱出汽车，抱进急诊室，抱上手术台。这也叫救命之恩吧。二姐夫妇，军儿，萍儿；三姐夫妇，彭哥，五姐夫妇。

朋友都是弟弟通知的，志坚夫妇，练兄夫妇，东明夫妇。志坚来时还叫来了吕恩，吕恩在我手术时一直站在我身边，后来还来看过我。而志坚经常从北山坡步行走来看我，还是那么洒脱，那么自如，只是岁月不饶人，鬓角已泛起霜花。后来我出院以后，他们夫妇还到家里探望过，买来香蕉，野生葛粉，牛奶，甚至还有一只鸡，志坚说，有一次他们一家三人到医院看我，我和儿子睡得正香，就没有叫醒我们。我恍然大悟，原来50床的女人所说的两女一男就是他们全家。练兄几乎天天前来，坐着说说话，文雅的告辞，后来学校开学，就来得少了些。

这次住院，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女孩子。一个是儿子的同学，从小到大的女同学小钱。我似乎很少和她见过面，印象不深，妻子却记得他们两人在高中时还递过纸条，直到大学才分开。一个在武汉，一个在西安。我曾见过女孩给儿子的一封信，她对儿子和王丹的事大泼冷水，回宜后他们的接触断断续续，我曾幻想过让她做我的儿媳妇，这次她闻讯而来，水果篮，礼物，我仔细看了看她，肤色白嫩，有些大家闺秀的感觉，很活泼，很淑女的感觉。我问过儿子，他说：“彼此知根知底，过于熟悉，对方的**都知道，以后不好相处。”的确如此。另一个是儿子结识的女朋友小李。儿子是在三十晚上对他妈坦白和雅雯已经分手，同时似乎有意无意的吐露说：“还是找本地的女孩好。”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女孩。萍儿对她的评价是“一般”。我太满意了。圆圆的脸蛋，含笑的眼睛，乌黑的秀发，得体的谈吐，大方的举止，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加之家在当阳，几乎符合我对儿媳妇的所有标准。她的工作不错，医院口腔科医生。属于早八晚五的工作一族。我出院不久，她就索性搬进了儿子的房间，叫人感动的同时，也叫人对她有了新的认识。早上悄悄起床，早早出门；下午回来，还能和我们拉拉家常，谈谈房屋信息。她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会对你的看法表示赞同，有些快人快语的意思。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高中时母亲就过世了，大学四年，一个人在十堰苦读，是郧阳医学院，之后来到宜昌，住处被盗，半年工资都还了债。她是一个老实的女孩，诚恳而爽朗，看来我是对她颇有好感了。

照料母亲的屈阿姨[以前误为徐阿姨]夫妇又提着礼物前来探望，真是不好意思，初一那天想去她家拜访，却被婉拒，如果那天能够成行，是否就能躲过这场车祸？不得而知。最好笑的就是继华，我入院没几天，他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声称在鸦雀岭出了事，想寻求我的帮助。妻子把我的现状告诉了他，他连声说要来看我，“几十年的感情嘛。”我却料定他不会来，后来果然如此。还有肇事方的一些人，另作表述。

50床的来客大多都是下力装束的人物。男人就像满大街都是的建筑工，收废品的，或者是拉小车的，多是满口四川话；女人全是丑陋的，声音洪亮，比划的幅度很大，两个女人往我的床上一坐，我就只有逃跑的份了。他们到武汉去以后，女人的兄弟拿了好几个编织袋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扛了回去。

49床贾家的来客不多，有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据说是贾老师的侄女；贾老师的女儿倒是有年轻人来看，之后才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女儿的男朋友。有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在晚上经常来到贾云龙的床前，唾沫四溅的说上半天，开始我以为她是医疗代表，或者是邪教传播者，后来才发现她是五峰县城建局副局长的第二任老婆。她扶着那个副局长来过我们病室，一坐就是半天。副局长已经衰老了，因病已经在医院住了三年。贾老师曾羡慕的告说我们：“单间，火锅，围着床边一圈菜。”我看这个副局长是无法恢复了，这个第二任老婆的幸福生活只能继续在医院进行了。

48床老李的来客也不多。除了那个愁眉苦脸的司机以外，就是自称是女婿好友的手术室的一个医生，而老李的女人基本无用，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一无所知，对老李的饮食永远保持稀饭，连少吃多餐都不知道。多亏有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几天功夫，就曾经把小潘吓得要命的，神经质的老李改变得能扶着人走路了。

