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理学家贾·戴蒙（JaredDiamond）看来，这个“南岛语族”，可能是被说汉语的华北人，从亚洲大陆驱赶到太平洋上来的，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当年华南人的孑遗。如此壮阔的史前大波澜，也被戴蒙建构成一种简略的“语言代换”过程（languagereplacements），可参见其名著《枪炮、细菌与钢铁》。此说基本脉络是，华北的汉语族群向南扩张，驱赶或同化了华南土著，即那里的苗瑶语系、傣／佧岱语系的族群，而后者迫于来自北方的压力，则从华南扫过热带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越南、马来半岛，掀起另一波更为彻底的语言剧变，把先前曾在那里的语言统统消灭。于是，残存于大陆汉语海洋中的苗瑶语系，成为语言孤岛；南岛语系则饮恨大陆，存活于整个太平洋上。（见王道还、廖月娟的中译本，台北《中时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有点像是把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摆进生物、地理、环境等新学科中，做了崭新的综合和阐述，要旨无非是，地理环境、气候、物种等先天优势，注定了谁能获得农业的先机，便可独领风sāo于史前，而滞留于狩猎／采集阶段的族群，只剩下灭族的份儿，其断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决绝，比天演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都是言之成理的。“语言代换”写来轻松，却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杀戮土著的血腥过程，最后迫使降族采用新语言；而华夏正宗从来蔑视未开化的夷蛮戎狄，汉文明的扩张，一向也是征伐驱赶、招降纳叛、改土归流。神州自古东有九夷，南有百越，相传楚灭越，而越之子孙流落波涛大海；百越之族则遭北方华夏人挤压，亦避遁南亚，此皆为上古历史，恐怕还不是新石器时代那邈远的一万年前的波澜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重建史前史，认为中国至少形成了两个“dú lì发生农业的中心”（independentcentersoforiginsoffood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华北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字书写系统，所向披靡，翦灭了任何其它的可能xìng，此乃汉文明一统天下的灵通宝玉，也使戴蒙教授困惑于中国无数其它语言消失而只剩汉语独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中，遗传的证据最有信服力，文化证据次之，语言证据则最弱，但是在中国文明的个案里，恐怕需要倒置这个顺序才行。关于中国，离了汉语和汉字，便什么历史、文明都免谈，倒也左证了戴蒙之“语言代换”说的睿见。

中国对东亚三国的汉化

显然，史前史的这个“语言代换”风云，到了文明史里，大约就是所谓“汉化”，sinification，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一个新译法干脆叫“华化”，对应的词是disinificaion，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rì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dú lì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rì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xìng吸收。公元6sì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zhōng yāng集权制，rì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rì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