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进入第三个星期。星期一早上一睁眼，看到窗子上结了一层霜。这股寒流来的突然，空气猛地一下子变得清冽刺骨起来，让人很不适应，但儿子一连几天认真写作业的样子，让人心里热乎乎的。上班来到办公室打扫完卫生后，我拉好衣服锁链朝校外那条四周七零八落各处长满野草的小路散步去。

中午放学回家我问儿子有啥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他说都没有。下午第二节课的课间时，同事的女儿陈欢从小学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刘老师叫我。陈欢与王喜乐是同班同学。我脑袋一“热”，知道儿子又出事了。我匆匆来到小学，走进刘老师的办公室，只见她坐在那，心想她会吩咐我坐下，但没有。她看着我，背靠着椅子，一动不动，缄默无语。像是生气，又像寻思着话该怎样说。

“刘老师，王喜乐又犯错了？”我问。

“王老师，坐。”刘老师带着一副说不清的神情说，“上午七点四十的时候你在办公室吗？”

“不在。我出去散步了。”

“噢，对了。”

“下午，第一节你有课吗？”

“有。”

“对了,”刘老师说，“是这么回事，王喜乐的作业又没写完，上面还有你的签字。早上，原本想给他妈打手机，想起上次她把王喜乐领回去的事就没打。王喜乐的学习本来很差，要是再耽搁那就更差了。所以上午我让他去找你，他回来说你不在。中午放学时我专门给他说让你上班时来一趟小学，下午我一问，他说他忘了。第一节课，我又让他去找你，他回来说你在上课。我不信。第二节课叫陈欢去找得你。”

“昨天，他说作业都写完了我就签了字。”我不安地说。

“孩子的话哪能信。现在的孩子很不自觉，必须紧紧盯着才行。王喜乐昨天抄写的东西一个字都没写，作业中的错误又多了，字也不如前几天。”刘老师翻看本子说。

“下次，我一定认真检查，严格要求。”我用陪不是的口吻说。

“你们体育老师只注重玩，不太注重教育孩子。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可不是件简单的事。麻烦着呢！”

刘老师的话明显暴露出一个极端性问题。长期重复性的工作经验让这类老师形成一种僵化而狭隘的思维。其实，现在这样的老师很多。他们将教学理论建立在一已之见之上，认为教育的方式只有一种；如果学生或家长不配合，他们就责备他们；他们自己为班级教学树立起了一整套规则，并以此来约束学生制约家长；他们对自己的现状颇为自豪——因为他们用规则消除了孩子们成长中的许多麻烦，而孩子们的麻烦越少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工作越有成效。可惜，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用规则，用强权可以压制麻烦，但不能消除麻烦。最糟糕的是，许多做了错事的人连自己都不知道，一直认为只要为了孩子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可先哲教导我们：“错误是创造的开始。”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了麻烦，不经历错误，他今生今世都不会产生辨清善恶的能力。教育的过程是成人帮助孩子认知真善美、接受真善美，让自己建立对真善美的自信并走向新生活的过程，根本不是铲除错误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少年儿童连犯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了，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对刘老师一个劲地陪不是，表示要尽最大努力积极配合老师盯紧孩子。

晚上，我问：“喜乐，中午刘老师让你给我传话你怎么不说。”

“我忘了。爸爸您能原谅我吗？”儿子心口不一地说。

“你昨天不是说作业写完了吗？”我生气地说，“把你的作业拿来我仔细看看。”

儿子颤抖的将手着伸进书包，拿出了作业本小心地递到我手上。翻着作业本，我越看心里越冒火。当看到一页满是老师带着怒气的红八叉时，“你就是这样写作业的？”我大声训斥。与此同时“嚓”的一声把那张作业页纸撕了下来，看到儿子被惊的目瞪口呆，我反而有了一丝冷静。我当着儿子的面把那张作业纸撕了好几个来回，他没有一丝保护自己东西的举动，傻傻的站在那里。有种异样在我心中泛起。我又拿起作业本连撕三页，重复了原来的动作，儿子还是傻傻的站在那里——奴性、奴性。我一脸怒气抓过书包，掏出《小学生必背古诗词》撕成三份，儿子还是呆呆地站着，只不过眼眶里多了泪花。接着我又从书包里翻出语文书也撕成了三份，儿子哭出了声，但还是没动。“反正你不愿写作业，也不想念书，那我成全你。我把书包扔到外面的屎坑里去，这样你也安心了，我也省心了，以后谁也不用为你的学习犯愁了。我提起书包往外走。当我一只脚刚迈出家门，只听“扑通“一声，“爸爸，我求求你啦，我给你磕头了，你别扔我的书包。我要上学、我要上学。”儿子的哭喊声猛然爆发出来。

