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本章主旨

腐败在任何政体中差不多都是从原则腐败开始的。

第二节民主政体原则的腐败

民主政体原则的腐败开始于平等精神的消失，那时人们开始崇拜一种极致的平等精神，人人都想拥有与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一样的地位。人们要事事亲力亲为，不仅要代替元老院议事，代替官员履行职责，夺走所有法官的权力，他们连自己交付出去的权力都难以容忍。

美德不再属于共和政体，人们不再尊重官员，因为官员的职责被人民代替行使了。元老们也因为元老院的讨论不具有了重要意义而不再受人尊重，年长者亦然，身为年长者的父辈们也不再受到尊重。丈夫再也没有了受尊重的条件，主人也失去了得到遵从的条件。不管是约束他人还是被他人约束，都特别累、特别不快乐，所有人都习惯于无拘无束。妻子、子女、奴隶再也不愿服从任何人。人们不再喜欢秩序，风气已经腐化，直至最后，美德也消失了。

色诺芬在《会饮记》中有一段关于共和国的人民滥用平等的叙述，特别生动——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将自己感到满意的原因讲了出来。夏米德说：“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过去我富有的时候，那些诬陷者们很容易谋害我，而我要谋害他们却很难，对此我很清楚，所以我只能去讨好、奉承他们。我躲不开共和国不停地向我索要钱财。而我变得没钱之后，我不但不再受到他人的胁迫，反而能够去胁迫他人。没钱的我居然有了声威，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而富人们全都从座位上起立给我让路，现在的我成了国王，共和国来养活我，而过去我只是一个奴隶，必须向共和国纳税。我期望着能得到点儿什么，再也不用畏惧。”

那些受到人民委托的人变坏后，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企图使人民变坏，这个时候人民就遭殃了。这些人不停地挑起人民的贪欲，不断地跟人民谈论人民的不同寻常，想以此来遮掩他们的贪欲和野心。

不论是在腐败之人中，还是在引诱他人腐败的人之中，腐败都在不断地增长着。一切公共财产都被人民瓜分殆尽。人民穷困而懒惰，但还要管理公务，还要穷奢极欲。然而，只有把目光投向国库才能满足懒惰的人民去奢侈。

如果发现拿选票来换钱，我们根本不必震惊。只有不断地向人民索取才能给予人民更多的东西，而国家往往因为不断地向人民索取而覆灭。当人民表面上得到很多自由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失去自由不远了。如此一来便有很多具有一人独裁一切毛病的小暴君出现了。社会再也无法容忍任何自由，暴君随之诞生，一切的一切都离人民而去，甚至连腐败带来的利益也不存在。

所以，民主政体需要防止不平等精神和极端平等精神这两个极端。民主政体会因为不平等精神而滑向贵族政体或一人独裁的政体，就好像一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因被征服而宣告结束一样，民主政体会因为极致的不平等精神而滑向一人治国的专制政体。

那些使希腊所有共和国腐败的人沉迷于强有力的辩论，而且酷爱武功，并没有全部变成暴君。再说了，所有希腊人都极为痛恨那些颠覆共和政体的人。所以，无政府状态由于恶化而被覆灭，并没有发展成暴政。

但是，叙拉古[292]处在很多由一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变为暴君政体的小国[293]之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腐败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造成的。叙拉古设有一个元老院[294]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史书上出现过。这个城市不但受到自由的骚扰，还要受到奴役的煎熬，一直处于放任之中[295]，或受到压迫，自由和奴役一直如暴风雨般地袭击着它。从表面上看，它非常强大；事实上，只要受到小小的外部势力的刺激，它就会发生革命。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居民，它始终只能从拥戴一个暴君、自己当暴君两种情况中选择，的确是相当残忍。

第三节极端平等精神

真正的平等精神和极端平等精神有着天壤之别。真正的平等精神是服从并领导与我们平等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去指挥别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服从他人。这种精神是让和我们平等的人做主人，而不是完全不要主人。

人们处于原始状态之下生来就是平等的，但是，人不会一直处于原始状态中。处于社会之中的人会失去平等，要想重新实现平等，只能通过法律手段。

在有序的民主政体下，平等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公民；在无序的民主政体下，平等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官员、元老、法官、父亲、丈夫和主人，由此可见，二者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美德天生与自由为邻，但是它与极端自由的距离却非常遥远，就如同它与奴役之间的距离一样。

