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所有人都走了，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挣扎着扑回床上躺着。

保罗接到我电话来了。我没好气地让他赶快去办理出生证和医疗保险，这个“小时候是少爷现在是大爷”的人，一声没吭去办事了。

正想着可以好好歇歇，泵奶时间又到了。读了一遍说明书，按图组装好用具，开始泵奶。同时泵两边，吸力小，泵半小时滴奶未有；两边分开泵，吸力大些，一边二十分钟，共四十分钟，加上前面的组装后面的清洗十分钟，泵一次奶要四五十分钟。

哺乳专家要求，每个瓶子都要贴上标签，写上泵奶的日期和时间，而且还要编号。她给我的资料有一叠纸，每张纸上几十个带条形码和贝比姓名、id号的不干胶标签，她已经用彩笔编到20号。

两边分开各泵了二十分钟，两个小瓶子空空如也，我倒不觉得意外。可这两个空瓶子怎么办？留着证明我已经泵过奶？或者护士需要做记录？我把空瓶子贴上标签，俄国淑女来时我指给她看，她瞟了一眼，轻蔑地说：“垃圾，扔了吧。”

第二次泵奶，聊胜于无，像钟乳石上滴落的几滴水，连瓶底都没覆盖全，在瓶壁溅了些小奶珠。怎么办？哺乳专家说再少的奶都有用，是贴上标签给护士，再让她说一句“垃圾”，还是直接扔了？我在专家的郑重其事和护士的漫不经心之间左右为难。

泵一次奶，令人精疲力尽。

还是不能休息，奶泵还没有落实。几天后回家如果没有奶泵，孩子的口粮就没指望了。我拿过哺乳专家留下的文件夹，找到满满一页纸的医疗器械公司信息。但是，且慢，先要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否则有可能保险不付费。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头又大了，要熬过无数分钟才能等到真人来对话——如果你是长者计划，请按一，公司与私人保险，请按二……问题是有时候我不知自己是哪一种情况。好容易闯过重重关卡，进到终端，又被告知，“……下一位客服将在四十分钟后为你服务。”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一位女客服出现了：“你的保险政策支付奶泵的费用，但只限于指定的医疗器械公司……”幸好，专家留下的名单里有指定的公司。

接下来给医疗器械公司打电话，太远的、非本区的都不考虑。一圈电话打下来，很多公司都没人接。我突然想起已是星期五下午三四点，下周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这是个长周末，很多人都会外出度假。通常周五下午都不太容易找到人，长周末的周五下午更是人心涣散，休假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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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保罗从尼可由回来，向我报告：出生证已经着手办理了；跟保险公司联系过，保险公司说贝比出生的第一个月，保险公司自动支付一切费用。他用抱歉的口气说：“来不及问你，我给贝比起名杰姆斯（james），我想起有一首歌叫《甜蜜的贝比杰姆斯》，我看到他就想起这首歌，所以就叫杰姆斯了。”

我不置可否，心里却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以前在教堂英文班。有个刚从国内来的二十来岁的男孩，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英文名就叫james。他总把肉麻当有趣，把无耻当个性，经常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放厥词，说广东话是“bird language（鸟语）”，说性骚扰和*是“happy experience（快乐经验）”；平时表现得像土豪，学期结束同学凑钱给老师买礼物，不过是三两元的小钱，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没给，至于每人带菜的毕业聚餐，也没见他的份。

但这是英文名字，我喜欢的大卫、摩根、欧文这样的名字，被美国人认为老土过时，而奥利佛、杰克逊、杰姆斯我以为的大俗名却高居最受欢迎男孩名榜单。算了吧，我本来就把起英文名的权力交给了保罗，何况现在已经写在出生证上了，我再否定也来不及了。

不管怎么样，至少跟007同名。只好这么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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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出去吃饭的时候，高危病区的护士简妮来了，我很意外。

她是护士中爱与人交流的那一类。在14号病房，她第一次见到保罗时说：噢，原来你们两是一家的，我在走廊见过你几次。

在14号高危病房，我肚子上一条宽宽的紧身腰带，上面固定着两个圆盘状传感器，两条小腿各包裹一个定时启动的气囊，胳膊上一直都在输液。所有这些东西都有线连接到旁边的设备上，我要上厕所，必须呼叫护士来帮我把线临时断开，只带着输液瓶去洗手间。

