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明白，整风整到了我自己头上。《这是为什么？》见报翌日，速中召开骨干分子会议，破天荒地没有叫我参加，事后也没有人向我传达会议精神。我十分敏感，知道肯定出事了，小组讨论时不敢再抢先发言。原来准备写一篇批判民 主党派反动言论的大字报，也只能任其胎死腹中。内心忐忑不安，我非常希望蔡处能找我谈话，指出我哪里做得不对，应该如何改正――毕竟我一直是按他的指示行事。然而蔡处似乎很忙，无暇顾及我的惶恐。有两次迎面碰上，他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便勿勿而过。看着宣传栏上大字报风起云涌，其他骨干分子们继续热火朝天地大鸣大放，我第一次感到阿Q遭遇“不准革命”之后的痛苦与无聊。

如此过了一个礼拜，开始有人在小组会上点名批评我的鸣放言论，并且与我“一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联系到一起。我当然不服，站起来与对方辩论。组长陈洪谦会后找我谈话，叫我不要一触即跳：“整风人人都需过关，同志们刚给你提点意见，你就坐不住，这怎么能行？”但我学不来老陈的“牛皮糖精神”，无法保持沉默，于是小组会演变成辩论会。几名骨干分子不顾昔日情分，对我实行轮番轰炸，我仗着伶牙利齿，一人舌战群雄，不落下风。

那段时间《人民日报》几乎每天发一篇社论，有意在引导运动方向。总的基调是“收”，对民 主党派的过激言论进行“反批评”，但与此同时，仍然继续刊登一些较为温和的批评。这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上边是在纠偏，而非从根本上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多年后我才知道，在《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当天，**就为中 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内中有云：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根据这份文件，我相信自己当时已被速中划入“党团动摇分子”之列――好笑的是，此前我还一直以“青年近卫军”自诩。小组成员和我辩论，目的也是让我“尽量吐出一切毒素”。可惜那会儿我不明究里，仍然一本正经地与对手们唇枪舌剑，让记录员整出厚厚一大摞材料来，完全成了瓮中之鳖。**其时还写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当属配套的实施细则。此文至今未见披露，想必更加精妙，他老人家的斗争艺术已臻化境，叫人不得不服。

到了6月19日，另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题下有注：“这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 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 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 主专政和**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 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我当时看到这些话，心便沉了下去。我自信未曾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批“三风”的那些言论，是足可以让人做这方面文章的。**的讲话速中领导传达过多次，我从没注意到要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以攻击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 克思主义。――如果我知道**还说过这些话，我怎敢冒着“右倾”的危险，毫无顾忌地大批“三风”？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篇应时之作，这些内容讲话里原本没有，是**为了反右需要，“作了若干补充”。

他这一补充，我算倒了霉。】