第四节人民腐败存在着特殊因素

人民在取得巨大成功后，特别是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取得成功后，就会骄傲，他们再也不愿受到别人的领导。他们不仅痛恨官员，而且痛恨一切官职；他们不仅仇视政府，而且仇视政体体制。如此一来，雅典共和国[296]因为雅典人在萨拉米海战[297]中击败波斯人取得胜利而腐败，叙拉古共和国[298]因为雅典人的战败而覆灭。

马赛共和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因为它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无声无息到名扬天下的过程。

第五节贵族政体原则的腐败

贵族政体会随着贵族政权独裁和美德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上的消逝而变得腐败。

在君主政体中，假如掌权的各个家族都依法行事，那么这个政体就由许多君主在治理，这种政体的任何君主都受法律制约，所以从性质上说是一个杰出的专制政体。但是，如果掌权的各个家族都不遵守法律，那么这个专制政体就由许多专制君主在治理了。如此一来，共和政体便只存在于贵族及贵族之间了。统治集团之中存在着共和政体，被统治集团之中存在着专制政体，于是两个不融洽的集团便产生了。

腐败在贵族成为世袭之后就达到了极点[299]，这个时候，贵族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宽和。假如贵族的人数不多，他们就会拥有较大的权力，不过其安全程度就降低了；假如贵族的人数比较多，他们就会拥有较小的权力，那么其安全程度则会比较高。按照这个规律，安全程度则会随权力的不断增大而日益降低，到最后，便会出现一个拥有无穷权力和极端危险的专制君主。

在世袭贵族政体下，如果贵族的人数比较多，那么其政治就不会残暴，然而人们的精神也会随着美德的减少而变得懒散、懈怠和肆意，从而使国家变得缺乏权威和能力，没有了发展的动力[300]。

假如贵族在法律的约束下，觉得指挥别人所带来的危险和疲惫，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快乐；国家虽然没有内忧，却存在着外患，人人都为国家而担忧，那么贵族政体原则的力量就能够维持。

君主政体要想获得荣誉和安全，就必须拥有一定的自信，相反，共和国必须害怕点儿什么才可以[301]。希腊人的法律因为害怕波斯人而得以维护。迦太基和罗马相互恐吓，所以它们才变得更强。这些国家犹如死水一般早晚会腐败，越是安全，越是如此，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第六节君主政体原则的腐败

民主政体会随着元老院、官员和法官的职权被人民夺去而走向灭亡，演变成大众的专制政体。君主政体会随着集团的特权或城市的优先权被夺去而腐败，演变成一人专制政体。

一个中国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君主们应该统率把握大局，这才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而晋朝和隋朝的君主却不愿因袭古人的做法，而要万事亲力亲为[302]，所以这两个朝代便灭亡了。”其实任何君主政体走向腐败差不多都是这位中国作者所说的这个原因。

如果君主把一些人的世袭职务夺去，一意孤行地交给另外一些人；假如君主不再喜欢自己的意志，而去热爱自己的一时冲动；如果君主觉得改变对他们权力的展现，远远超过按照事物的秩序对他们权力的展现，那么，君主政体就会灭亡。

假如君主整日亲自去做所有的事情，整日置身于宫廷之中，在他眼中宫廷就等于首都，首都就等于整个国家，那么，君主政体就会灭亡。

另外，就好像专制君主应该知道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一样，一个君主应该知道自己处于安全之中。所以，当一个君主没有觉察时，当君主对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对人民的爱戴估计得过低时，君主政体就会灭亡。

第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假如头等官位意味着头等奴役，假如人们不再尊重达官权贵们，他们都变成了独裁的恶劣工具，那么君主政体原则就腐败了。

假如荣宠与荣耀不再和谐，假如劣行[303]和崇拜融为一体，那么君主政体原则就腐败了。

假如公正被君主变成了冷酷，假如君主像在胸前挂上美杜莎[304]的头颅[305]的罗马皇帝一样，假如君主像康茂德[306]要求他的雕像那样[307]，装出一副可怕而恐吓的样子，那么君主政体原则就腐败了。