47床的小温是病室最热闹的病人，单位的领导，同事，师兄妹，女方家长，丈人和丈母想的恐怕是女儿的下半辈子如何是好；男方家里来了三个人。“他母亲晕车”，老实巴交，身穿老式黑色呢中山装的父亲如是说。父亲总是趴在儿子的身边，紧紧的抓着儿子抽搐的手，稍高一点的二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长得结实的二哥白天在病室找地方睡觉，晚上值夜班，很辛苦的。

住了4个月医院的46床的小男孩是唯一没有人看望的。隔几天来住几晚，读读拼音，画画图画，玩玩纸飞机，和病室的人说说话，逗逗乐，来访的人只有护士和勤杂工和他熟悉，而他的父亲却自来熟，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有一年，李鹏视察江**纺织厂，风把江阴的江字吹掉了。”他肚子里的荤段子不知有多少，只要有兴趣，张口就是。看他那副眉飞色舞的神情，真叫人讨厌。

俗话说，铁打的兵营流水的兵。医院也是如此，病好的走了，新病人又来了，2月15日这天我和50床离开，走廊上的加床不早就人满为患吗？贾老师和老大已经两天没有空床睡觉了。

17．元宵

元宵节这天我是被热醒的。

病室里虽然空气污浊，却很暖和。夜里的空调常常被护士悄悄关掉，但十几号人挤在病室里，还是感觉不到外面的寒冷。我和妻子一人睡一头，共一床被子，她睡着了总是很放肆的，紧紧挤着别人。我感觉身上都有汗了，索性从被里伸出胳膊，一用力，我坐了起来。天色刚刚明亮起来，50床陈民权的哥哥老大在向我微笑。隔着隆起的被子，49床贾云龙的父亲贾老师也在和我打招呼：“起来了？”我木然地向他们点点头。自从车祸以后，我还没有从这次激烈碰撞的眩晕状态完全清醒过来。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今天是中国春节的最后一个日子－－－元宵节。

元宵的早晨还是很平和的。起床，早点，站在病室里的玻璃幕墙前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流发呆，有些头重脚轻的在外面走廊上走来走去。今天不输液，这是几天前妻子就和我商定的，毕竟是过节。只是怎么才能不输液？简单极了，催款单刚刚送来，“我们不理睬他”就是了。医院如今十分现实，不交钱就停药。

我最乐意坐在椅子上和贾老师，或者老大说说话。很随便的，漫无边界的，随心所欲的闲聊。这两个人都是我所敬重的人。我总把贾老师看成一个智者，儿子的生命被挽回，经过理疗和高压舱治疗，儿子苍白的皮肤已经泛出了血色，贾老师很高兴，他坚信，儿子会重新走路，会重新说话的。而老大来宜昌照料弟弟也快一个月了，一天到晚在医院总有些“审美疲劳”，老大开始神秘的消失一段时间，然后悄悄地出现，悄悄地告诉我们：“到街上耍了一哈儿。”

真得感谢儿子新任女友小李的到访，我们回家吃了一顿团圆饭。儿子要我留在家里睡一晚上，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妻子也想这样做，我却执意返回医院。一则是家里太冷，回家以后一直躺在被窝里，依然冷得够呛；二则是想顺势而为，既然是病人，还是应该乖乖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次车祸，不就是没有注意命运之神的善意提示吗？

虽然戴着新配的眼镜，眼睛还是有些问题，依然是重影，左眼和右眼之间坚决不与协调，两个音像不予重叠。走在路上，凡是台阶，坑坑洼洼，路面砖破损处，马路牙子都提心吊胆，非得眯着一只眼，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我想起歇在树上的猫头鹰，不禁暗自好笑。脑袋还是发晕，两腿还是发飘，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高一脚低一脚，感觉肤浅，缺乏自信，只是机械的前进。

元宵的夜空是热闹的，远远的听见沉闷的轰鸣声。恰好走到都市田园小区门口，从96号公馆旁望过去，一串串焰火不知在远处的那栋高楼上升起，继而在空中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就在那一霎那，光亮的色彩照亮了好大的一块范围。向前走，一个神态安详，端庄大方的少妇牵着一个花朵似的小女孩迎面走来，那女孩一脸欢笑，手里提着一个燃着点点烛光的兔儿灯。好久没见过这样的美景了，我都有些恋恋不舍了。