在这样被束缚的生活里，简妮是少数几个跟我闲聊过的护士之一。

睡觉本是最放松最舒服的事，因病卧床却不然，二十四小时卧床简直是折磨。尽管我有一百个心想仰面躺着，把床尾的脚抬高，不想给*一丁点压力，但是长时间的躺卧之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想要侧卧，减少一下腰背的酸痛。

房间里永远有“吭哧吭哧”从机器设备里传出的两重心率声，像火车在铁轨上奔驰，昼夜不息。

在听着火车“吭哧”声的日子里，简妮进来除了例行公事的工作，会跟我说几句题外话。我问她有时我翻个身，就没有胎儿的心率声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把不断从仪器里吐出的心率图给我看，说：“护士站有监控电脑，我在那边可以看见这里的心率变化，如果看见这条心率线突然上升，然后又落下去，我知道是你的身体动了，而不是有什么意外状况。”

她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护士的工作是连续工作四天，每天十二小时，然后休息三天。连续几天见到简妮，她陆陆续续跟我说了她的一些情况：三十八岁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护士专业，跟妹妹在佛蒙特州合买了房子，四天工作完后，开车几个小时回到佛蒙特住三天。

她问我们这是不是第一个孩子，保罗说是的，反问她有几个孩子。她平静地忙着手上的活说：“我还没找到一个人来生孩子呢。”

我说连续工作四天十二个小时很辛苦。她说，有的人，你知道，她们不一样，她们把这里当旅馆……

现在，简妮端坐在高背沙发椅上，我见到她百感交集，在14号跟她聊天时，我都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以为还要在14号煎熬很长一段时间。我长叹一口气：“唉！要是当初做了宫颈缝合就好了！怀孕前，我去看了西奈山医院的妊娠高危医生，我要求一怀孕就做宫颈缝合，可是那个医生说，她不做没必要的事。我真后悔，如果当初我坚持就好了。”

“嗯，人类的大脑不会停止思考的。”她戴了平时不戴的眼镜，样子有点不一样，“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她怀孕以后办了订婚仪式，可能太累了，仪式之后流产了。她总是在懊悔、自责，要是我当初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

“是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我真恨我自己。”昨天到今天，见过这么多人，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没有错，你不能怪你自己，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料的。”她说话时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病人，而是当成了一个亲近的人。

我心一凛，是的，没有什么是可以百分百预料的，某些情境下怎么做都是错，除非不去做。

我知道她已经交了班，该回去休息了，她肯定早上六点多就从家里出来。她说明天再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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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班护士是一个头发短短卷卷贴着头皮的小个子拉美非裔，来送了几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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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从尼克由回来，喜滋滋的。他们李家是祖传的乐天派，大难临头也会面无惧色，嘻笑自若。

保罗说：我看了护士给贝比换尿布，护士问我要不要试试，我说这次不了，我看你换。

保罗说：贝比满头都是头发，他的头发比我多十倍。

保罗说：我给他唱歌，唱《甜蜜的宝贝杰姆斯》，还唱《拔萝卜》。

保罗说：我把我的手指伸给他，他就抓住我的食指不放……

我沉默着，不想妨碍他的好心情，勉强问道：“他的手指头、脚趾头对不对？你有没有数数？”

他点点头，冷丁想起来，掏出手机：“我拍了照片，你看一看。”

“可以拍照吗？”

“可以，但是不可以用闪光灯。”

他从他那老恐龙手机里调出照片，在低像素、昏暗的底色上我看见一个小婴儿的半身像，他躺在保温箱中红白蓝条布单做成的小床窝窝里，他身体*，肤色暗红，下身穿着小尿布。一个蓝色塑料管连接着透明接头插进他的鼻子里，两条白色胶布粘在鼻子上和人中处，帮助固定着鼻子上的管子，在两边脸颊交叉成两个x；另一条细细的橙色导管插进他的嘴里，一块透明的小胶布贴在下巴上，固定着导管；胸口和肚子上各贴了一个传感器，连接着两根白线；胳膊上埋着留置针。

让我惊讶的是，他并不像我想象的皱巴成一团，虽然很瘦，胸上的皮肤隐约显露出肋骨的起伏，但是他的头脸是光滑顺溜的蛋圆形，而表情竟是一派祥和淡定，对自己所处的困境有一种安之若素的超然。

这表情让我心动，让我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