假如无耻之人因为卑躬屈膝而加入到达官权贵之列，而且他们还为此趾高气扬，如果这些人认为一切与国家没有关系，都是君主赐予他们的，那么，君主政体的原则就腐败了。

然而，当君主的安全随着其权力的增大而降低，他就越来越不安全，就好像每个朝代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时候，这个政权就会腐化，甚至它的性质会发生改变，而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大逆罪，不是吗？

第八节君主政体原则具有腐败的危险性

类似由君主政体变为共和政体，或由共和政体变为君主政体，这样的由一个宽和政体变为另一个宽和政体不算什么麻烦事，麻烦的是由宽和的君主政体演变为专制政体。

直到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治理国家的方法还是遵循习俗。然而，当专制政体因权力的长时间滥用，或大规模的征服性战争的发生，而在某个地方建立起来时，无论是习俗还是气候，都阻碍不了。如此一来，人性就好像在世界其他三个部分一样，会在世界这个漂亮的部分遭受羞辱，最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会这样。

第九节贵族醉心于王位的保护

王位在菲利普二世用自由来迷惑法兰西人时一直得到贵族的支持，后来，王位被瓦解后，英国贵族便将自己和查理一世埋葬在下面。在贵族眼中，向国王称臣便是荣宠，与人民分享权力就是最大的羞辱。

我们清楚，匈牙利贵族曾受到奥地利王室的持续压迫，后来他们变得特别珍贵，这是奥地利王室没有想到的。这些贵族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钱财，而奥地利王室竟然对这些贵族中的人才视若奴隶，反而要绞尽脑汁地榨取他们的钱财。奥地利的各个部落被很多君主竞相瓜分殆尽，这个时候这个君主国的各个方面却什么也不做，对想办法找出路毫不积极，后来也就一个一个地衰落了。愤怒起来进行坚决反抗的只有那奄奄一息的贵族，他们把牺牲生命和摒弃前嫌看成自己的荣耀。

第十节专制政体原则的腐败

从本质上说，专制政体原则就是腐败的，所以它的腐败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专制政体原则的腐败不能因为一些因素而中止，那么这种政体就会因为它内在的缺陷而灭亡，这一点与其他政体不同，其他政体都是因为其原则被一些特殊变化破坏了而灭亡的。因此，专制政体只有在气候、宗教、形势和人民的才智等因素形成一定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按照一些秩序，并接受一些准则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这些因素并不能改变专制政体的性质，只会对其产生极大的影响。专制政体只是被短暂地驯服了，而其残忍的本性仍然存在。

第十一节政体原则的完善和腐败的自然后果

如果政体原则腐败了，不管法律多么良好都会变坏，进而对国家进行损害。由于原则是一切的动力，所以政体原则比较完善时，即使是坏的法律也能产生好法律的效果。

克里特人运用了起义这种特殊手段，以使头等官员受到法律的约束。一些百姓为了逼迫官吏恢复私人身份，便扛起起义的大旗[308]，赶走了官员。在人们看来，这样做有法律可循。这种以起义来阻止滥用职权的制度，除了克里特共和国，好像能够让所有的共和政体覆灭。克里特共和国之所以没有被消灭，有以下几个原因[309]：

在古人眼中，克里特人是最热爱祖国的人民。柏拉图说[310]，克里特人感觉“祖国”一词非常亲切。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纠正了一切，称呼祖国[311]时则用了一个表达母爱的词汇。波兰法律中的某些规定也涉及了起义，不过从法律产生的后果可以看出，能够成功运用这剂良药的只有克里特人。

希腊人正是在完善的政体原则的基础上才创立了体育运动。柏拉图说[312]：“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之所以跻身世界优秀民族之列，恰恰是因为他们开设了这些杰出的竞技学校。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这很正常，不过最后还是成了公共利益。”这个制度在柏拉图活着的时候，关系着军事技术这个重要的课题，着实让人称赞不已[313]。然而后来美德离希腊人而去的时候，军事技术反倒被这种制度颠覆了。人们参加竞技只是为了腐败，而不再是为了锻炼[314]。

普鲁塔克[315]说[316]：“希腊人之所以变成奴隶，正是因为这些竞技。”这是跟他同时代的罗马人的看法。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竞技活动腐败了，希腊人变成了奴隶。普鲁塔克在世时[317]，年轻人就是一群卖艺者，他们性格怯弱，胆小怕事，整日沉迷于卑鄙的欲望之中，而这些正是公园里的裸体搏斗和角力造成的。然而，伊巴米农达[318]在世时，底比斯人之所以取得了琉克特拉战役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角力[319]。