我是自己走回医院的。

18．情人节

情人节这一天和平时差不多，病室里吵吵闹闹，人来人往；空调在送着暖风，卫生间里的抽风机在嗡嗡作响，病室里依然臭气熏天；电饭煲里的白菜萝卜的味道在腾腾升起，理疗医生在对贾云龙大声命令：“回答我。”谁的手机在响，一个女声在唱着：“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

那天有两件事值得记录。一件是我输液，过程有点怪怪的；另一件则是由一个女勤杂工引发的情人节的笑谈。

我原本是不想输液了，早上查房，陈医生盯着我说：“治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绝不能中途停药。”我就乖乖的把我的想法吞回肚里。妻子去交了钱，护士就按部就班的给我挂上了输液瓶。

一个瘦瘦的护士走过来，站在床尾，俯下身，用手轮流拍打我的两个脚背，寻找着能够进针的静脉血管。她是耐心的，但血管却依然显示都是硬的。她犹豫了一会儿，拿起针头，开始给我的脚面消毒。我感到一阵微微的刺痛，那是针头进入了我的皮肤，刺痛越来越厉害，就在我有些吃不消的时候，护士停止了动作，她松开了扎着的胶带，用胶布粘贴住针头，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刚刚说过“谢谢”，护士就揭开胶布，飞快地抽出针头，嘱咐妻子按住针眼的棉签，原来是打漏了。

重新开始。护士又换了一只脚，拍打了半天，鼓足勇气，又将针头插了进去，这次是成功了，她忙碌了好半天，我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我看见输液的滴注的速度过于太慢，就在感谢的同时，提出疑问，护士回答说：“已经开的最大了。”想想也麻烦了别人好久，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开始输的是弘派，滴注的速度慢得叫人揪心。50床已经输了两瓶500CC，我却还在依然在输第一瓶。本来开始就晚半拍，结果这一瓶一直输到中午12点20分。第二瓶开始的时候，我请求护士看看针眼，甚至不惜重打。一个满脸横肉的女人看了看，拒绝了我的提议。我感到有些支撑不下去了，想换换姿势。我知道这是危险的，上次的一次改变姿势，结果导致左脚打漏了，肿得像块发糕。我依然决定试试。我谨慎的把下身整个挪动了一下，小心翼翼的弯起了腿，把翘起的脚慢慢的放平，让脚心踩在床单上。奇迹就此发生，没有打漏，输液的速度完全恢复正常，一滴滴的滴得很流畅。一瓶神威只输了1小时15分钟。护士拔针时，我决定明天不论如何我都不输液了。

情人节的气氛在医院几乎看不见。白天的时候，除了儿子在耳边咕噜了几句，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护士站的平台上堆满了花篮，花束。姹紫嫣红，很是好看。晚上我在走廊上散步时，在楼梯口的垃圾桶里，发现了那些花朵的最后归宿。

那个有着一头烫过的长发的勤杂女工进来扫地，突如其来的，没有称谓的说了一句：“你们没过情人节吗？”46床的父亲反问她：“你老公没给你送花吗？”她噘噘嘴：“屁花，狗尾巴花都没有。”全病室一片笑声。勤杂女工满是感慨地说：“男人就是这样，旧的玩厌了，老的玩腻了，就会去找新的，年轻的。”病室的男人全都哑口无言，女人们不知肚子里想些什么。有些冷场。等那个勤杂女工出去以后，有人鼓动老大去试试，安慰安慰这个女人。老大红着脸连连说：“使不得。”贾老师满脸怒气的回来了，他花了5元钱在外面炒了一个红烧肉：“妈的，只有几片，数都数得清楚。”我笑他是不是被女老板递的一支烟，倒的一杯茶所迷惑，贾老师分辩说：“只是说了几句话。”他说得老老实实的，全病室又是一片笑声。

这大概是我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情人节了。

19．出院。回家

2月15日，我出院回家。这个日子是我反复揣摩的结果。2月12日元宵节，星期日。医院不办出院手，星期一是2月13日日期不吉利，星期二同样如此，只是我却忘记了2月14日是情人节。2月15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十八，我入院第16天，看来不错，就选定这一天了。