我一回头，眼前的场景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也让我的心一下子静得出奇，思绪却飞速的旋转起来。我一直认为，儿子是属于非常勇敢的那一类。因为在五岁那年，为了保护一起玩耍小朋友的利益，他赤手空拳与一名四年级的男孩拚死搏斗，用超强的勇气把那个男孩吓退。那个曾经勇敢的让父亲骄傲的孩子，现在正双膝下跪，额头点地，向他父亲磕头，以求书包的安全。儿子才刚刚上学三个半月，他保护自我的天然之气就被我们这种该死的消除麻烦的功利教育给铲除了。一个孩子面对最亲近的父母都不敢保护自己的东西，将来他能保护啥？此时，我想起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宰杀，而旁边却围着中国民众争相观看的历史图片；想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这句话；想起抗日战争帮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伪军比日军还多；想起外国老板一声淫威许多中国人的双膝就应声跪下的报道。我感到儿子快成麻木人群的一员了，也预感改革开放一些年后外国人重新欺负中国人的日子一定会重来。想到这我不寒而栗，不由打了个冷颤，用手扶了一下门框。这个动作正好让忙于磕头的儿子给看到了，“爸爸，你打我一顿吧，我骗你啦，中午刘老师让我叫你，我没忘，我只是害怕。”儿子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喜乐，快起来，你没什么错。”我火急火燎地说。

儿子不肯起。当我把书包还给他，儿子好象抓住了救命的小草紧紧地将书包搂在了怀里。我用拉起哭泣中的儿子，并用双手紧抓他的肩膀激昂地说：“喜乐，听着，你是男子汉，你的双膝只跪两个人。”

“哪、两、个、人？”儿子边哭边问。

“上跪天地，下孝父母。以后不许出现下跪的事了。”我沉重地说。

“如果不跪，你不是把书包扔到毛屎坑里去了吗？”儿子声泪俱下。

“卷子、书、书包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你为什么不上来保护？”

“我不敢。”

“为什么？“

“我怕你打我。”

“就说我打你，但你是男子汉有责任保护自己的东西。况且我早说过，只有你干了恶事我才会打你。”

“我有时与老师争辩，老师都打人呢！上次老师把教鞭都打断了。”儿子说得一板一眼。

儿子的话我完全相信。因为在自己身边体罚学生的老师也越来越多，暴力相加也不献见。这种软硬相加的教育暴力，正一茬一茬的消弱中国孩子的勇敢精神。此时，在我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循环逻辑：利益——分数——记住——惩罚——仇恨——反抗。这是一个不可能坚持多久的逻辑，可身太多的老师却无能为力，只能伪心的跟着走。

“不管出现多大的事，男娃娃有责任保护自己的东西。当然，也包括在爸爸妈妈面前。”我诚心意切地说。

“爸爸，我没完成作业老师说不相信我了，你相信我吗？”儿子支支吾吾地问。

“喜乐，现在你写不完作业并不是什么错，因为你这么小还不具备独立写完作业的能力，只要不放弃，过一段时间你会有那种能力的。老师说不相信你，是老师的错。不过，你永远记住，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了，但爸爸永远相信你，妈妈永远相信你，这个家永远相信你。”说话间儿子在抽搐中将头伸进我的腰际越换抱越紧，似乎为内心汲取能量，一会停止了哭泣。随后，我们一起用透明胶袋粘好了所有撕坏的东西，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彻夜难眠。儿子身上勇敢素质的减退，正说明他在学校生活很不健康。孩子在学校能不能健康成长，必须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是人身安全的权利。第二是学习自由的权力。儿子时常谈起同学被罚或被打的事。孩子几乎不觉得这是什么，习以为常的老师更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侵犯学生的事。可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是依靠学校的制度，而是按照老师的情绪。由其是学习方面，学生更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完全被强权所控制，完全被情绪所控制。这里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的成长分渐悟和顿悟两种。但制度的力量谁是强大的，我只能多想别得办法帮孩子减少成长的损失，渡过难关。

想想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预言：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网络社会，孩子最佳的生产劳动是什么？我想，除了必要的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外，体育是最好的载体。孩子在体育中，一边付出心血，一边获得欢乐。虽然体育在物质层面与成人劳动不一样，但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惜，自1905年废科举，引进科学以来，中国也引进了体育的概念，但体育经“学而优择士”的同化后，处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层次上，成为中国教育最薄弱的一环。而西方教育认为体育是发明创造的前提，是人生冒险前的人格准备，是人高尚精神品质的发源地，是民族血气的摇篮。

以小见大，由近及远。儿子下跪，用铁一样的事实让我看到应试教育对人性的杀虏是多么的厉害，我必须通过体育帮儿子找回往日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