伊壁鸠鲁曾谈到过财富，他说：“腐化是酒罐，而不是酒。”事实正是如此，假如国家的原则没有丢失，那么就不会出现太多坏的法律。

第十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刚开始的时候，罗马的法官都是从元老院的成员中选出来的。这个特权被格拉古兄弟[320]转移给了骑士，被德鲁苏斯[321]转交给了元老院成员和骑士，被苏拉交给了元老院成员，被科塔交给了元老院成员、骑士和国库监督官，而恺撒却从国库监督官手中将这个特权收了回去。元老院成员、骑士和百人长则被安东尼[322]编成十人队。

在一个已经腐败的共和国中，要想使正在繁殖生长的邪恶受到遏制，就只能铲除腐败，使原则得以恢复，其他的任何方法很可能只会变成一种新的缺陷，却不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假如罗马的原则是完善的，那么审判权就会掌握在元老院成员们的手中，就不会产生滥用职权的情况。但是，如果罗马腐败了，那么审判权不管由谁执掌，都无法使缺陷消除，不管是由元老院成员、骑士或国库监督官执掌，还是由其中的两三个集团共同执掌，或者由别的任何一个集团执掌都是如此。这些人，无论是骑士、元老院成员，还是国库监督员、百人长等，谁也不比谁的品德更好。

假如允许罗马的平民与贵族一样可以担任官职，那么这里的平民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那些善于阿谀奉承之人将获得权力。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尽管罗马人民准许平民担任官职，但他们还是一直给贵族投票。这是因为人民是自由的，不看重权力，他们具有崇高的品质，宽厚仁道。可是，假如他们推动了自己的原则，那么权力越多就越不慎重了，最后他们会变成自己的奴隶或自己的暴君。他们因为肆意妄为而变得羸弱，再也没有了自由的力量。

第十三节品质崇高之人的誓言效果

狄特·李维说，罗马人认为节俭和贫穷是光荣的，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罗马产生骄奢淫逸风气的速度，要比其他任何民族慢得多[323]。

在罗马，誓言具有巨大的威力，能让罗马人民遵纪守法，效果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好。他们为了遵守誓言，能做出任何事情，这些事情有时就算是为了光荣和祖国也不会做出来。

为了讨伐埃魁人和窝尔西人，执政官昆克提乌斯·金吉纳杜斯[324]想招募一支军队，但是保民官们一致反对，于是他就说：“那就算了，我就带领去年向执政官宣过誓的人出发吧[325]。”由于去年那些人宣誓时，金吉纳杜斯还只是个普通百姓，所以保民官们大声呐喊，誓言已经没有效了。然而与那些企图插手领导他们的人相比，人民更加相信宗教，完全不听保民官们所说的区别和解释，保民官们的呐喊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

人民打算退入圣山，但一直犹豫不定，因为他们曾在执政官面前发过誓，说追随他们去战斗的[326]。于是他们想把执政官杀掉，然而他们听说，誓言会一直有效，就算杀掉所有的执政官也一样。他们对抛弃誓言所抱的态度很容易就能从他们想要犯的罪行中看出来。

人民在经历了坎奈战役后，变得惊恐不安、手足无措，企图向西西里撤退，西庇阿[327]要求他们宣誓，绝对不能从罗马离开。所有的畏惧都被背弃誓言的恐惧征服了，宗教和习俗简直就是两支锚，紧紧地拽住罗马这只行使在狂风暴雨中的轮船。

第十四节政制中最微小的变化也能摧毁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迦太基这个共和国治理得很好。我们从波利比乌斯那里得知，迦太基具有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328]时期，那里的元老院差不多没有一点儿权威了。狄特·李维说，迦太基的官员和士绅既占有了公共财产，又滥用权力，这是汉尼拔回去后发现的。同一个原则不仅让官员们丧失了品德，而且让元老院丧失了权威。

众所周知，罗马人的监察制度就是一个奇迹，然而它曾在一段时间里变成了沉重的包袱。由于当时奢侈比腐败还要严重，所以它仍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腐败在克劳迪乌斯[329]削弱监察制度后，胜过了奢侈，于是监察制度自然也就消失了[330]。在奥古斯都和克劳德在位时期，监察制度被削弱，后来出于有人请求而重新恢复，后来又被放弃，最后就完全废除了，变得没有了一点儿作用。