昨晚睡得很不好，先是老大早早就在病室里晃悠，他昨晚睡得很早，晚上我在走廊里散步时，他已经在一张空床上睡得酣熟，加上今天他就要陪着他的弟弟到武汉去治病，所以早早的就看见他晃着花5元钱理的那个寸板头，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道，外面又收了新病人，被别人从床上轰下来了。再就是贾老师，披着皮夹克，趿拉着鞋，照料儿子小便，然后，抱起一本书，在慢慢变亮的晨曦里读着什么，也许故事会让他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贾云龙不知不觉坐了起来，上身穿着她妹妹给他买的睡衣，下身裸露着，无神的眼睛茫然的望着玻璃窗。

第一个起床的肯定是48床老李的胖女人，她抖着满身的肥肉走进卫生间，没有半个小时她是不会出来的。打开水的勤杂女工出现了，收走热水瓶，用小车推走，而后就是用洗把拖地，陪伴的女人都陆续起床了，50床的四川女人动作最大，掀开被子，把她那一丝不挂的男人赤条条的展露在众人面前。她的擦洗的动作不像是对人，而是地板，用力，带劲，仿佛他的身上尽是污垢似的，女人仔细的给男人洗生殖器，相信有不少的女人的目光有意无意之间都看见过那个男人的阳器。

妻子在给我漱口洗牙，很舒服，之后洗脸，打来大盆大盆的热水给我擦身，隐密之处就在被子里面进行。最后是洗脚，上次打针打漏了的左脚依然有些肿胀，热水一烫，还有些痛。46床的小男孩从床上蹦下来，一个劲地敲着卫生间的红漆大门，然后冲进去，方便以后再钻回被里继续睡觉。

一对对的护士出现了，整理床具，发放口服药，要求大家查体温。还有交接班的嘱咐。

当我的身边被浓浓的腊肉味所弥漫时，病室里就开始吃早点了。我是一个菜包子，一杯烫热的牛奶，陈明权是满满两碗饭，贾云龙是包面，老李是稀饭，47床的小温刚做过手术，不能进食，而那个小男孩则似乎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医生查房开始了，陈少军副主任医师负责47床，50床和我。47床呆的时间最长，说他的痛苦是正常反应，过了这几天就会好起来；他告诉50床，武汉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可以放心过去；他对我笑笑：“你的精神很好，恢复是要一段时间的。”他要我今天打完针再出院，我苦笑着告诉他，脚上的血管已经打不进去了。他笑笑，走了过去。

50床的离去倒是迅速，拉来一个手提车，大家一帮忙，就走了。我的出院倒是遇到一点麻烦，先是护士没把病历交给医生，后又是姚医生到门诊部参加会诊，等了好久，才把我叫去，问了一通基本情况，然后又停顿下来，就这样一直到中午。

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仍然不好，天空阴沉沉的。我走到玻璃窗前，望着湿漉漉的路面发呆。有一句没一句的和老李的清秀的女儿说着闲话。我走到走廊上，加床都睡满了，一个大眼睛的小男孩，一个被人砍了8刀的小伙子，还有一个蒙头大睡的男人。走廊上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在练习走路，一个满头都是白发，一个是女人，头发很漂亮，面容消瘦，轻飘飘的，就像幽灵。

我们中饭吃的盒饭，妻子在院外炒的，三块五，两个人吃，正好。还有一碗鸽子汤。贾老师吃的是他老婆煮的饭，酒精炉炒得什么菜不知道，反正再也闻不到他女儿做菜的那股香味。老李吃的是他女儿送来的饭菜，。他的肠胃不好，老是拉肚子，医生轮番用药，最后还是黄连素见效。可见药不在于贵贱，见效就行。47床的陪护人员分班到外面吃饭去了。而46床的那对父子在和几个医生谈话以后就无影无踪了，有人说，医生在赶人了。光把医院当旅店，谁也无法忍受。

终于等到下午2点半，妻子风风火火的赶去办出院手续。回来才恍然大悟；医院之所以拖到下午办出院，就是为了收取每天近50元的费用。

望着收拾在一起的一大堆东西，妻子和儿子犯难了。正在此时，辰辰摇摇摆摆出现了。大喜。和病室的人一边含糊的祝福早日康复，一边开溜。遗憾的是老大先走了，贾老师又不见人影，大概是跑到外面抽烟去了。有些许寂寞。

下楼，眯着眼睛走路。天气好起来了，有点明晃晃的阳光。走出医院，招手，一辆三厢的桑塔纳，引擎盖上雷锋在向我们微笑。

出院。

回家。

生活重新开始。

2006年3月13日初稿

2008－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