第十五节三种原则的有效保持手段

在没有阅读以下四章的时候，我没办法让读者了解我的观点。

第十六节共和政体的明显特征

共和国由其性质决定不能拥有太大的疆域，要不然它就不容易生存。共和国大了，拥有的财富就多，对精神的制约就少了，就会把过多的财富交给某个公民私自掌管，如此一来，人们的利益就不一样了。刚开始的时候，个人会认为没有祖国也可以幸福、优秀、尊贵，可是不久后他就会觉得，要想显示自己的卓越，只有破坏祖国的一切，使之不复存在。

一个大的共和国的公共福利，不仅要受各种各样特殊事件的约束，还要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从而变成形形色色想法的牺牲品。较小共和国的任何公民都能近距离地靠近公共福利，对公共福利能够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感受。所以，在那里不存在广泛的缺陷，受到的保护也比较少。

斯巴达虽然经历了一切战争，却没有丧失一点儿领土，所以它才能长久地存在。自由是斯巴达唯一追求的目标，而光荣却是自由仅有的好处。

希腊各共和国拥有共同的精神，那就是不仅对自己的领土很满足，又对自己的法律很满足。野心产生于雅典，尔后又从雅典传到了斯巴达。但是，这种野心只是想统治自由的人民，想要领导联盟，而不是为了奴役奴隶，破坏联盟。由于君主政体更注重扩张，所以君主政体产生后，这一切都消失了。

除了共和政体，任何政体都难以在一个城市里生存，除非发生特殊情况。这个小国的君主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却没有使用权力的手段，并让他人崇拜他的权力，因此他就肆意去践踏人民，理所当然地去迫害人民。另外，外部势力甚至是国内的某种势力能够轻易地去迫害这样的君主，人民也无时无刻不聚集起来反对他。假如这位君主只掌控着一个城市，只要赶走他，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他掌控着很多城市，那么这才是事情的开端。

第十七节君主政体的明显特征

君主政体国家不应该拥有过大的疆域，如果疆域过大，拥有权势的显贵们就会鄙视君主，在朝廷之外拥有自己的朝廷。何况，即便法律和习俗迅速对他们产生效力，他们也丝毫不担心，所以根本不会再服从君主；他们根本不害怕惩罚，因为惩罚不仅迟缓，而且遥远。如果疆域太小，君主政体就会变成共和政体。因此，查理曼[331]只好把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帝国分割开来，被迫把帝国分割成许多王国，或者是想让行省的总督们更服从，或者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服从。

亚历山大[332]的帝国在其死后就被分割了，由于希腊和马其顿那些杰出人物都是自由人，最起码也是分散到这个广阔土地上的征服者的首领，所以，假如不瓜分帝国，这些人根本不会服从。

阿提拉[333]的帝国在其死后就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那些王侯们已经自戕了，所以就不可能再次使自己受到约束。

如此一来，要想防止帝国迅速瓦解，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建立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这样做便会在扩张带来一个灾难之后又带来一个灾难。

终于众望所归，众多的君主国都演变成了专制主义。

第十八节西班牙的君主政体是个特殊存在

西班牙正好验证了我的论述，所以不要拿西班牙来举例子。西班牙杀光了美洲的居民，居然是要保住美洲，专制主义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西班牙存在的基础就是成为殖民地的依靠，它要想保住殖民地，只能这样做。

当西班牙放弃向荷兰推行专制主义的做法时，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西班牙士兵不愿服从瓦隆军官的指挥，而瓦隆人也不愿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334]。

正是因为西班牙能够让意大利变得富有，才得以在意大利存活，而它自己则受到了损害。这是因为一些人本来想摆脱西班牙国王的控制，他们不愿为此舍弃他的金钱。

第十九节专制政体的明显特征

如果一个帝国拥有巨大的疆域，那么其统治者就必须掌握着专制权力。君主必须果断，因为路途遥远，一旦有了决定要送给君主，就要费很多时间。为了防止懒散，就必须让那些距离宫廷很远的总督和别的官员们心存畏惧。必须由一个人来确立法律，并且如同意外事件一样经常变化。意外事件会随疆域的扩大而增多。

第二十节上述各节的结论

毋庸置疑，在小的国家里适宜推行共和政体，在较大的国家里适合推行君主政体，在更大的国家里适宜推行专制政体，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只有保持国家已有的疆域，才能维持已经确立下来的政体原则，否则国家的精神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缩小疆域还是扩大疆域都会如此。

第二十一节中华帝国

很多人不赞同上面的这些论述，我想在本章结束之前辩解一下。

中华帝国版图庞大，我们的传教士在谈起它时，因为它不仅具有畏惧，还具有荣宠和美德，所以就说它的政体着实让人称赞不已。如果要这样说，那么我对三种政体原则的区分就没有一点儿意义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受到棍棒的驱使就无所事事，那么他们口中的荣宠是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335]。另外，从我们的商人的口中，丝毫觉察不到传教士们所说的美德。他们讲述了中国官员的各种欺骗掠夺行为，我们在此可以听一下[336]。

另外，优秀的安森[337]勋爵也可以出来做证。

还有，我们从巴多明[338]神甫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自始至终实行的暴政和理所当然对人性进行的悄无声息的残害，书信中有关于皇帝惩治几个令他不高兴的基督教徒亲王的论述[339]。

德米朗先生和巴多明神甫的书信中也有关于中国政府的讨论，我们读了几个入情入理的问题和答案后，也就不会再称赞有加了。

传教士们也受着一人意志的统治，他们还煞费苦心地想从印度各国王的朝廷里寻找这种接二连三地行使的个人意志，所以他们对这种行使个人意志的行为印象深刻，或者表面的秩序掩盖了事实真相，使他们看不清楚。他们觉得，与让老百姓相信自己能够承受一切相比，让君主们相信自己是万能的则更加容易[340]，他们去中国就是想要挑起巨大的变革。

然而，一些真实的东西通常和错误混为一谈，中国的政体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或因为某个不同寻常的情况，而无法达到它本应达到的腐败程度。这个国家之所以产生了各种奇迹，多数是因为道德因素受到了气候的物质因素的压制。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气候对人口增殖特别有利，那里的妇女具有世界罕见的强大的生殖能力，就算是最残暴的政体也无法使人口增长受到制约。法老们会说：“我们干脆用巧妙的计策来对付他们！”但中国的君主却不能这样说，他们只能像尼禄那样心怀如下愿望：希望整个人类只有一个首领。即便暴政一直存在，中国的人口也会在气候的作用下越来越多，而且最后战胜了暴政。

中国时常发生经济困难，与一切稻米生产国没什么区别[341]。即将被饿死的百姓们就到处去寻找食物，如此一来，成群结队的盗贼就出现了，大多数盗贼被剿灭，只有少数越聚越多，但最后还是要被剿灭。然而，有很多省份距离京城特别遥远，有那么几群人也就慢慢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发展成直逼京城的武装集团，于是，他们的首领就登上了皇帝宝座。

在中国，事物的性质决定最终的结局，坏的政府会迅速受到惩治。当众多人民无法生存时，就会突然爆发冲突。在中国，君主会迅速受到显而易见的警告，而别的国家的君主则不会，所以在那里消除缺陷的效果非常不明显，而且非常困难。

假如国家治理得很差，在另一个世界就无法得到幸福，这辈子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对此，我们的君主非常清楚。而中国君主则有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如果不把国家治理好，帝国就会覆灭，他们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

中国的人民必须辛勤劳动，让土地产出足够的粮食，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因为中国的人口始终在增长，尽管不时地发生弃婴事件[342]。如此一来，政府就必须重视这一点了，政府希望每个人都能安心劳动，不用担心劳动成果被他人夺走，不用担心白白辛苦，所以政府必须时时关注人们的劳动。所以说中国政府就是一个管理家政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管理公民事务的政府。

因此，人们对各种法规议论纷纷。所有的一切只要与专制主义产生关系，其力量就会消失，尽管有些人曾经想把法律与专制主义和谐统一起来。在数不胜数的灾难的抑制下，专制主义曾想给自己套上枷锁，但是没有一点儿效果，它用枷锁武装了自己，就变得越来越恐怖了。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以畏惧为原则。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朝代里，国家版图比现在小得多，或许专制精神差了一些，但是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